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如何理解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之说--与卿希泰教授商榷

一段时间以来 ,鲁迅先生颇含贬义的所谓“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被某些学者误读为是对“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肯定”。这不但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一定混乱 ,而且还以讹传讹 ,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事实上 ,如何理解鲁迅先生这一“名言” ,已经成为一桩必须认真对待的学术公案。本文从鲁迅“名言”的语境、鲁迅对道教的一贯批判态度、新文化运动其他主力人物对道教的否定、部分鲁迅研究专家及道教学者对“名言”的解读等五个方面 ,对该问题进行必要的澄清     

再评国内外否定鲁迅的社会思潮

<正> 在《评国内外否定鲁迅的社会思潮》(《云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中,我仅从鲁迅作品评价的角度回答了国内外否定鲁迅的社会思潮(以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和国内邢孔荣同志等人的文章为代表),但这非问题的全部。更重要的还有从鲁迅与党的关系、鲁迅与党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关系等关乎现代文学发展全局的问题。不剖析这些问题,很难深刻揭示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相联系的否定鲁迅社会思潮的实质。因此,续写此文。     

传统伦理范畴的重新诠释——吴晗的道德观初论

对传统伦理范畴的重新诠释 ,构成吴晗一生思想和学术建树的重要内容。著名的“道德三论”固然是吴晗对儒家道德资源的开掘 ,而他笔下的海瑞等众多“清官” ,也是作为传统道德的载体和人格化身而出现的。吴晗对“清官”的褒扬 ,是对传统道德间接而有力的肯定。在海瑞等“清官”身上 ,还凝聚着吴晗自己的人格理想。作为一个深深认同于历史传统的学者 ,吴晗不同意早年鲁迅的一个著名判断 :一部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二字。联系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这时的重新发表 ,可以看出 ,在 2 0世纪 6 0年代初期 ,中国社会包括中国共产党 ,出现了一种向儒教伦理大踏步靠拢的趋向     

汪道昆创作《金瓶梅》考

《金瓶梅》作者是一个谜，现代史学家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认为：“假使我们可以把他牵就为王世贞，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不能把他归结到曾著有杂剧几种，和托名天都外臣编有《水浒传》的汪道昆。”     

鲁迅与古文字学

蔡元培先生为《鲁迅全集》作序,称鲁迅为“新文学开山”;同时又指出“鲁迅先生受清代学者的濡染”,于“旧学”之根柢亦极深固。这一看法目今已为世人接受。关于鲁迅与“旧学”,可作多方面的研究,“小学”即其一。人所周知,清代学术中“小学”比任何一种经学都发达,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所谓“小学”,包括字形、音韵、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广义的古文字学。鲁迅在这方面是很有造诣、很有见解的,虽然,他并不以此名家。蔡元培先生称赞鲁迅之治学,往往“蹊径独辟,为后学开无数法门”。就以古文字学来说,鲁迅确实也给了我们不少启迪。     

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转变"三说"平议

钱谦益所提出的"王世贞晚年定论"说在清代产生较大影响,因引文及判断错误而被钱锺书先生否定,钱先生否定观点今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其实,钱谦益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有关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转变,王锡爵有"自然"说、焦竑有"自谶"说,而钱谦益则进一步提出"自悔"说.钱氏并非"擅易前文"、"捏造故事",今天通过新材料之发掘,钱谦益"自悔"说应予以重新审定.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较之前期确实发生较大转变.     

柔石在狱中对鲁迅的称呼

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对鲁迅的作品,都据手稿或初版作了认真的校勘,是较为令人满意的版本。虽如此,但亦偶有疏忽之处。如《南腔北调集》所收《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引录柔石狱中致冯雪峰信中的三处称鲁迅为“大先生”,刊误作“周先生”,却未据鲁迅手稿校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疏漏。查1961年8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三处“周先生”均作“大先生”。我又托上海鲁迅纪念馆杨志华同志,核对了柔石在狱中致冯雪峰信原件和鲁迅抄件的复制件,也都作“大先生”,可知鲁迅在撰写《为了忘却的     

哲理的熠熠光华——论鲁迅散文的哲理特色

一 和鲁迅一起办《语丝》的同人章衣萍在谈到《野草》时这样说过:“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富于哲理性,确实是《野草》的一个显著特色。这里所谓“都包括”,显然是指凝聚在《野草》里面的哲理是多方面的,是很丰富的。鲁迅从现实斗争     

