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孙犁人性观的变迁与重构

作家孙犁在解放区时期是一位美好人性的歌者,而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孙犁的人性观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他心目中的完美人性,即坚持其一贯的道德化定位,对责任与自由的双重期冀:在对个人进行道德伦理规约的同时,又给个人以适当的生存空间。     

坚守与突围--孙犁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中的人性书写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释了孙犁在五、六十年代的人性书写方式。笔者认为孙犁在这一时期既有作为胜利者对战争和英雄的肯定性评价和积极的推崇 ,又在一种失落中 ,通过对欲望的书写完成了对人性的重新审视 ,因而在价值抉择中呈现出坚守与突围的两重心态     

论法治与人性的契合和互动

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过程中,认真看待法治与人性问题,对法治的性质及其构建会有更深入的把握。从人性的外延分析,性恶和性善论两方面统一滋长出法的基本精神,即对权力的限制与对权利的保护;在人性的内涵上,人性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两者的冲突以及人的社会本性内部的冲突决定了法治秩序的必要;对人的理性的理解关系到法治实现的可能性。在法治与人性契合基础上,建构法治的价值目标便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性。     

人性和谐问题探究

和谐是当今社会的主流方向与大趋势,人性和谐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内容."人性和谐"的推定基于对"人性"与"和谐"的理解.它的价值诉求是人性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内容建构着力于人性诸方方面的合理化协调,基本特点是人性系统诸要素的和衷共济,最高表现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人性和谐在理论上的可能是有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指导、有马克思主义人学与矛盾观的理论基础和人自身丰富内容的主体依据;人性和谐在实践上的必要是它与社会和谐及环境和谐既相辅相成、又相互促进.     

孙犁小说的革命风景及其书写机制

"真善美的极致"一直是孙犁执着坚持的文学追求。在这样的文学观念影响下,"阶级"和"革命"等意识形态话语在他的小说中被"装饰"成优美的田园风光,变成了一幅有待发现的"风景"。在孙犁笔下,风景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审美层面,而是包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内容,而这样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作家主动渗透和主观建构的。"革命风景"在孙犁小说中真正成为了主体和客体相互建构,个人与时代相互纠缠,自然、历史、时代相互渗透的文学景观。在孙犁笔下,看似云淡风轻的田园风情、温情脉脉的人性人情,其实都包含着抗战背景下多种话语的张力书写;看似革命话语统编一切,但人性话语却在张力书写中成为风景的一极,最富艺术的生长力和时代的穿透力。这样的书写范式,主观上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客观上开拓了革命话语的书写空间,使得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     

人性假设与教育理论建构

教育面对的是人,因此,建构任何一种教育理论,都必须是建立在某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假设和认识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教育观和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对教育原则与教育方法的选择也各不相同,就会形成不同的教育理论。同时,它还为解释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制度的实然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     

论商鞅的人性自利说及其对法律思想的影响

从人性论的角度分析法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商鞅建构其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思路,这也对我国古代法律制度“重罚”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客观的意义讲,商鞅的人性自利说符合法律发展的本身需要,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进步意义。     

人性假设与德治的层次性

本文以为古今中外的社会管理思想在最高层面和最高价值取向上都是使人民过上优良、幸福的生活 ,但在具体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上 ,根据人们对于人性善恶的不同假设又基本上分为德治和法治两种基本模式。“德治”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多层次的 ,它至少包含有最高价值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这样两层含义。德治的内涵远比法治的内涵丰富 ,在最高价值层面上 ,德治和法治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在具体的操作管理层面上 ,两者却是以不同的人性论假设为其理论前提的 ,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在目前的德治和法治的讨论中 ,我们不能只注意到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渗透 ,从而忽视了两者在具体操作管理中的不同作用与功能。     

从汶川大地震看人性挺立的可能性

在汶川大地震中，我们看到了人性觉醒的可能性，但人性并未由此就挺立（建构）起来了，人性挺立的条件主要有两个：1．人性本善。即人先天必然地具有善根，这是人性得以挺立的内在根据。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根据在于人性的善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本善给予了极大的肯定；2制度保障。这是人性得以挺立的外在根据，出于对人性恶的限制，制度甚至比道德更有效。而制度本身唯有建立在善的理念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提升人性，使其向善。所以，人性挺立的最终根据在于人性本善。     

人性的规定性与教育的本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的统一,实然与应然的统一.而教育的本性在于发挥人的潜能,发现人的价值,通过文化使个体社会化,引导完备人性的建构与发展.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三个人文思维立场

