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建设南亚贸易通道问题

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与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较大 ,重要原因是西藏的交通落后。这样不仅影响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也制约了我国西部地区扩大对南亚及环印度洋地区的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 ,这也是西藏开拓南亚市场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青藏铁路的动工修建和预计于 2 0 0 7年建成 ,为西藏改变交通落后状况和建设南亚陆路贸易通道提供了必要条件 ;2 0 0 3年 6月中印边境贸易备忘录的签署和亚东商路的准备恢复开放 ,为建设南亚陆路贸易通道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尼泊尔民族宗教问题对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的影响

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的提出,是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表现,为中国与南亚相关国家的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沿线国家和地区民族复杂、宗教多元,也面临着诸多民族宗教领域问题的挑战。尼泊尔在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中的地位特殊,民族宗教因素影响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尼泊尔国内民族宗教因素的积极作用,助力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另一方面,要有效应对和防范尼泊尔民族宗教问题给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带来的风险。     

《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简评

秦永章博士的新著《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是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论述近代日本与我国西藏地方之间关系的学术专著。19世纪末,当日本推行其“大陆政策”对亚洲大陆进行侵略扩张时,地处南亚、中亚、东亚交合点的西藏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控制了西藏地区,对推进其“大陆政策”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日本当局千方百计地企图早日把西藏纳入其势力范围。然而,当时之中国西藏属于英国自定的势力范围,由于“日英同盟”的制约,日本当局不能直接染指西藏。于是便采取间接的方式,利用日本佛教团体如…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论明清川藏贸易

由于四川与西藏所处特殊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川康地区成为西藏与内地联系的主要通道。元明两代,随着西藏僧俗部族与中央政府和四川地方政府在宗教、朝贡关系方面的日益频繁,以茶马互市为标志的川藏贸易关系也日益发展。清初以来,川藏贸易关系进入了蓬勃兴盛的新阶段。川藏贸易的集散地打箭炉,成为重要的民族商埠城市,“商旅满关,茶船遍河”,西藏和川陕各省商贾云集,商号、商行和货栈遍布炉城。康藏羊毛、皮货、麝香、虫草、贝母、鹿茸经此运销内地,内地茶叶、布匹、绸缎等大量流向藏区。     

西藏开拓南亚市场的特殊意义与实施对策

我国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为西藏开拓南亚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发展西藏边境贸易、开拓南亚市场既有利于西藏开发和对外开放 ,也有利于促进西藏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培育 ,还有利于富民兴边 ,改善周边国际关系 ,对实现西藏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目前西藏边境贸易发展态势较好 ,但还需采取适当措施予以促进     

藏珞贸易的民族学考察

在西藏东南部的工布、塔布和波密的广大藏区,与南面的珞渝地区之间,存在着历史悠久的贸易关系。这种关系,对藏、珞两族人民的经济发展和这一地区的政治安定起过重要的作用。只是近二十多年来,这种贸易关系被人为的因素中断,从而其重要性日渐减弱,以致在部分人中被遗忘。近几年来,笔者曾到上述地区作过较长时间的民族学考察,深感恢复藏珞之间的贸易,对繁荣这一地区的经济、改善两族人民的生活,加强民族间的友好合作,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发表这一短文,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待到     

历史的启示:《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一书简介

中国藏学出版社于今年２月出版了由历史学家西北大学教授周伟洲先生主编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一书。该书凡１４章，共６３０千字，可谓洋洋大观。这本书从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的关系入手，客观、真实地再现了西藏的近代历史，尤其是以英国、俄国为主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可以说，中国西藏的近代历史，充分反映了英国和俄国的侵略历程。一从经济上掠夺西藏是英国侵藏的第一步。随着工业化，西欧各国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纷纷向东方开疆辟地，寻找市场和殖民地。早在１６４４年，东印度公司讨论独占硼砂贸易时，曾提及其产地…     

明中后期朝廷对藏交通政策的转变及影响

明代是汉、藏交通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明中后期，朝廷在内地与西藏的交通问题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向，改变了朝廷使臣和藏族朝贡者以往主要由甘青故道进出青藏高原的传统，开始以途经康区的川藏道作为正驿。明中后期的川藏官道，大致路线应为：出碉门，过打箭炉，然后往北行经今天的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至昌都，最后抵达拉萨。明代汉藏交通重心南移，是明王朝根据当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选择。相较西北甘青地区的动乱以及所面临的蒙古部族的威胁，川藏道途经茶叶产地，方便食茶的赏给，同时也有利于保护朝廷在西北的茶马贸易。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明王朝在汉藏交通问题上的政策转向，不仅改变了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的格局，导致了汉、藏交通重心的南移，而且对青藏高原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后世治藏政策的演变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传播视域下的汉郡合浦与南海丝绸之路

传播与政治的关系在古代突出地表现为政府对水陆交通的建设与控制.汉代从合浦郡出发的南海丝绸之路作为第一条由官方开通的海上航线,其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通使贸易活动,同时也是由官方主导、民间参与,并以文化商品符号为主要内容的跨区域人际传播,它依托于政府的行政、交通及社会优势,不仅强化了边疆控制和国家"大一统"秩序,还使汉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传播和认知世界的信息渠道得以突破陆路限制,扩展到南亚乃至欧洲地区.     

