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揭傒斯“苏李”题画咏史诗

揭傒斯"苏李"题画诗,是在前代文人有关"苏李"文学创作基础上的一次较有特色的开掘."苏李"故事自然流淌在揭傒斯的笔下,他讲述的不仅仅是发生在汉武盛世的悲剧,还是对自身生活和时代政治的理解和阐释.     

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有其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的出现,也绝非偶然,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本文从重视儒家人才、学校教育、政治地位的转变、环境的改变、汉文著作翻译影响等方面论述了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     

多元文化背景下葛逻禄贤的诗歌创作

在元代文坛,西域作家创作十分活跃,且成就斐然,当时著名文学家欧阳玄即评其"诸国人以诗文鸣者前代罕有"。贤,西域葛逻禄人,其祖在蒙古对金战争中落户中原,后迁徙江南。西域少数民族的超逸气质、不屑于科举利禄的淡泊心志和天然淳朴的率真性情,加上中原厚重文化的滋养、江南秀丽山水的浸润,完成了贤作为葛逻禄氏的汉化过程,也造就了元代文学史上一个个性鲜明的诗人。其诗或抒写对亲友的真挚情感,或痛心元末百姓的苦难,或纪各地风物人情,学古而不泥古,自然清雄,朴实厚重,在元代诗坛独具特色。     

试论元代方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方志史上 ,元代方志处于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起着承前启后的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地方志在元代继续得到发展 ,不仅表现在数量上 ,更突出地表现在创立了新的方志种类———“一统志”上。同时 ,元代在方志理论上也作了进一步探讨 ,并有新的发展。正是由于方志在元代得到了继续发展 ,为明清方志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     

胡应麟的文学生涯及诗歌创作

胡应麟是明代后期一位多产的诗人。早年即显诗才;随父京居时的诗作未被格调束缚,不事雕琢;结交王世贞,其声名影响大增,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都取得很大进步;中年以后科举不顺、疾病缠身,加重了他诗歌的消极意蕴。他的诗主题略显单一,重在抒情言志,基调偏于消极;艺术上以写景见长,五言诗意境空灵,七言诗格调奔放,寻求古韵古调的乐府诗有时也颇具真情实感。     

顾炎武对平阳府的考察及诗歌创作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与山西平阳府有密切联系,康熙元年（1662）冬,顾炎武至平阳府,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病逝 于平阳府曲沃县,期间二出二进平阳府,对平阳府各县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进行了详实记载、考证和纠谬,为我们留下了研究明 代平阳府的重要资料,体现了顾炎武致力于纠正晚明空疏虚浮学风,立志开经世致用实学之路的精神,也体现了顾炎武考史鉴 今的学术理念。而从顾炎武在平阳府的诗歌创作中可以体会到先生的亡国之痛和一心复国、不仕贰朝的爱国情怀。     

元代诗歌的创获与发展——袁桷诗歌创作论

袁桷作为元大德、延祜年间的文坛领袖,其诗歌对元代诗歌的确立与定型有着重要作用。他在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实践上改变了宋末诗风,其古诗具有重视兴象、意象高古之特点,歌行体表现出清新绮丽的诗风。袁桷在诗歌渊源上以汉魏建安诗人和唐人李贺诗为取法对象,对元代诗风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论阮葵生的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

阮葵生的诗歌创作以其1761年入朝为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主要有咏怀言志诗、咏史怀古诗、写景纪游诗和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后期作品以唱和赠答、题画、写景咏物为主,既是作者交游和审美情趣的实录,又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史料。阮葵生与当时各个诗歌流派的主将都有联系,力主性情说,推崇平易流畅的诗风。     

黄庭坚在太和任上的诗歌创作

该文以黄庭坚在宋神宗元丰三年到元丰六年(1080-1083)知江西吉州太和县事所写的诗歌,探求黄庭坚在 初为地方官时的爱民情怀,及其在任上创作的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和他作诗“以故为新”,“点铁成金”的艺术特点。     

