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

山西票号的创建,揭开了以汇兑进行结算的新时代。山西票号全部是由总号和分号组成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此即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本小、利厚、快速高效。由于这种经营模式特别能够适应金融市场复杂多变的需要,所以奇迹般地创造了山西票号的辉煌业绩。     

李宏龄与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 ,既有客观因素 ,亦有人为因素。李宏龄曾长期担任尉丰厚票号的分号经理 ,他的改革举措因各种原因归于失败 ,从中我们不难体味“人事”对山西票号转型的阻碍作用。     

山西票号在广东

晚清时期,山西票号在广东所设分号共有15家,大多在广州和汕头两口岸。山西票号在广东的主要活动包括汇兑和存放款,其汇兑活动除帮助清政府上解各种饷项以解决财政危机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南北商业贸易汇兑和对外贸易汇兑,体现了晚清中国金融业从内陆向沿海延伸,从国内商业资本的汇兑走向对外贸易的投资这一新趋势;其存放款活动主要是针对广东地方政府和官员,可见山西票号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关系之密切。此外,山西票号在广东还从事商业贸易和发行银两票的活动,促进了当时广东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山西票号业务结构

汇兑、存款、放款构成了票号的基本业务。因票号的创办者及主要经营者为山西人,所以习惯上被称为山西票号。票号曾长期经营官款,有关其资本属性的界定与此密切相关。广义上讲,票号的服务对象亦是其业务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详尽的量化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异地汇兑为票号的主营业务;官款业务在其总业务中仅处于从属地位;而为广大工商客户提供信用支持才是票号业的主要职责。     

创新与固守：山西票号发展路径的两重选择

在山西票号的百余年发展中,创新与固守是其发展路径的双重选择。因地理环境和气候的特殊、政治及历史因素的偶合、创新型商业人才的蕴育等因素而促成经济文化创新,如对传统重农抑商观念的改铸、商铺改组票号、厚德重行人才培养模式和独具特色经营管理制度的开创等。然而,长期浸润于传统文化之下的票号经营者,因摆脱不了官本位和封建皇权及与生俱来的保守和排外,终使票号在固守中走向衰落。山西票号的兴衰说明,企业长期繁荣的基础是知识和创新。     

山西票号的发展对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启示

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不仅是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 ,也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对中国金融业的鼻祖———山西票号发展的研究 ,对比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及成因 ,山西票号在政企关系、经营意识、市场构建以及管理创新等方面的经营经验 ,对解决这一难题会有所启示     

经理人激励制度的多维解读--对"山西票号"的一个历史判断

早在100多年前的山西票号经理人激励制度,是以“顶身股”为核心、多种有效激励方式的较为全面的激励制度。它对我国公司制企业建立有效的经理人激励制度极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因此,我们引入西方经理人激励制度的同时,更应从山西票号的激励制度中寻求可资借鉴之处,科学地继承这一根植于我国本土的经验,并将中外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探索适合国情和现有制度环境的有效的股权激励制度。     

山西票号业的金融创新

山西票号是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 ,曾经有过“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辉煌。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信用机构 ,票号第一次使银行业的存、放、汇三大业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使得中国的金融进一步走向健全和完善。     

山西票号中前期顺利经营的制度性因素

山西票号是中国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曾执中国近代金融业之牛耳近一个世纪之久。它之所以有这样的业绩 ,应归因其较完备的制度性因素 ,即顶人身股理念的应用、严格的人事管理制度及灵活的经营管理策略 ,等等     

山西票号高效执行力的动力机制

本文提出高效执行力是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的观点,文章以山西票号的案例,评介了其经营战略与制度的执行情况,分析了其高效执行力来自动力机制与训育机制,认为动力机制是两全分离制、人身股制、薪酬福利社保制、宗法与担保制,其训育机制是学徒制,这些历史经验对当代企业管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谈“山药旦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山四农村为创作题材的一些作家们,由于创作风格的接近,被文艺界看作一个流派,是在五十年代的后期。或称“山西派”,或称“火花派”(因《火花》刊物而得名)。郑重提法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谐谑说法则为“山药旦派”。追根溯源,这个流派滥觞     

