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体对同一题材的表现比较——从《长恨歌》到《长生殿》

文章描述了《长恨歌》、《长恨歌传》、《杨太真外传》、《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长生殿》在情节、人物和主题上的增设和演变,辨析了作为文学题材的李杨故事与史实的出入,比较了诗歌、小说和戏曲对表现同一题材在文体上的若干差异。     

《长生殿》：文人历史剧对历史的合理“误读”

中国古代历史题材剧的创作者有文人与艺人之分,《长生殿》是典型的文人创作的历史剧。文人创作的历史剧有两种创作原则,即曲史观和寓言观,《长生殿》则属于后者的代表。洪昇从“断章取义”的寓言观出发,将李扬故事合理地“误读”为情史,使剧作的政治主题因素与爱情主题因素最终得到统一。这既是洪异现实生活的曲折写照,更流露出作者创作过程中的自喻和补偿心理。     

从题材演变看“游龙戏凤”故事主题的变迁及意义

在游龙戏凤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客窗闲话》与杂剧《梅龙镇》和电影《龙凤店》,是非常重要的三部作品,这三部作品虽然围绕皇帝微服出游展开想象,但是在内容上还是有差异的,这就导致了主题相应地发生变化。《客窗闲话》突出原道说教意义,强调＂戒色＂;《梅龙镇》描写充满神性的皇帝的情欲追求;《龙凤店》则展示了人性的力量。     

从文本诠释到文化诠释——论理雅各《尚书》译本中的“详注”策略

为解决因文化隔阂导致的传播阻断,理雅各采用了"语码转换+文化诠释"的翻译策略,使其《尚书》译本带有明显的"厚重式翻译"性质。原文中高度凝练的数字式略语、言约义丰的专名、颇有来历的典故、言此意彼的隐义等,通过理氏详注,深刻内涵得以阐发。译注过程中,理氏尊重中国经学传统,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但不盲从,不照搬,而是带着批判的目光,进行独立的思考。理氏译本不仅为儒经西译体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更丰富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诠释模式。     

机关算尽太聪明，学样不成一场空——从长鼻子故事看“赏善惩恶”模式构成要素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思想常常融入民间故事中,引导民众向善弃恶.<长鼻子>故事就是这类故事的代表文本,它以其特有的赏善惩恶结构叙事,集中体现了民众的善恶观.通过对<长鼻子>故事的分析,可归纳出"赏善惩恶"模式的构成要素,即此类故事多以契约式叙事开始,由两个对立主角、两个对称行动和两种迥异结局构成.这种叙事模式以对比强烈的赏罚效果,在寓教于乐中培养了民众的善恶观.     

文人的自我疗救——从《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看蒲松龄的创作心理

蒲松龄的孤愤之作《聊斋志异》中 ,有近 1 /4的篇章描写青年男女的情爱、婚恋。这些情爱婚恋故事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知己之情的渴盼和礼赞 ,这是作者屡遭生活蹉跎 ,屡受人生磨难 ,期盼自身价值得以确认的穷而后幻的自我疗救     

论《故事新编》的“牺牲”主题

鲁迅对"牺牲"的话题有着高度敏感和深切体认,这是鲁迅思想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方面。他在小说中表达了"牺牲"主题,塑造了许多牺牲者的形象。在《故事新编》中,作者通过对古代神话、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与"加工"表达了对于牺牲者命运的思考、体认:即牺牲者的被背弃、被包围。其中《补天》《奔月》《理水》《非攻》在表现这一主题上显示出递进、延续的关系,如果说前两篇表现的是牺牲者陷入被背弃、被包围的困境无法自拔的话,那么在后两篇中,鲁迅则塑造了两个力图从中挣脱出来的形象。     

从“精神战士”的鲁迅看他的《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问世以来,对其解读的方法很多,而从“精神战士”的鲁迅出发去认识这部独特著作的意义和价值,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鲁迅从一踏上文坛就以一个“精神战士”的角色出现,他的小说针对的主要是“国民性”问题,《故事新编》同样是一部演绎他拯救国民性情结的小说。     

从“故事新编”《青蛇》看李碧华小说的创作特色

曾有论者将鲁迅的"故事新编"和李碧华的"故事新编"予以比较论述,认为李的作品在语言风格和对于人性、世界的犀利透视上和鲁迅有所相似。然而,李碧华毕竟是置身于现代社会一个大都会的作家,她的文学观也深深地印上了那个社会与城市的烙印。所以,金钱、权力成为了她笔下常见的诱惑之物,很多的对于人性真诚度的怀疑也在笔下流露出来。现代的思想借古代故事的躯壳来表现,让很多读者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作者以《青蛇》的创作特色为切入点,分析香港言情小说作家李碧华"故事新编"小说的创作特色,揭示李碧华的言情小说别于他人的独特之处。     

