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与"性情"的诗学同构--论道咸宋诗派诗论

学问化问题是古代诗论中的重要问题。道咸宋诗派学问化诗学对古典诗歌学问与性情的关系进行集中探讨,追求学问与性情的诗学异质同构,将“以学为诗、以理为诗”与“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两种相异质的传统调整和拢合。     

道咸宋诗派与蒋启敭的诗歌创作

宋诗运动贯穿整个清代诗坛,道咸宋诗派是清代中期出现的重要诗歌流派。该诗派把学问视为作诗的根本,力图整合"以文为诗、以理为诗"与"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两种相异质的诗学观点。广西诗人蒋启敭的诗作在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两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宋诗派旨趣,直观地反映了宋诗派诗学理论的得与失。     

道咸宋诗派与蒋启敭的诗歌创作

宋诗运动贯穿整个清代诗坛,道咸宋诗派是清代中期出现的重要诗歌流派.该诗派把学问视为作诗的根本,力图整合“以文为诗、以理为诗”与“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两种相异质的诗学观点.广西诗人蒋启敭的诗作在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两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宋诗派旨趣,直观地反映了宋诗派诗学理论的得与失.     

《沧浪诗话》节略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盲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     

诗话两则

严沧浪之言严沧浪之言曰:“夫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沧浪诗话.诗辨》)此一段文字虽前后转折,实一意以贯,“非关书”仍须“多读书”,“非关理”仍须“多穷理”,极为辩证。而千百年来前语被屡屡引述,奉为典要,后语被割弃不顾,耳食者几无知之者。断章取义,岂不令沧浪齿冷!     

学习 带来的灵感

正灵感,仿佛空穴来风;或可说是心灵之弦……这对于诗人、作家是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说过:"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及其至。"意思说,作诗需要特殊的才能,这与读不读书无关;诗自有特殊的情趣,这与逻辑思维无关。从本质上讲,诗是情感的产物,不受常     

袁枚对乾嘉诗坛学问化风气批评的矛盾性和妥协性

袁枚针对乾嘉诗坛学问化风气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但他又强调书笈典籍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的一部分诗歌也颇有书卷味。袁枚本欲纠治乾嘉诗坛以学填诗的流弊,然而在乾嘉学风和诗风的影响下,他对诗歌学问化做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他的批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性和妥协性。     

《沧浪诗话》中“别材”、“别趣”说之我见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上引《沧浪诗话·诗辨》中的“别材”、“别趣”之说,是最为后人争论之点。誉之者云:“宋人谭艺半陈因,独有沧浪得解新”;毁之者云:“目翳者别见空华,热病者旁指鬼物,严氏之论诗,亦其翳热之病耳!”追究历来对于严羽“别材”、“别趣”     

诗化人生和美的结晶──济慈与他的《秋颂》

众所周知，拜伦、雪莱和济慈被誉为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坛上的三杰。但在这三位伟大的诗人中，济慈却独树一帜。他的诗另有一番情趣，他的论另有一种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济慈更具诗才，他的作品尤其是《秋颂》，从中国传统诗论的角度看，则更有韵味。仔细深究一下就会看到，济慈从其人到其诗，实在是自然之造化，缨斯之杰作。济慈就是诗。古人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①，故胸怀大志，或心有郁结，不抒不觉其快。从这个意义上说，凡人皆可吟诗。然而，“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     

“中规中矩渐趋跄”——翁方纲倡“学人之诗”的背景分析

清代诗论家、诗人翁方纲所经历的乾隆、嘉庆两代皇帝都重视学问、褒奖学术,而官方所谓学问主要指知识积累的广泛性。“学人之诗”的提倡以对“盛世”的认同为前提,又与科举考试中恢复试帖诗相关。同时,既为作诗者提供了大兴文字狱时世之下的避祸之道,也不失为作诗的避俗避熟之道,更顺应了最高统治者对“学问”和“诗教”的重视。     

论沈曾植的学人之诗

沈曾植是晚清著名的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诗中不仅有深奥的学术思想,而且僻典奥语,层见叠出。可以说,他的诗歌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学问为诗的巅峰状态,造"学人之诗"之极,此前此后都没有人引学问入诗如此之深、之繁、之僻。沈曾植的诗歌表明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后期,基本丧失了清新朴实的天然之风,学问化长期潜在的问题使它的生息气脉已折耗殆尽。     

