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辩律师有效辩护的制度保障

刑辩律师有效辩护在制度和实践层面遭遇困境,有效辩护难以实现,新律师法的实施也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偏重犯罪控制的价值观及其线性诉讼结构、律师的职业道德欠佳和执业风险以及当前社会控制力薄弱给刑事司法机关增加的社会控制责任,是律师有效辩护困境的深层原因。加强律师有效辩护的制度建设,需要树立平衡兼顾犯罪控制与权利保障的价值观,保障刑辩律师获取充分的案件信息为有效辩护作必要准备,刑事司法机关应切实保障律师的辩护权与其他诉讼权利,同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刑辩律师执业风险与防范

刑辩律师的执业风险主要源自于法治观念的缺失、司法制度设置的缺陷、刑事立法缺陷以及执业律师自身的执业水平与防范意识.为此,防范刑辩律师执业风险重点应从树立保护人权的法治理念,保障控辩平等、完善刑事立法、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规范执业行为等方面入手.     

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律师权利刍议

律师权利是权利的一种,是指法律赋予律师在执行职务时所具有的依法实施一定行为的可能性。律师权利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我国的律师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综观我国律师的使命及其目前的权利状况,在我国的立法中增加和扩充律师权利已成为当务之急。     

论完善我国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关于新《律师法》的思考

律师的地位直接反映着公民权利受尊重的程度,反映着国家的法治状况,也反映着社会文明和开化的进程。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律师的社会地位和执业环境却不客乐观。我国2008年6月开始实施新《律师法》,专门规定了一些新措施破解律师执业“难题”,为更好改善律师执业环境,保护律师执业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法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存在。本文结合我国社会现实．针对律师权利的保障制度,对此次《律师法》修改从正反两方面来加以思考,并初步提出了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的措施。     

我国律师执业环境及执业权利的保护

现实中我国律师执业权利经常性地被侵害,律师执业环境相对恶劣,律师行业健康发展困难重重。要优化律师的执业环境,保护律师执业的合法权利,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从立法角度保证律师执业权利;建立律师进入行政、司法体系的职业转换及准入制度;提高律师整体素质,加强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力度;建立律师执业权利救济制度。     

宪法上的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宪法保障

为了克服经济自由的弊端,经济权利应运而生。经济权利是指以实现经济公平为目的,着力克服经济自由的弊端,是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结果,是与经济自由完全不同的、人们能够比较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种独立的权利。其包括可诉型经济权利和目标性经济权利。对于这两种经济权利,宪法应采取不同的保障模式。     

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与司法公正——来自法律职业群体的调查报告

就我国刑事程序中的律师辩护状况,对广州地区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及律师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1）律师介入程序的时间;（2）获得律师帮助的知情权;（3）中请会见律师的时间;（4）律师会见中的监听;（5）被指控人在程序中的人身权利;（6）律师对被指控人的人身保障;（7）被指控人对律师的安全信赖;（8）律师对刑讯逼供的态度;（9）律师在程序中的特权;（10）辩护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伦理判断。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和分析表明：1996年以来,我国刑事程序中律师辩护功能趋于扩张,被指控人的程序权利、人身权利有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但要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合理诉讼结构,实现司法公正,仍然需要司法体制和刑事程序制度的进一步改良。     

论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

在当前刑事司法中 ,切实保障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是实现其辩护职能的前提和基础。本文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 ,就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辩论权和律师执业权益诸方面 ,探讨如何加强对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 ,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进一步民主化、制度化。     

不动产权利登记制的经济分析及应用

不动产权利登记制是一种高效用、高成本的制度供应,效用包括直接效用和间接效用,成本也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影响成本的因素包括单位土地面积、流转频率、登记程序以及机关设置等。我国的不动产登记立法应注意降低成本、提高效用。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法律保障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少数民族人权特别是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实现问题。建国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权利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国家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力度也不断加强。同时,少数民族的发展权更是举国关注,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增加规定的少数民族获得利益补偿的权利和少数民族的资源权利是其发展权的重要体现。     

试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及完善

改革后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但与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针对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对策。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研究

新《律师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做了较大修改,进一步增强了律师的权利,但法律的立法体现并不等于法律的司法实现,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目前还存在着多重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实体法的立法障碍。通过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内容的概述,同时结合《刑法》第306条的规定,研究探讨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问题提出建议。     

律师在场权问题探析

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是对侦查权的一种制衡 ,也是程序主体性理论和刑事诉讼中多元价值平衡的要求。律师在场权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内容应包括 :讯问前获得告知权、律师在场聆听讯问、向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针对侦查人员不法行为提出抗辩的权利和对讯问过程的评议权     

论我国律师从业资格取得制度

随着我国加入WTO,律师行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急待提高,这首先要求从源头上加以限制,即对取得律师从业资格的条件和方式予以规范。而我国受历史和实践的影响,现行的律师从业资格取得制度并不能起到源头的过滤挑选作用,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相关做法,完善我国的律师从业资格取得制度。     

论我国被迫诉人宪法权利的保障

在刑事司法领域中，被追诉人处于社会弱势群体之中，仅仅依靠刑事诉讼法及相关部门法予以规定和保护，是不足以使其具备防范国家司法权力不当侵害的能力。我国只有将被追诉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上升为宪法最高位阶的人权保护，并建立相应的侵权救济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被追诉人真正享有诉讼权利，刑事诉讼的法治化才会实现。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律师辩护问题研究

鉴于我国现存的诉讼制度、死刑复核程序控制死刑的功能,死刑复核程序应在保留其程序的向度内弥补正当程序的不足,通过被告人辩护权介入与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来完成程序的改造,维护其作为特殊程序该当性。     

刑事辩护中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

在刑事辩护中,当辩护律师与委托人的意见发生分歧时,一般以为律师不应违背委托人的意愿做出有损其合法利益的辩护。然而,当律师认为委托人的主观意愿违背了其本身的客观利益时,律师应当如何选择这一问题在法学界一直没有定论。文章首先指出:现实生活中对律师和委托人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理解:完全委托模式和诉讼代行模式。在列举了美国法曹协会和日本律师联合会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和有关规定后,针对日美两国对刑事辩护人职能和地位的认识差异开展了比较分析。最后,作者提出刑事辩护和律师应当开展有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活动,尊重委托人的选择和主观意愿,并通过主动的接触和沟通与委托人建立充分的信赖关系。在辩护律师与委托人在辩护方针和策略上出现矛盾时,辩护律师应当加强对委托人的理解,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委托人。当然,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如委托人的精神残疾、死刑案件等),允许辩护律师凭借自身的判断为委托人提供妥当的辩护服务。      

从律师的辩护职能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具有控制辩制的特点。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受到制度和现实的许多制约,造成了“控”“辩”职能的失衡,有碍司法公正。改变这种现状的办法之一就量实行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本文以律师辩护职能为切入点,提出应当建立双向的、全面的、具有严格程序规定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以保证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     

论我国律师在ADR中的作用

ADR是现代各国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各种纠纷解决主体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我国,律师与ADR的关系十分密切,律师对ADR的广泛参与和介入,既有利于促进对ADR的理性选择,也有利于ADR效率的提升以及正义功能的增进。     

辩护权与公诉权在刑事诉讼中的互动关系

在刑事法治的发展中,侦查权、公诉权、辩护权和审判权四者之间的互动是核心,而公诉权和辩护权的良性互动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但是,辩护权和公诉权的互动关系不应笼统地以控辩平等来概括之。因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二者的具体关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目标追求,各有其特点。就我国当前的改革来说,重点在于如何进一步完善辩护权的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