吴晗先生在云南

吴晗,字辰伯,原名吴春晗,1909年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市苦竹塘一户较富裕的农民之家。中学时代吴晗就曾靠节约下的零花钱买书读完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表现出对历史学的情有独钟。1930年夏,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求学的吴晗完成了学年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颇受好评。稍后,担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的著名学者胡适辞职到北平后,吴晗亦随之离开上海来到北平。在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吴晗撰写出《胡应麟年谱》,这一考证成果有力地支持了胡适的观点,也奠定了吴晗的明史基础。1931年,吴晗先后报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后以文史、英文各100分,数学0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4年5月吴晗发起组织“史学研究会”,在史学界逐渐崭露头角。毕业后,吴晗留清华任教,胡适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小说些废话,多读些好书”的教导,对其一生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弥漫宇宙的情思——朱光潜美学历程的回顾与思考

大约六十年前,鲁迅对朱光潜先生“静穆”的美学观有过批评(参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这“静穆”的观点在朱先生六十年代以前的美学思想中,的确是其核心所在.看得出,当时两种美学观冰炭不容.然而意味深长的是,时隔二十年后即1956年,又正是朱先生自己,以一位学者所固有的严肃与真诚,把当年鲁迅的批评又进一步肯定与深化了.当然,那已经是转到政治上去批判了.     

论20世纪的中日古代都城研究

从 2 0世纪初开始 ,中日学术界围绕日本平城京的模仿原型展开讨论 ,存在三种观点。其一是以日本学者关野贞先生的观点为代表 ,他在 190 7年就提出了“模仿隋唐长安城说”的新观点 ;其二则是以中国学者宿白教授的观点为代表 ,他在 1978年又提出了“仿效隋唐时代长安和洛阳的制度 ,是它们的共同点”的所谓“模仿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说” ;其三乃是以日本学者岸俊男先生的观点为代表 ,他在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否定了关野贞先生和宿白先生的学说 ,提出了“模仿魏晋南北朝都城说”的新设想     

论鲁迅的进化论思想

一“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给予鲁迅的崇高评价。什么是方向?敬爱的周总理说过:“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里就说出了鲁迅先生的方向,也即是鲁迅先生的立场。鲁迅先生最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所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对于人民,我们就要如对孺子一样的为他们做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由此可知,所谓方向,包括着反对谁,为谁服务和由谁领导这样三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毛主席称誉鲁迅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自然是指他     

鲁迅论章太炎的倒退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在学术上又是卓有成就的学者,鲁迅称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晚年从一个革命前驱倒退成为“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这是什么原因呢?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是有所论述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些论者却根据鲁迅的论述,把章太炎颓唐倒退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脱离人民群众和时代的革命斗争。例如有一篇文章说: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后,时代前进了,革命深入了,他不仅没有继续前进,反而后退了,教训何等深刻。”又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这是鲁迅总结章太炎后期之所以落伍的一个深刻教训。”(见周建人:《回忆鲁迅》第40、44页)还有一篇文章也说鲁迅认为章太炎倒退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这些都是很有影响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是不是符合鲁迅的论述和看法呢?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对章太炎的倒退是有过两种论述的意见的。不过他的论述不是从正面而是从侧面来论述的。他把章太炎和高尔基作了对比来进行分析论     

正确理解鲁迅的文化观

在前些年学术界出现的“文化热”中,有的学者指责“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着眼于对旧世界的破坏,割断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其论据之一,便是鲁迅1925年在答复报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目时说过,他对此“没有留心过”,所以“说不出”。鲁迅先生提倡少看或不看中国书,而应多看外国书。这一意见曾引起当时很大的社会反响。我以为,这种对鲁迅的批评,是对鲁迅先生文化观的曲解。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鲁讯精神与当代文学创新

鲁迅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言是“忘掉我”,他真诚地希望他和他所攻击的时弊同时灭亡。但人们一直都无法忘掉他,特别是近二十年鲁迅一再成为争论的对象,近年来有些人对鲁迅毫不留情地全面否定,在学术界形成了“倒鲁”与“护鲁”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们很清楚这些质疑的声音并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当今中国的某种社会思潮在文学领域,尤其是在鲁迅研究领域的反映。很多年轻人把鲁迅的作品当成另一个时代的东西,读不懂也无心读懂它,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盲目地拒绝和否定。但无论怎样否定,鲁迅总是被提及、被争论,这又恰恰证明了他的…     

