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前期思想管窥——试论《呐喊》、《彷徨》中的经济细节

假如说,在鲁迅研究领域存在着一个“政治革命”系统或“思想革命”系统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些概括都是,“片面的真理”。 “五四”是一个重铸人生价值的时代。中国人在经历了几千年痛苦而压抑的旅程之后,在西风东渐的文化大交汇的背景上,猛悟到自己人生价值的失落。于是焦虑地寻找着合理的人生,寻找着自我;并以极其勇猛的精神,扫荡着妨碍自我实现的各种力量。     

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①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科学口号,解放了思想,促进了人们的科学精神及其思维方法。这对当时积极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科学真理的李大钊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由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认真回顾和研究李大钊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积极寻求真理、传播真理、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战斗而献身的光辉经历,不仅有助于我们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学习他勇于实践真理的百折不挠地革命精神和高贵品德;而且有助于我们目前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     

革命的五四观的萌芽——五四后期陈独秀、李大钊对五四的认知

五四运动爆发后几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五四作出了初步的解说。他们极力凸显其政治意义,赞扬五四政治运动中“直接行动”的精神,昭示了马克思主义者把五四视作一场“革命运动”的萌芽和共产党人五四激进革命话语的产生。     

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形成

孙中山在晚年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之一。孙中山大半辈子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百折不回地为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而奋斗。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虽然仍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但反袁斗争、“护法”运动都因找不到真正的依靠力量和提不出新的战斗思想武器而一再失败。“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找到了新的救国道路和真正的革命盟友,从而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     

"革命"之途: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选择——鲁迅瞿秋白比较论

鲁迅与瞿秋白分属“五四的一代”和“大革命的一代”,他们具有类似的家庭背景及早年经历;在现代中国“革命”路径的选择中,鲁迅一生坚守文化批判和思想革命的入世向度,瞿秋白则由思想革命走向政治革命并为之献身;作为现代中国的两位杰出人物,鲁迅和瞿秋白的主体世界具有勃郁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特性,表现出“战士”气质和反思性特征,他们以各自的入世方式承负沉重的社会担当。     

“五四”浪潮激荡巴山蜀水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六十周年了.六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黑暗的、落后的、帝国主义任意欺凌的旧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五四时期革命人民响往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已经巨人般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回顾六十年来中国人民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及其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不能不激起我们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的缅怀,不能不激起我们对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的崇敬.五四时期革命人民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英勇斗争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我国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纪念五四运动我们就一定要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发扬五四运动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象老一辈革命家和五四运动先驱者那样,以天下为己任,以祖国繁荣富强为己任,紧紧跟上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无私无畏地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五四”运动在扬州

扬州,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了继承、发扬“五四”革命精神,充实地方革命斗争史料,我们翻阅了一些材料,走访了一些老人,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扬州在“五四”运动时的活动是具有一定影响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后,消息传来,小城扬州倾刻沸腾起来,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满怀正义,奔走呼号,闻风而动,投入了爱国斗争。     

“五四”诗歌革命在理论方面的倡导和建设——《五四诗歌史》片断之一

“五四”前夜,诗歌在文学革命的旗帜下,要算是革命军里的一支劲旅,是革命的急先锋。诗歌革命的结果,出现了富有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白话的自由形式的新诗。这次革命在手段上采取的是急进的方式,而不是渐进的方式。 在“五四”前夜,较早地对诗歌革命从理论上加以号召的是鲁迅,他于1907年发表了《摩罗诗力说》这一充满革命精神的诗论,虽然当时无人响应,但却为中国新诗的诞生起了拓荒与催生的作用,给即将到来的“五四”前夕萌发的新诗运动做了思想与舆论的准备。     

林伯渠与延安精神

为了分析林伯渠的人格魅力及其在延安精神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运用文献分析法考察相关历史文献。研究认为,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政治方向坚定正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战士”;注重调查研究,能够灵活地坚持原则,无私无畏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真理卫士”;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普通老百姓”;切实为人民谋实实在在利益的“老勤务员”;和其他优秀的战友一样,他以自己的丰富思想和实际行动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诠释了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是延安精神的人格化身。     

颓废的一代--重读茅盾《蚀》三部曲

茅盾开端之作《蚀》三部曲并非政治与文学的简单勾联,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主要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体验和个人情绪。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刻画了深受“五四”影响而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革命下的“颓废的一代”。茅盾在文化的层次上对“五四”精神、“五四”一代作了深刻的反思。     