医学呼唤人文理念和多元关怀,医学伦理学是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阵地。在教学中建立人文思维立场,有助于将人文范式和路径拉入进医学生视野,实现科学与人学的契合。人学视角能够确立对人价值属性的概念;系统化认知将思辨、整体、批判的思想方式融入医德规范的分野;博物学情怀则是一种眼光和精神,它可以撇开世俗和功利,还医学一份自由与本真。     

人文精神与纪录片文化景观

人文精神作为纪录片文化的内在灵魂,渗透于各种文化形态之中。然而在当代,纪录片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正在被各种混杂的价值取向所遮蔽,人文精神遭遇了边缘恪守和中心遮蔽的尴尬状态。本文立足中国传统儒家人文精神和隐逸人文精神,分析了它们与纪录片文化景观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应该力图探索人文精神在当代社会的新形态。     

道德建设的三个层面:人性、信仰、哲学信仰

道德是对人现存性的内在超越。具有现实性的人是自然、社会、精神三重属性的统一体。人性于道德有本源意义。人的三重属性是进行低、中、高三层次道德建设的客观根据。根据人性明确道德建设的层次、内容和理由等是道德建设的第一层面。道德建设是在与人性的幽暗面作斗争。因此,仅仅靠认清人性,用以颁布道德律令是远远不够的。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建设,必须借助于既基于理性又超越理性的信仰。信仰为解决应然与实然这一道德的根本矛盾给予合理的解释和有效的担保,具有本体的价值。将信仰重构作为道德建设的奠基工程是道德建设的第二层面。凡是道德的必是信仰的,但是并非任何信仰都能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所依助的对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华融为一体的哲学信仰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是道德建设的第三层面。     

论儒家人学终极关怀思想的当代价值

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核心的终极关怀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理想支柱。这既需要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根基,正确认识和辩证分析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人学终极关怀的当代价值,丰富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内涵的内容,为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发挥文化价值和文化根基的作用。     

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研究

医学是人学,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哲学的交叉学科。医学人文是医学与人文科学相互渗透、结合的交叉性学科群。现代医学可分为基础医学、技术医学、应用医学和医学人文四大部分。因此,医学人文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及五星级医生培养的要求,必须加强并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用系统论思想开展教育活动。     

人性、人格和人文:《贞观政要》官德生成的三重伦理向度

立足于儒家的政治哲学,《贞观政要》之官德以人性、人格和人文三重伦理向度为其形成的内外机制。其中,人性论和人格论构成官德的内在生成机制;由君德决定的人文政治伦理环境形成官德生成的外在动力机制。这一官德生成思想既具传统儒家政治伦理的德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之共性;鉴于贞观政治之特殊性,又具有实践性与普遍性等特点,从而赋予贞观官德以独特的历史魅力和现实的价值。     

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现实意义

通过分析非马克思主义人性假设的典型代表———经济人技术工具的特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性假设中人是社会的人、道德的人的特点,同时指出了经济人假设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困境,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性假设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以及指导实践中的现实意义。     

论人性演化的基本特征

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人性的演化是一个能动的创造性的过程，是层创与积淀、渐进与嬗变、内化与外显、进化与异化的对立统一。把握人性演化的基本特征，对于坚持人性问题上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加强人性的调控与修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高校学生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基于人性化理论视角

从人性理论出发,不但要考虑人的自然属性,更应该关注大学生的社会性需求和精神需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机理的变化问题,大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真正体现出实效性。有鉴于此,大学生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理应从物质环境入手,从思想观念、情感培养切入,以精神文化营建为目标追求,最终将大学生社区建成他们精神归依的家园。     

"方法论"的引领: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文学术

20世纪末的中国人文学术,虽然并没有像80年代中后期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方法论,倡导方法论,但丝毫没有忘却学术研究对方法论的总结、运用与开掘;无论在哲学、历史学还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学术方法论的更其深入、更其沉潜、更其扎实的思考,都似乎可以理解为中国人文学界对于新世纪学术的一种最直接的贡献,或者说是一种最切实的导引,一种最热烈的企盼.考察20世纪末三年中国人文学术的基本成就,应能清晰地看出,作为那个世纪中国人文学者走向新世纪基本学术姿态的显现,更深入、更沉潜、更扎实地思考方法论问题,总结、介绍并运用中外古今学术方法,开掘新的研究方法,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人文学术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