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罪人收奴刑的变迁看“隶臣妾”“城旦舂”的身分

<正> 《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后,史学界同志在探讨“隶臣妾”身分问题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古代的收奴制度问题。主张隶臣妾身分为“官奴婢”的同志认为,“将罪犯收为奴婢的制度,在秦以前早已有之,秦律只不过沿用了这种制度”;持隶臣妾为“刑徒”说的同志则认为,“在古代社会,有些刑徒可能是奴隶,但并不一定所有的刑徒皆为奴隶”,“隶臣妾仅仅是一种刑徒,他(她)们并不是官奴隶,也不相当于奴婢”;还有几位同志把秦律中的罪犯二元化,主张“隶臣妾”是奴隶,“城旦春”是服刑六年的“刑徒”。显然,这些同志一致认为秦代依然存在着收罪人为奴的制度,而且都以是否属     

关于“奚”、“羌”的阶级地位

一般都认为奚、羌是奴隶。首先把奚解释为奴隶的是罗振玉,他在《贞松老人遗稿后丁戊稿》中释奚为用绳索捆绑罪人或奴隶。其后郭沫若进一步确定奚是奴隶,他说“奚”字字形是“所拘者跪地反剪两手之形,实非从女,然谓当以罪隶为本义,……此字足证奴隶之来源。”(《卜辞通纂考释》)此后,多数史学家采用此说。赵锡元不同意把奚视为奴隶,他认为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奚,全是被杀作人牲的,没有见到用于生产或服役的记载,所以他说:“殷代的奚,还没有下降为     

“隐宫”“隐官”辨析

“隐宫”之词首见于《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皇始三十五年,“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廖,世世卑贱”。究竟什么是“隐宫”?最早作出解说的似     

扁鹊墓考辨

战国时民间名医扁鹊死后埋在哪里?《酉阳杂俎》说:“卢城以东,有扁鹊冢”;《河间府志》说“扁鹊墓在任邱鄚城东北”;《明一统志》、《张德府志》说“扁鹊墓在汤阴伏道”;《陕西通志》说“神医扁鹊墓,在临潼县东北二十里”;此外,山西虞乡县东十四里古市镇、山东长清县鹊山和陕西城固县亦均有扁鹊墓。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但详加考证,以《陕西通志》记载,即扁鹊葬于陕西骊山北麓戏水河东岸的可能性较大。     

“宰”的阶级属性

“宰”见于甲骨文和《论语》等古文献。史学界对宰的身份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宰是奴隶,一类认为是统治集团的官吏。认为宰是奴隶的史学家有宋衍、范文澜、郭沫若等。范文澜、宋衍等据《说文》宰是“罪人在屋下执事者”的解释,主张宰是罪犯奴隶。宋衍说:“有一些是自由的公社农民,因犯罪而被没收为奴的,宰便是。”(《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3期)范文澜说宰是手工业和厨下奴隶。管宰的大官叫做冢(大)宰,是百官中权力最大地位最高者。郭沫若的看法与他们略异。他认为宰和臣一样     

“隶臣妾”是带有奴隶残余属性的刑徒

对于秦汉律中的“隶臣妾”,古代典籍中虽有解释,但很不详尽,难于弄清其性质。一九七五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提供了大量关于“隶臣妾”的第一手材料,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发表了不少卓有见地的论文,使人耳目一新。对“隶臣妾”的性质,当前主要有三种看法:有的同志认为是奴隶,有的同志认为是刑徒,还有的同志认为形式上是刑徒,实     

否定孔子删诗说的几点补充意见

孔丘(前551—前479)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也是最早实行分科教学的人①。但是,有关孔丘“删诗”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最早提出孔丘“删诗”的人,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自司马迁孔丘“删诗”之说一出,赞成的,反对的,都大有人在。赞成孔丘“删诗”的,可以班固、王(辶免)、刘知几等人为代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孔丘“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     

“隶臣妾”与“公人”

<正> 《云梦秦简·秦律》出土后,学术界曾就“隶臣妾”的身分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由于秦律本文未见关于隶臣妾及其他刑徒服役期限的明文规定,加以争论各方对秦律刑、罪序列的认识又很不一致,所以对秦刑徒是否有期及刑徒是否属官奴婢身分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出公认的结论。1975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古佚文《守法守令十三篇》中的一条关于田税的令文涉及战国初期齐国的刑罚体系和“公人”的身分,对说明“隶臣妾”的身分很有助益。兹移录于下并略加分析: 卒岁田少入五十斗者,口之。卒岁少入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     

释《论语·子路》“鲁卫之政兄弟也”

《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曾经向孔安国“问故”,可见司马迁原来是孔安国的弟子。孔安国做过《论语》的训说(见何晏《论语集解序》),因而司马迁对于孔安国《论语》的训说,照理未尝没有所闻。至今看来,司马迁所有叙述到《论语》的地方,就很可珍贵,可供采取的胜义确实有的。兹举一例如下: 《论语·子路》说: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单从《论语》的简单字面上,我们完全看不出孔子当时在怎样的情况下讲这话的。读了《史记·孔子世家》,才明白孔子说这话是在卫国的时候。《世家》说:     

司马迁生地浅探

司马迁的故乡在汉代左冯翊夏阳县,即今陕西韩城市,这已为多数史学家所承认。但是,具体出生地究竟在哪个村镇?史家却有几种说法:一、郑鹤声认为司马迁诞生在芝川镇(《司马迁年谱》)。胡佩苇、季镇淮和郭维森同此说。二、王国维认为司马迁诞生地在华池(《太公行年考》)。三、康行(亻间)认为司马迁诞生在高门(《康熙韩城县志》。四、高健认为司马迁诞生在龙门寨(《韩城胜迹之冠》,载《文物     