论抗战时期国统区历史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三个创作高峰:“五四”时期、“左联”时期和抗战时期。抗战时期的文学以意识到的革命政治内容、进步的创作方法和比较成熟的创作队伍为特征,虽然它不象“五四”文学那样具有开创意义,没有那种令人目不暇接的纷呈的色彩,但它比“五四”文学的步伐更稳重,色彩更明朗,艺术上更凝练,它是“五四”文学和“左联”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题材的相对集中,说明作家对文学为人民革命服务在认识上的一致和自觉性的提高;众多栩栩如生的形象和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长篇小说、多幕剧、长诗等大型文学作品,反映了新文学对更高的美学理想的追求.如果把“五四”比作播种的春天,那么抗战文苑则呈现出一派金秋景象。     

丧失精神家园的悲哀--报人文学家杨杏园的悲剧心态及其时代内涵

杨杏园具有20世纪初中国报人文学家的典型性格,是物质主义统治的城市典型环境中因丧失精神家园而陷入绝望的悲观主义者。其丧失精神家园的悲哀是中国市民知识分子经历“维新”、“民国”和“五四”三次改良与革命失败后,基于失败主义而产生的典型心态。他从公心救世到遁入佛门的精神悲剧是对于物质主义统治的“没有精神的制度”和“无情世界”的控诉与抗议。     

试评《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发表于一九一七年一月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但是直到如今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有的仍认为此文所提倡的不是文学革命,仅仅是形式主义的改良,明显地暴露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面貌”。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的“八事”,就其实质来说,究竟是革命的还是改良主义的,尚须认真研讨。笔者不揣浅陋,想谈点看法,就教于大家。“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判定五四时期文学主张是否具有革命性质,我认为重要的依据,是看它能否体现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革命精神。《文学改良刍议》基本上体现了这一精神。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文学改良“八     

“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

历史使我们背靠着“五四”。命运注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的血缘联系。我们很难摆脱“五四”文学的诱惑。尽管我们知道那里已是融汇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精神海洋,然而,我们依然看重“五四”文学内涵。因为,“五四”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方式的确证,它敏感、真实而丰富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本真情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包蕴量已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五四”文学的精神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显示它的意义功能。惟其如此,“五四”文学精神的变质及其复归这一文学演变的轨迹,才成为我们思考“五四”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逻辑线索。     

马克思主义真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无论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还是在理论探讨时,人们为了认识方便经常会把真理和具体真理、客观真理、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分开阐述。但这样做弄不好会引起真理多元论之嫌。其实在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真理观看来,真理要不失其为真理,它必定为具体真理,真理的基础就是客观性,离开客观性就没有真理可言。因此,凡真理都是客观真理。而“具体真理”和“客观真理”均是标志着真理本身的本质特征。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人们所获得的任何一个正确的认识、科学理论、知识原则、公式,都是真理,既是客观真理,又是具体真理;任何一个真理,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具体性;同时,真理是一个过程:既具有相对性又具有绝对性。这样,同“客观真理”、“具体真理”一对概念出现一样,又产生了“相对真理”、“绝对真理”这对概念。显而易见,这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说明真理的特性和属性。总之,一切真理,既是客观真理,也是具体真理,既是相对真理,又是绝对真理,是这些方面的辩证统一。这就在真理观上既坚持了唯物论又贯彻了辩证法,并将二者高度统一为诸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真理论。     

徐特立教育思想浅谈

徐特立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和革命家。他一生爱国爱民,坚持革命,锐意进取。他在青少年时代赞成变法维新,拥护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后,他又支持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五四”时期,他积极投入“驱张”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奋勇向     

科学视野之下的“五四”小说

崇尚科学是“五四”的主调之一,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必然受其影响与制约。考察“五四”时期的小说,我们无法遮掩科学的影响与促动。“五四”小说所呈现的科学理性精神、思想方法以及创作观念与科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宣扬科学理性精神;对“五四”小说求真倾向的导引;对“五四”小说的批判意识的影响;对“五四”小说启蒙话语的促动。     

发扬“五四”精神 积极开拓进取

八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爱国运动。以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激励了“五四”以来的一代代中国人。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继承“五四”先驱者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勇于开创历史新局面的传统;学习“五四”先驱者“铁肩担道义”,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扬“五四”先驱者勇于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和勇气,积极开拓进取,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

今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在我们纪念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不能不联想起当年孕育“五四”精神,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五四”时期,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不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立了一个现代大学的模型,而且孕育了作为一个时代象征的科学、民主精神,并且造就了一批具有科学、民主思想的知识精英,促成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     

巴金:革命年代的五四话语

巴金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以"两结合"为最高形态的主流创作方法有其一致性,即对于旧制度的批判;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即巴金在革命年代以及民族解放战争年代始终坚持五四文学精神,其思想武器主要是五四话语。而这正是他获得现有文学史地位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