重温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科学论断

鲁迅讲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是一科学的论断 ,它完全符合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事实。鲁迅在批判中国旧文化时 ,也曾批判道教中存在糟粕 ,但并没有完全否定道教 ;也并未从道教文化中“悟”出一个“食人民族”的结论。另外 ,还可从鲁迅先生对宗教的认识 :宗教与迷信应严格区分 ,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客观的社会根源 ,反对盲目主张消灭中国宗教(包括道教 ) ,宗教属于精神信仰 ,反对诽谤“龙”图腾等观点中 ,看出鲁迅对中国道教的认识是有其宗教观作理论基础的 ,是十分深刻的。因此 ,我们不应贬低其意义     

卢楠三考——兼驳卢楠创作或参与创作了《金瓶梅》诸说

<正>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王汝梅先生力倡卢楠说:周钧韬先生亦提出“王世贞及其门人”说,并在特别点出的两位门人中首列卢楠。笔者所考,仅在二位专家所涉及的卢楠生平行实的范围内进行。《金瓶梅》作者可能是卢楠,系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月和素在满文《金瓶梅序》中首先提及的,但和素没有道出来由和依据,只说“不知确否”,所以尔后277年间无人问津。至1986年王汝梅先生才据其于《脂砚斋之前的〈金瓶梅〉批评》一文中提出《金瓶梅》“有可能是卢楠在王世贞支持与参预下,在民间流传的说唱词话材料基础上创     

经典批评“误导”下的沉默螺旋传播效应——以王世贞文学批评的三大公案为分析中心

文学史奉经典批评为圭臬，由来已久。然而经典批评中不乏误导，且误导产生的负面影响甚或大于非误导信息，遂造成文学史叙述的诸多迷雾和假象。王世贞批评中三大公案：“模拟剽窃”“妄庸巨子”“晚年自悔”，出自《列朝诗集》诸书的有意误导。所谓“模拟剽窃”是将举世“递相临摹”王世贞的他人陋习移至厌恶剽窃的王世贞身上。而“妄庸巨子”说，是钱氏把归有光笔下的北方“二李”转嫁为归氏至亲王世贞；将王世贞对归有光的委婉批评，杜撰为王氏“推服”归有光，并不遗余力张扬“妄庸”说。所谓“老年自悔”，乃利用老年心态变化作文章，将王世贞后悔《卮言》“是非古今”得罪人的做法，曲解为否定早年文学观。这种被误导者还包括“七子派”“五子派”“竟陵派”一批人，以至出现明末清初扬宋贬唐之风。此后几部批评经典如《明史》《四库全书总目》《中国文学史》，推高了这一误导的影响，造成文学传播的沉默螺旋效应。由此可知，文学研究应由经典批评回归批评原典。     

钱谷融谈文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观念

<正> 时值新春,我走访了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在我的印象中,现在文坛上对新方法、新观念鼓吹宣传的最力者当以中青年学者为多,老一辈学者中有的对此似乎并不为意。因此,我小心翼翼地问:“钱先生,您对眼下新方法、新观念的讨论有什么想法呢?”钱先生好象早已成竹在胸,他并没有立即回答我的问题,而同我谈起了鲁迅。他说:“茅盾早在二十年代就已极赞赏鲁迅的小说,并有过专门的论述。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鲁迅小说之所以能成为开一代新风的杰作的原因,则莫如鲁迅本人所说的,是由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表现的深切’就是内容的深刻,‘格式的特     

《金瓶梅》原是评话说——兼谈《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金瓶梅》成书以来,长时期存在一个问题,即众多学者都以为《金瓶梅》出自大名士、大作家之手。近几年来朱星同志的“王世贞”说,吴晓铃、徐朔方同志的“李开先”说,张远芬同志的“贾三近”说,黄霖同志的“屠隆”说,也没有脱离这一窠臼。这里,他们都忽视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问题: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你不了解、不熟悉某一方面的生活,你也就写不出、写不好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而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这些名士、作家,或是大官僚,或是大地主,谁也没有经历过《金瓶梅》主要描写的那么丰富、那么多样的市井生活,仅凭一些道听途说,他们绝不可能写出《金瓶梅》那样的“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