论“陕军东征”

初夏的五月,在西京骊山脚下,榴花掩映着秦陵唐泉。这时候,我们来到北京参加作家出版社召开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住在建国门外空军大雅宝饭店。这里每日供应温泉浴,浓浓的硫磺味儿,叫人晃然又回到了骊山的温泉汤边。就在这个座谈会上,京华一位热情的评论家说,去年下半年以来,陕西几位小说家先后在首都各家出版社推出了他们的长篇小说,象陈忠实的《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象贾平凹的《废都》(《十月》出版社),象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作家出版社),听说还有几部。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补充,有的说还有京夫的《八里情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还有程海的《热爱生命》(工人出版社)。有的说还应将早半年出版的赵熙的长篇《女儿河》(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归入这“东征”中去。这位评论家接着说,这些作品都有较重的份量,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真是一次“陕军东征”呀！在场的记者,     

《离骚》篇义辨

《离骚》篇名题意,历来众说不一。其不同的解说,无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曾归纳过的几种,至今尚无确解。最早的当系司马迁的“离忧”说。其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云:“离,别也,骚,愁也。”又云:“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这实乃对司马迁“离忧”说的进一步解释。《史记·屈原列传》云:“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是怎么作出此解的呢?细考《史记》原文,不难发见“离骚者,犹离忧也”的上文,有“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等数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可见,司马迁“离忧”说的“忧”,不仅有“忧愁幽思”之义,而且这种“忧愁幽思”是在屈原不被楚王所容而被疏离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离忧”不正是“别愁”(即“离别之愁思”)之意吗?     

治国之道 富民为始——试析司马迁的富民思想

富民,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充分肯定,人们是要求富的。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们为追求财富而“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然而司马迁对求富的人并不是同等看待的。他所称道的首先是求富的人们中的“布衣匹夫”、“编户齐民”。《货殖列传》中主要写的就是编户齐民从事生产经营,获利致富的事迹。这些人从事农虞工商,地位低下,特别是商人,被称为“贱行”,汉兴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打击措施。司马迁却将他们中的富者跟王侯进行比较,认为“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是“素     

谈司马迁的思想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的《史记》作者司马迁,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民所称颂,这是理所当然的。远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的汉朝,出现了这样一位开创了为历代史学家所宗的历史纪传体的先河、塑造了诸多为人颂扬不已的人物形象的文史大家,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是,两千多年来,对这位伟大文学家、史学家的思想,却一直是众说纷纭的。班固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论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敝也。”有人说他“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有人说他“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除去阴阳五行成分)和道家的思想界限。”有人说他“主要接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同时也接受其他各家的一些影响”,他“超过同辈人的地方在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还有的说他“接受了儒家思想,接受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从以上众多的看法中,可以看出分歧还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司马迁基本上是儒家思想,批判地吸收各家,特别是道家的思想影响。这些,本文暂不论述。我们想谈的是司马迁还有儒家和道家所包含不了的更为突出、更为光采夺目的思想——民主性的要求、丰富的人民性、以及对利的看法。     

秦始皇“厚今薄古”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政治机构的设置问题,在大臣中曾发生过争论,先是王绾、后由淳于越等人建议秦始皇采用分封制,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丞相李斯,却力主设郡县。他说:“三代之事何足法。”并给淳于越等人扣上了“不师今而学古,惑乱黔首”的帽子。 很明显,所谓“不师今而学古”,是针对淳于越等人提出的分封制来说的,此外就不再包含别的什么意思。可是,后人不察,由于秦始皇听信了李断的话,分天下为36邯,其后又为防止儒生“以古非今”而实行李斯建议的“焚书坑儒”政策,于是就称秦始皇“厚今薄古”。     

论屈原的沉江壮举与南楚文化的关系

屈原自沉汨罗,司马迁称许道:“推此志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人大多也同意司马迁的意见。班固首标异议,以为“君子道穷,命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班固《离骚序》),那么屈原遭到排斥,就该认命,明哲保身,不该怨剌。     

司马迁论《易》

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阴阳五行比附儒学,成为神学正统,以充封建专制的御用工具。在此唯心思想盛行之时,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的宇宙观却与其相反,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不断地与怪诞的唯心思想作一定程度的斗争。司马迁的宇宙观及其对易学的见解,在其所著《史记》的片言只字中,能窥见其大概。 他首先认为: “易以道化”。(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易》是先秦研究宇宙的载籍,司马迁用《易》说明宇宙是不断变化的。在此基础上他在《自序》中进一步说:“易著,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是官书,而是私人著述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不仅在史学范畴创造了通史、正史的先例,被称为史书的“极则”,也在文学领域中,创造了纪传体散文的典范。兹仅就其文学方面的价值。略述于下: (一)《史记》纪传文学的宝贵根据 《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列传”和一些“本纪”、“世家”中。考其根据,应有三个方面,都是极其宝贵的。 其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导源于儒家,其次也受道家和法、墨诸家的影响,既有继承,又有改造,这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司马迁十分尊重孔子和六经,《史记》之作,就是标榜《春秋》而又有所发展改造的。班固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先黄     

秦灭六国顺序辨

司马贞《史记索隐》记秦灭六国的顺序是:秦始皇“十七年得韩王安,十九年得赵王迁,二十二年魏王假降,二十三年虏荆王负刍,二十五年得燕王喜,二十六年得齐王建。”司马贞的这个结论与司马迁的记载不尽相符,所以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