汉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一古代的中国可说是一个诗的王国，这表现在：一、诗歌创作极为丰富，二、诗歌理论著述也极为丰富．但同欧洲相比，在这两方面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和不足的地方，这就是：一、中国诗歌创作长于短篇（在漫长的中国诗史上，长诗不过《离骚》、《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瑟琶行》、《秦妇吟》等等而已），长于抒情（即使叙事诗也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而短于长篇，短于叙事；二、中国诗歌的研究多表现为短小精悍的即兴随意的诗话，而缺少系统严密的体大思精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史。路具规模的，在诗歌理论方面，当推钟嵘的《诗品》，在诗歌史方…     

元代中后期诗坛的私人化创作心态与逸趣的追求

在风格多样化的元代中后期诗坛上有两种风格追求是占据主导性的：一是雅正化,二是险怪化。但这两种貌似迥异的诗风追求背后却隐藏着共同的心理动因——私人化创作心态,且表现出同样的审美情趣——＂逸＂趣。所谓私人化创作心态,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内容的狭隘,＂哦风月、弄花鸟＂,而较少关注社会人生;二是境界的狭隘,体现为诗歌大多缺乏力度,缺少感染力。这种私人化创作心态的形成,是与元代中后期特殊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的。而两种迥异的风格追求流露出同样的审美情趣,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元代中后期文人尤其是汉族文人政治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

元代文学与元诗的特点之一是释、道、伊斯兰教、基督教四种宗教教士齐聚文坛。僧诗是元诗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研究积累极少,文献散失亦多。本文对元僧诗基本情况作了概括,并就诗僧别集的散失、辑佚、考释等,作了专题研究。忽略元僧诗,导致元僧诗文献散失;文献散失,直接后果则是对元僧诗的忽略。两者互为因果。元僧诗文献研究可以证实:元代僧诗相当活跃;宋元之际士人出家与科举不再实行有一定关系,主要是出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迄于元,诗僧是受到南宋江湖诗派影响明显的群体。     

元代诗人袁桷的诗歌创作

袁桷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山水田园诗较为出色,善于描摹事物,特别是声音,诗歌中表达了强烈的思乡之情。     

元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景物描写的特点

文章主要考察了元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景物描写的鲜明个性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热烈的爱国、报国之志以及深刻的参惮悟道的情结.认为了解这些特点,对于我们切实认识少数民族诗人,深入学习元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元朝的两都巡幸及长城边塞诗

为了适应少数民族统治的需要,元朝统治者建立了上都和大都两个都城,大都为首都,上都为夏都.两都巡幸制确立之后,众多文人学士扈从圣驾巡幸北方,创造了大量的边塞诗,按题材内容可分为途中纪行诗和上都风情诗,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元史续编》及《元史弼违》探析

明永乐初年,胡粹中政纪传体为编年体,撰成《元史续编》,对成宗以下治平之迹及版帝时事有所增补,书中评语多以儒家传统君臣之道立论,虽篇幅不多而颇便省览。嘉靖年间,周复使授编年体史著《元史弼速》,是从卫道者及汉民族本位的立场来评价《元史》的。此书的纪年及书法体现了孔子的正名主张,承袭了儒家思想,尊家而贬元,但也纠正了《元史》一些史事记载上的失误。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试论元明之际戴良诗歌之美

元明之际的世事变迁,深深影响了戴良的诗歌创作,并使之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形态。其基本可概括为三种：清丽之美、沉郁之美与悲壮之美。它们既作为中国诗歌美的一部分而存在,同时又将其丰富并使之趋向多元化。     

许衡在元代理学官学化中的地位

元朝成为理学发展和变为官学的关键时期,许衡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改造和传播,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他帮助元世祖忽必烈施行“汉法”政策和“兴儒”方略,则为将程朱理学推向全国和成为官学创造了条件,并最终使理学在元代实现了官学化。     

论盛、中唐转折时期的著名诗人元结

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的唐代文学,经历了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这个变化在诗歌上的一个显著标志,即以元结为代表的写社会人生、写生民疾苦创作倾向的出现。元结这种创作倾向表现出不同于盛唐诗坛的特点,而对中唐的新乐府运动起到开启和示范作用。元结也因此成为盛、中唐转折时期一位具有鲜明过渡特色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