西藏的经济形态及其对区域间人口迁移的影响

长期以来,国内外有关西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历史、宗教、传统文化、西藏与中央政权关系、西藏与英、印关系等领域。相比之下,对西藏经济形态的专门研究要少得多。直到近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和注重经济发展,中国学者对西藏经济的研究才逐步加强起来。不言而喻,分析和理解西藏的经济,研究它的发展形态和演变过程,对于理解西藏的社会、政治、民族关系、文化和宗教是极为重要的。举民族关系为例,民族矛盾时常与各族之间的经济矛盾有关,各民族集团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资源占有、贸易交换)时常以民族矛盾的形式体现出来。在不少情况下,宗教集团拥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且积极参与经济事务。     

中国“复关”对西藏外贸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复关”对西藏对外贸易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复关”不仅为西藏民族贸易的发展提供新契机；提高我区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我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有利于我区生产和人民生活进一步提高和改善。而且对西藏地区市场形成巨大竞争压力；对我区现行的经贸体制形成较大的冲击；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一次大振荡。西藏外贸部门必须抓住机遇，制定相应的对策，使我区的对外贸易从“阵痛”中获得新生。中国即将恢复它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原始缔约国的合法地位。中国“复关”意味着它在享受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普惠制待遇、维持一个公平合理、非歧视性全方位贸易环境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开放国内市场，公开对外贸易资利等多方面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经济贸易组成部分的西藏地区民族对外贸易，将面对怎样的机遇和挑战？西藏又将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呢？这是摆在全西藏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本文试就中国“复关”对西藏对外贸易的影响和对策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清代西藏喇嘛朝贡概述——兼评理查逊的西藏朝贡是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谬论

西藏喇嘛进京朝贡是清朝统治阶级对西藏僧俗上层所采取的爵赏、朝觐、厚往薄来优礼喇嘛的制度。并以此加强联系,绥服藏众,巩固清朝在西藏之统治,成为清代治理西藏地区的一种有效制度。因此研究喇嘛朝贡制度是藏族史不可忽视之内容。可是,至今却很少有人全面探讨这一课题。本文对西藏喇嘛遣使朝贡之内容以及对其所制定的各项规定之变化等方面作一浅述,兼评理查逊的所谓“西藏喇嘛朝贡为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谬论。     

塞缪尔·特纳与札什伦布寺

18世纪8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沃伦·哈斯汀斯派塞缪尔·特纳出使西藏,意图与西藏自由通商贸易.特纳在出使札什伦布寺期间,一方面希望完成出使西藏的使命,另一方面,尽可能多地了解西藏.本文通过特纳在札什伦布寺的行为,对特纳来札什伦布寺的原因、目的和影响进行梳理.     

西藏产业互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西藏产业结构虽然呈现出了类似于欧美国家的"三二一"格局,但是由于产业互动水平较低,因此产业系统的产出效率较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西藏产业互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但是产业互动程度较低,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贡献有限,与东部发达区域存在差距;另外,西藏产业和企业经济效益并不乐观,产业结构转换的产出能力与全国相比较低。因此,为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西藏经济持续增长,除了要注重调整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以产业互动作为西藏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塞缪尔·特纳与札什伦布寺

18世纪8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沃伦·哈斯汀斯派塞缪尔·特纳出使西藏,意图与西藏自由通商贸易。特纳在出使札什伦布寺期间,一方面希望完成出使西藏的使命,另一方面,尽可能多地了解西藏。本文通过特纳在札什伦布寺的行为,对特纳来札什伦布寺的原因、目的和影响进行梳理。     

西藏史前考古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西藏考古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不仅事关西藏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也涉及对于西藏历史早期发展阶段的认识,尤其是西藏地方与中原关系的认定。西藏考古不是一个局部问题,与其周边国家、地区各区域文明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是"一带一路"文化格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文章重点对西藏史前考古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对于西藏考古与西藏文明起源相互关系中的一些重要节点展开论述。     

明清时期东莞商品经济模式浅析

明清时期,东莞因地制宜,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交通条件,顺应人口压力、封建生产关系以及海洋贸易格局变化等因素,立足特色,错位发展,实现商品农业区域化专门化;农业与手工业就地结合,形成经济作物加工产业链;发挥地理位置优势,贸易交换关系向内向外拓展,建立起成熟的从种植生产到贸易流通的商品经济模式,成为岭南著名的商品性农业生产基地之一。     

试论西藏政教上层与满州清政权的初次互使

以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和戴青绰尔济喇嘛为首的西藏政教上层的使用,于公元1642年到盛京与满洲清政权联系,这是西藏各派政教首领与满洲清政权正式通使的开端。在此稍前,满洲统治者皇太极也曾派出过一个以察汉喇嘛为首的使团前往西藏,后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中途作罢。此后,满洲清政权对西藏各派政教首领的初使得以在同伊拉古克三使团回返西藏时随行而完成。这种联系为西藏地方与清政权的关系发展打开了局面,对     

西姆拉会议破产后中英两国有关西藏问题的交涉

西姆拉会议破产后,英国政府曾经多次催逼当时的中国政府与之重开谈判,企图实现其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变为英属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国的阴谋。但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国际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英国在帝国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已经动摇,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精神空前高涨,迫使北京政府在就西藏问题与英国的交涉中,抗住了英方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有所恢复。本文利用近年新整理出版的中英文档案资料,对1914年西姆拉会议破产后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结束期间中英两国有关西藏问题的交涉进行了论述,并分析了英国分裂我国西藏的阴谋终于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