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武"与"习武"

本文通过分析,阐明了"讲"和"习"具有相同的词义特点:"反复多次",并且都与武事相关。"讲"和"习"在"练习"义位上构成了同义关系,使得它们能够构成这个意义上的词组,并逐渐凝聚成同义复合词。因为"讲"包括了言和行两方面的行为,而"习"针对的是行动,所以排列的顺序是"讲 习"。从经传中的使用来看,复合词"讲习"舍去了其语素"讲"与"习"的其它特点,只抓住了"反复演习"这一点。     

"侪"、"辈"、"属"、"曹"、"等"之我见

古代汉语中的"侪"、"辈"、"属"、"曹"、"等"是用来表示复数的,但不能把它们看做代词的复数形式.这几个字虽然具有相同、相近的词汇意义,但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的,特别是在用法上.     

质疑"信"、"达"、"雅"

长期以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我国广大译者奉为翻译标准,被认为是译界的金科玉律.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信"、"达"、"雅"提出质疑.首先,认为"信"达"雅"不能称之为翻译理论;其次,指出"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的适用有一定的局限性;最后质疑"信"达"雅"的经典地位,并提出人们不能盲目推崇"信"、"达"、"雅",而应该拓宽视野,借鉴西方近几十年来翻译理论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把中国的翻译理论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难免"和"难免不"

"难免"和"难免不"曾被认为是一对同义的语言单位,能互换使用。研究表明,在后接具有褒义内涵的语言单位时,"难免"和"难免不"一般不能互换;"难免"先于"难免不"产生,使用频率大大超过"难免不";从结构形式上看,"难免不"不是一个合格的结构体,它被看成一个语言单位,是重新分析的结果。"难免"一词符合荷恩等级关系."难免不"中,"难免"起到了弱化和模糊"不~"的否定意义的作用。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从"白话诗"到"新诗"

本文讨论五四诗歌革新运动中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演变过程。认为在"白话诗"时期,是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中寻求突破,致力于"工具"的改革和形式的解放;到了"新诗"时期才改变自己的写作背景和思想艺术资源,在内容、诗体、修辞上全面接受西方的影响。     

本体论的"本义"与"转义"

"本体"在中文词源里,有"最高"、"最根本"、"最普遍"、"最重要"等含义;本体论虽然是外来词,但翻译为中文后,与原来的ontology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产生了明显的"转义": 如果说ontology的"本义"是一种"是论"或"存在论",是一种超验的"纯粹的逻辑规定性",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是"与经验世界隔绝或者先于经验世界的理念世界、绝对精神、纯粹理性的领域",是"不能从现实世界得到验证的纯粹的原理",是比一切其他哲学思维都更纯正的"第一哲学"的话,那么在中国的"水土"上,"本体论"已经具有了比西方的ontology丰富得无可比拟的"转义".这种"转义"包括了人类对世界上一切"最高"、"最终"、"最根本"、"最普遍"、"最重要"的事物(或事件、事情、事实、事理等等)的追求,包括了人类对各种经验的和超验的"逻辑"、"原理"、"范畴"的把握和运用,包括了人类"溯本求源式的意向性和无穷无尽的指向性思维"及其所获得的成果,包括了人类"超越有限,指向无限"从而能动地实现人生根本意义的终极关怀.这种"转义"既有中华文化的传统影响,更重要的是学科发展本身的需要.在哲学范畴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汉儒称"儒学"为"儒术"考

"儒学"这个概念,不见于先秦典籍,为汉儒所独创.汉儒创造这个概念,用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或日"儒家的学说",但汉儒又用先秦已有的"儒术"这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汉儒为什么称"儒学"为"儒术",以至于兼用这两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文章藉梳理"儒学"、"儒术"概念之衍变历史以说明这个问题,并认为,在汉代,"术"化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由重"道"转向重"术",是时代对儒家的要求,汉儒之所以称"儒学"为"儒术",与这一时代要求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譬"、"比"、"喻"辨析

在汉语史上,先后使用"譬"、"比"、"喻"等词语来指称比喻这一修辞格.但在先秦时期,这些词语之间还存在着显著区别.自战国至东汉,它们的意义分别发生变化,并且在"比喻、比方"的意义上逐步接近.本文简要分析了这三个词在意义上的区别,并勾勒出其各自的演变过程.     

试说"五至"、"三无"和"五起"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着重探讨了"五至"、"三无"和"五起"三事。此三者分别对应于"志"、"气"和"气志"三大范畴,同时也对应着礼乐之实、礼乐之原和礼乐之用三个方面。"五至"强调了"志"的主导作用,谈的是礼乐之实;"三无"则主张"气"是"志"的外化,讲的是礼乐之原;"五起"是对前两者的进一步发挥,主要突出礼乐之用。其对应的"气志"则是"志"和"气"的统一,正如礼乐之用是由礼乐之实和礼乐之原所造就的一样。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人文主题"与"语言生存"的深层困境--《狂人日记》"叙事策略"释读

<狂人日记>的文本存在,不仅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技法所开创的世纪性探索,而且是为寻求人文主题的语言生存,借现代小说独异的"叙事策略"所进行的一次"文化探险".对小说主题进行文化释读与对小说文本进行文学释读,是准确而全面释读"鲁迅文本"的基本视界.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