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 2015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公众传统媒介使用情况和新媒介使用情况分别显著正向和显著负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据此,应进一步转变传统媒介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定位,规范新媒介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内容导向,以构建有序循环的"政府—媒介—公众"对话体系,提升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效率。     

共同生产行为与公共服务感知绩效：对环境治理的一个跨层次分析

环境治理是政府与公众共同生产的过程,新公共治理理论强调,公众的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但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仍存在不同研究结论。实证结果显示,个体共同生产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并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但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这一组织层面的变量后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对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当地方政府投入高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正相关;当地方政府投入低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负相关。同时,地方政府的投入行为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存在外溢性特征,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会正向影响公众对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     

女性环保行为、媒介使用与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

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运用OLS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女性环保行为和媒介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表明:第一,女性环保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影响显著,女性越积极参与环境活动其对政府环境治理越满意;第二,媒介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为负向影响,政府应该重视媒介多元化信息需求,引导女性正确使用媒介;第三,女性环保行为、媒介使用和政府环保治理满意度的代际差异显著。     

媒介接触如何影响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基于全国经验性数据的考察

农村居民的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是评价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维度。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讨论农村居民媒介接触对其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接触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对于其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电视和报纸显著地提升农村居民对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同时,尽管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但只有手机网络推送的消息对农村居民的环境认知具有显著影响。结果表明,与新媒介的受众相比,传统媒介的受众持有更高的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认为,完善媒介宣传矩阵、优化农村环境治理薄弱环节以及着力解决媒介曝光的农村环境问题,是有效提升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可取之道。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公众环境行为

根据CGSS2013数据,本文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考察了社会资本和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的社会资本、媒介的使用情况对公众的环境行为均施加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对公众环境行为具有深刻持久的正向影响,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与公众的环境行为密切相关,但传统媒介对于公众环境行为起到动员作用大于新型媒介。     

环境分权如何影响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基于城市异质性分析

环境管理事权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方式如何影响碳排放强度格局？基于2005—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环境分权对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环境分权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倒U形”特征；（2）中介效应分析显示，环境分权通过阻碍城市环境治理和技术进步从而推高了碳排放强度；（3）环境分权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城市存在明显差异。环境管理事权下放，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均有明显的促增效应，但在西部城市的作用效果最强；环境分权显著提高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但在特大城市的作用不明显；环境分权使得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升高，但此影响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不显著。据此，为实现环境分权在降低碳强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尽快完善中央—地方多级政府的联合管理策略，推动城市环境治理和技术进步，并结合城市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的环境事权划分。     

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基于多主体与多区域的双重视角

探究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即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因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与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规避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进而规避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至关重要，可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基于2009—2016年长三角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在多主体与多区域双重视角下，考察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在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非对称效应，进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1)在多主体视角下，政府环境监管表现出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但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而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协同治理效应也尚未显现，存在多主体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2)在多区域视角下，依靠政府环境监管的协同治理模式在长三角大部分城市产生了积极的环境影响，但在以合肥、马鞍山为代表的安徽部分城市中并未产生积极的环境治理效果，即存在多区域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3)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能够通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未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     

多制度环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困境:产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着执行偏差以及污染反复出现等问题，要求对环境治理的多主体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多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关注复杂制度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我国环境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分别遵循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效用逻辑，不同行为逻辑和动机容易产生逻辑冲突或不协调，不利于形成环境治理合力。对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在中央政府层面，实现由“运动式”环保督察向常态化督察的转变，建立环保督察的社会化参与体系；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升环保绩效的重要性，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努力指数；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企业环保“红黑榜”，激发企业绿色生产的潜力；在社会公众层面，加强环保宣教，维护公众的环保参与权利。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对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和出生在改革开放前的年长者的环境意识存在代际上的差异,年轻人的环境意识水平整体上高于年长者的环境意识水平.年轻人与年长者的环境意识的代际差异主要是因为各自的影响因素不同.首先,年轻人的环境意识主要受到家庭人均年收入、社会保障水平、政治面貌、传统媒介使用频率、新媒介使用频率的影响;其次,年长者的环境意识主要受到政治面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新媒介使用频率的影响;最后,由客观阶层地位(即职业地位)、主观阶层地位(即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认同)、单位性质、户籍性质、政治面貌等组成的"社会结构因素"对年轻人的环境意识的影响作用最大,而由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传统媒介使用频率、新媒介使用频率组成的"文化因素"对年长者的环境意识影响作用最大.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前期研究重点关注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却较少关注公众参与这种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三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公众参与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检验公众参与是否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结果发现:（1）总体上公众参与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污染排放,但却存在地区差异,公众参与仅对东部地区降低环境污染起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尚未表现出显著影响。（2）公众参与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产生影响,但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的作用尚不明显,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经济规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则能够起到抑制污染排放的作用。（3）环境污染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累加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并且环境污染的动态持续“累加效应”大于空间“溢出效应”。分地区看,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动态累加效应更为明显,中部地区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说明中、西部地区污染治理形势更为严峻。即使替换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以上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公共产品类型、绩效与政府满意度差异