论李涵秋社会言情小说的特点

言情小说发展到清末,表现出了言情有余言社会不足的弊端,而此时的社会小说则过于强调政治功利性,很少涉及言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扬州作家——李涵秋,他将言情和言社会完美结合起来,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形式,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而且,对不久以后的五四启蒙文学,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此,李涵秋和他的社会言情小说在晚清民初小说史具有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汉族与畲族人兽婚恋故事比较研究

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有人兽婚恋故事的存在，这是因为这些民族同根同源，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各民族又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虽然有着相同类型的故事，但是受本民族思想的影响，对这些故事又有着欣然不同的观念。人兽婚恋故事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     

语言·故事·解释——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学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事离不开语言,而语言的特质决定历史叙事必然具有修辞色彩。史学家将零散琐碎的单组历史事件转化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蕴涵开头、中间、结尾的完整故事这一过程,势必伴随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涵解释,这个过程无法绝对摆脱史家个人的主观好恶和情感偏好,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诗性构筑。      

试论爱情文学文本与悲剧艺术的关联性

在文艺创作活动中,作家、艺术家大都倾向于以悲剧的艺术形式来处理和表现爱情题材,而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也似乎能从爱情悲剧中获得更多的艺术享受。这种看似奇怪的艺术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心理原因,本文运用文艺心理学的方法,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分别对此进行分析并认为,爱情文学文本与悲剧艺术之间确实存在一种符合艺术规律的关联性。     

1954－1956年间的《长生殿》讨论： 爱情主题说及其批判

建国以来开展的思想运动和新文艺观的确立,对开始于1954年的《长生殿》讨论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讨论伊始即对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爱情主题说"进行批判,并将其提升到"资产阶级思想"的高度,则多少偏离了学术讨论的常态。从这个角度看,1954-1956间的《长生殿》讨论虽然不能说已具有了"思想事件"的性质,但却透露了向这种性质演变的迹象。     

论社会言情小说《广陵潮》中的新式女性形象

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标尺,中国古典小说中女性的情感及思想变革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而近代社会言情小说家李涵秋的代表作《广陵潮》中的女性,在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通过小说中的女性,我们可以了解晚清三十年的变革,从众多女性的情感历程中,可以再现社会、时代的缩影,因此,我们以社会言情小说的开山之作——李涵秋的《广陵潮》为例,来分析过渡时期的女性形象,进而,把握社会言情小说的价值和启蒙的意义。     

论当代言情小说中强权的寡母形象——以《我是一片云》为中心

当代言情小说中寡母总是爱滥用母权,干涉和压制儿子的婚恋选择。寡母强权主要源自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原始社会母亲崇拜的情结,二是儒家孝文化赋予母亲的权力,最后是心理原因。总体而言,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寡母在当代言情小说中渐渐淡出,孝的绝对权威被消解是寡母淡出的重要原因,传统孝道思想的长者本位立场是强权寡母仍然存在的原因。寡母扮演的就是爱情磨难的制造者,是男女爱情中一极重要的力量。     

《长夜漫漫路迢迢》中爱与恨的情感交织--用荣格原型理论解读人物关系

《长夜漫漫路迢迢》是尤金·奥尼尔的一部自传性家庭悲剧。剧中家庭成员间的爱恨情感相互交织。文章以爱与恨这2种情感为主线,分析剧中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之间爱恨情感的具体体现,并以荣格式原型的心理学为理论依据,探究剧中人物产生爱与恨情感的原因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悲剧意义。根据荣格原型理论,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的存在影响了泰隆夫妻间的关系;个人无意识的存在则影响了他们与自己2个儿子间的关系。     

浅谈《搜神记》中人妖相恋神话的文化价值

《搜神记》作为东晋时期一部著名的志怪小说集,代表了当时叙事文学的成就.本文选取其中的人妖相恋神话,从叙事角度、民俗文化和文学价值等几个方面逐一阐述,显示了其独有的文化价值和对后世神怪文学的影响.     

1961-1965:调整时期的《长生殿》研究

调整时期政治形势的复杂演变,对文艺与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的《长生殿》研究,在强调作品思想内容与思想主题的同时,虽然加强了对艺术结构问题的关注,但这种关注不可避免地服从于思想性的讨论,而对"爱情主题说"的批判也仍在继续。政治因素对学术研究的深刻制约,在"文革"前10多年间的《长生殿》研究中得到了充分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