山西票号的用人之道

山西票号之所以享誉华夏,驰骋海外,其用人之法,实为主因之一。其选人上的严格把关、用人上的唯贤是举,优化了人员素质;严格的号规规范了企业的经营和人员的行为;顶身股的运用增强了企业的聚合力。这些成功经验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巴渝古韵 三国遗风 古城阆中侧记

很多人对丽江耳熟能详，知道四方街知道东巴文化知道纳西古乐：很多人徜徉过平遥古城的古老城墙，知道镇国寺知道双休寺知道日升昌票号。可是鲜少有人深刻的了解阆中，了解这座已有两千三百多年历史，与云南丽江、山西平遥，安徽歙县并称为中国四大古城的古老城池。     

北方大院

在我国北方的古建筑群中，以北方的大院群落作为最基本的形式。多产生在明清时代．给人以高大华贵的气质。主要分布在山西、冀北，以乔家大院、常家大院为代表。在中国古建筑史上．北方的山西大院和皖南民居齐名并列，一向有“北山西，南皖南”的说法．是因为在历史上这两地的人都善于经商，并在故乡大建豪宅而出名。     

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明中叶九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九镇军需供应的扩大以及蒙汉私市贸易和马市贸易的出现,为晋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清代晋商的壮大是与清王朝统一中国版图、平息西北叛乱同步进行的,清政府的鼎力支持是晋商地位显赫的重要原因。晋商不仅在开发蒙、满地区,发展边地贸易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和中日长崎贸易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晚清票号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密切结合,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最高峰。山西票号不仅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外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三本《罗氏家谱》否定两个假罗贯中

山西清徐发现的《罗氏家谱》认为罗贯中是清徐人 ,山西祁县的《罗氏家谱》提出罗贯中是祁县人 ,其实细加考证 ,这两种说法都不能立 ,以此炒作更不应该     

晋商顶身股缺陷之再思考

顶身股作为山西票号经营管理体制的核心,其自身缺陷一直为大多数晋商研究者所诟病。笔者从对目前晋商研究中关于顶身股缺陷主流观点的反思入手,提出缺乏对顶有身股伙友的有效制约、财东的无限责任以及晋商后人安于享乐的思想是顶身股在实际运行中偏向的原因,并据此提出对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启示。     

清代山西的商业城镇——太谷

太谷自古就是山西著名的商业城镇,清代至民国时期商业发展到鼎盛,城内店铺林立,商业贸易活动繁盛。清代中叶,随着票号的创办,太谷县城逐渐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从现存于太谷县城外净信寺的一批碑刻资料入手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还原清代及民国时期太谷城内的商业面貌,并考察出太谷籍商人的行商地域范围。     

员工持股制度探源——从晋商票号的身股制说起

中国古代的商人,虽地位卑微,却在赚取利润、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开创了近乎完美的运作方式,其中有些制度今天仍在广泛使用,比如类似股份制、集团经营、连锁经营等。他们虽然缺少现代经营学说的理论指导,但却丝毫不能掩盖智慧的光芒。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山西票号中广泛采用的“顶身股”制度,这与现代员工持股制度异曲同工。当前,我国的企业发展中激励需求与现有制度发生了一定的冲突,一方面企业在发展中人才需求受到制约,另一方面,相当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受到限制。如何协调两者,是企业发展不容忽视的难题,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票号中“身股制”——这一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企业制度。     

票号改革家李宏龄

李宏龄（1847-1918）,字子寿,山西省平遥县源祠村人,清末著名票号改革家。其先世以业商致富,后遭战乱家道中落。同治初年,李宏龄到本县某钱庄当学徒,学成而钱庄败。同治七年（1868）,年过二十的李宏龄因有钱庄从业的基础,经乡人曹惠林推荐,得以进入蔚丰厚票号。从此走上了毕生从事的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