读钱仲联先生三种情诗选注本

线件联先生学问深广，著作等身，清诗之学，仅其中之一端耳。本人有幸列先生门下，执书问学治清诗十余年。无奈本人天安愚钝，于先生清诗之学，亦仅能识其小老，政本文仅就读先生清诗选注本，略陈浅见．先生之清诗选注本，凡三种：《清诗三百首》、《清诗精华录》、《近代诗三百首》。余常置案头，常读常新．《三百首》云云，非属通俗读物者乎？然．或曰：先生学问深广，何不倾其全力为箴之名山、传之不朽之深奥学问，以发挥其大家价值，何以费心耗力，撰此通俗读物？此乃不知撰写通俗读物，亦是大家价值之体现也。通俗读物，读者面广，且以…     

闻一多“《小弁》为弃妇诗”补证

《小雅·小弁》的作者是谁?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诗句该怎么理解?历来争议颇多。据《孟子》所载,远在战国中期,高子和孟子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高子说:“《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则认为:“《小弁》,亲之过大者也。”又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到了汉代,毛诗学派和三家诗学派对此诗的理解也不相同。《毛诗序》说:“《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三家诗则谓此诗为周宣王大臣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谓尹吉甫惑于后妻,伯奇无辜被逐,因怨叹而作此诗。到了宋代,朱熹对《毛诗序》的说法有所怀疑:“《序》     

论厉鹗的诗

厉鹗是雍乾间以诗而名的学人。他的诗歌喜用典故,尤喜用宋人笔记中之偏事僻典,遣词造句也刻意生涩炫博。厉鹗资书以为诗,其诗显得生、僻、怪、碎,与清代学人诗本经史,引学术入诗的诗学风范有点不同。他后面的诗人惩于厉鹗的堆砌琐碎,于是偏向于以专门之学入诗,特别是以乾嘉学人擅长的金石考据入诗,翁方纲等人的诗歌代表着厉鹗以后乾嘉诗坛学问化的主要衍变方向。     

读《沦浪诗话》札记二则

严羽《沧浪诗话》(下引此书,只注篇目)谓诗有“别材”、“别趣”,为“吟咏情性”之作;而“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有乖为诗之道,故予针砭:“虽获罪世之君子,不辞也。”(《诗辨》)“近代诸公”如依《四库提要》“要其时宋代之诗竞涉论宗,又四灵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时之弊”之说,则其所谓“近代诸公”,可以理解为仅指江西诗派末流及四灵一派而言;针砭之范围甚窄。这样理解,可以不至因承认严羽诗论的历史意义而抹     

《诗经·风雨》诗旨辨析

历代对诗经《郑风·风雨》一诗的题旨解释,大致有三种:《毛传》传统认为,此诗旨在“乱世则思君子”;朱子解为“男女淫奔”之诗,现代人则舍去朱子之道德偏见,认为此诗表达了寻常正当的男女相悦之情;方玉润解为怀念朋友之诗.三种解释的差异取决于如何理解诗中的“君子”.透过对“君子”的辨析,可以得出对此诗主旨的三种不同理解,但这三种理解未尝不可合而为一.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险韵诗价值与理想形态衡论——以明清文献中的多元表述为支撑

险韵诗既是评价诗人诗才高下的标准,也是反映其创作心态的镜子,还有助于刻画人物形象。然而,它长期被视为一种文字游戏而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明清时代人们对险韵诗理想形态的表述是诗作自然,既奇又稳,体现了其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诗学导向功能,有助于加深对其价值的理解。客观认识险韵诗的价值,能为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学问化、说明文体发展的内在动力、明确古典诗学的艺术准则等问题提供参考。     

《文心雕龙·乐府》“诗为乐心”说新解

刘勰提出"诗为乐心"说,含义有以下几端:从创作来看,先有诗,后有乐;从风格来看,诗之雅郑决定着乐之雅郑;从欣赏来看,要欣赏乐,须先理解诗;从功能来看,乐以动耳,诗以感心,二者共成移风易俗之功;从文体来看,决定乐府这一文学体裁的艺术特质的是诗而不是乐。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汝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惑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复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