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2010年公共产品与政府服务调查数据,探究了公共产品类型和绩效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满意度的不同影响。根据民众对政府公共产品提供责任的期望,将公共产品分为完全政府型、政府主导型和个体主导型3类。回归结果显示,公共产品提供绩效对中央政府满意度影响较小,对地方政府满意度影响较大。其中,中央政府受政府主导型公共产品影响最为显著,地方政府受个体主导型公共产品影响较大。     

政府绩效对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作用机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比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政府绩效上的差异可以通过公众心理这一路径作用于政府合法性水平的层级差异。其作用机制是决策绩效与执行绩效的时空分离和公共危机管理。由于这两个作用机制,公众在心理上更容易认为中央政府绩效高于地方政府绩效,因而中央政府可以从政府绩效中获取比地方政府多的合法性资源,造成政府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强化和扩大。     

公众参与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公众参与对减污、降碳和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公众参与在减污、降碳和减污降碳协同方面都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公众参与会推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加大和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进而间接影响减污、降碳以及减污降碳协同。在区域视角下,经济欠发达区域的环境问题治理难度低,故公众参与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发挥的作用比发达地区更明显;此外,公众参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的公众参与不仅能对本地减污、降碳以及减污降碳协同发挥正向作用,同时这种正向作用又能辐射到周边地区。因此,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能够弥补正式环境规制的不足,本研究对减污降碳治理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高质量发展下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绩效的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研究

长江经济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推进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与保护是新时代长江经济带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评价体系,并选择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和空间统计技术实证测度了长江经济带2007—2016年间的环境治理绩效,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一）时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绩效整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改善趋势;（二）空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存在明显的由东至西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三）环境质量改善绩效对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环境治理综合绩效整体上发挥了促进作用,而环境治理保障绩效和环境福利提升绩效则存在一定的抑制。     

注意力一致性、环保约谈与环境治理效率——基于多项式回归结合响应面分析

基于政府—公众环境注意力互动的二元视角,采用多项式回归结合响应面分析方法,研究政府—公众注意力一致性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环保约谈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比政府公众注意力一致,不一致时环境治理效率更高;政府公众注意力一致情境下,相比低一致,高一致时环境治理效率更高;政府—公众注意力不一致情境下,相比政府注意力高于公众注意力,公众注意力高时环境治理效率更高;环保约谈强化政府—公众注意力一致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有助于公众关注的"倒逼"作用转为政府环保的自觉行动.     

基于公众满意度的我国基层政府绩效评估探析

基层政府是整个政府体系的基础部分,基层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完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整个政府体系评估机制的创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绩效的提升起着关键作用。我国基层政府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将基层政府绩效评估置于公众满意度导向之下。在确定＂公众满意＂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和中心目标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基层政府绩效评估面临的困境和制约因素,并结合我国国情提了优化基层政府绩效评估的诸项建议。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演化博弈的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行为分析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形势日益严峻,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基于演化博弈分析,从大气污染防治主体出发,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和企业,以及企业和公众四个层面建立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分析大气污染防治主体间的策略演进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博弈只有一个演化稳定策略,即双方都进行环境监管,其余三组演化博弈模型均有两个演化稳定策略,且最终的策略选择受到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促进各主体协同防治大气污染,建议加强技术创新从而降低政府监管成本以及企业治污成本;加大对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引入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