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故事年代与写作年代

小说的故事年代与写作年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小说所描写的故事的发生和展开的时间背景,后者是指此小说写作于何时,一般来说,故事年代应在写作年代前(特别是写实类小说).因此,辨明故事年代对探讨写作年代大有裨益.本文拟先证明故事年代再论证写作年代.     

《文赋》写作年代考略

陆机的《文赋》写于何时?历来在看法上就有分歧。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陆机二十作文赋。”比如陈钟凡和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傅庚生《陆机〈文赋〉今译》(《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4期)等都持此说,他们唯一的依据,便是杜甫的《醉歌行》。     

但丁《神曲》写作年代

现在谈神童的人多起来了,有些不是神童的也成了神童。八○年第一期《心理科学文摘》上,有一篇《知力和教育》之中写到:但丁九岁写《神曲》。作为研究心理活动的学术论文,对每一句话都应考虑是否符合事实,否则,就很难讲是科学。     

《人间词话》写作年代考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成书于一九○八年九月,这大概已成定论。但是,这部对后世文学批评理论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究竟始作于何年?目前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姚名达在《王静安先生年表》中作了这样的记载:宣统元年(一九○九年)著《人间词话》至翌年(一九一○年)秋始既稿。这样,《人间词话》的写作年代遂被姚氏划定在一九○九年至一九一○年之间,这是错误的。其实,《人间词话》上卷的内容早在一九○八年到一九○九年就已在《国粹学报》分三期刊行于世。(见《国粹学报》戊申、     

从《秦献记》《秦政记》写作年代谈起

《秦献记》与《秦政记》究竟写于何时?它的思想倾向是什么?有一种意见认为,章太炎的这两篇东西是为了实行开明专制而吹捧袁世凯,反对孙中山,我不以为然。现略抒己见,以求指正。北京图书馆藏有太炎手稿,可以肯定,《秦献记》写于1901年;作为姊妹篇的《秦     

稼轩词《青玉案》写作年代质疑

《青玉案》是辛弃疾的名作。王国维《人间词话》借其最末四句,称作是“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的“第三境界”,另伸意义,更耐人寻味。然而对其写作年代却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词意的理解。远且不说,单近年间出版的几种词集及评传,就有五种说法,分别认为这首词作于:1、乾道七年(1171年)左右;2.淳熙五年(1178年);3.带湖闲居时期;4.淳熙十四年(1187年);5.被谗罢官后。这些说法都值得商榷。     

《荀子》各篇写作年代考

《荀子》书荀子亲著的二十二篇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荀子前２８６年游学于齐前之作，如《不荀》；二是前２７９年以后至前２５５年以前在稷下时之作，如《王霸》、《王制》、《正论》、《天论入《劝学》、《修身》以及《解蔽）、《荣辱》、《正名》、《性恶》、《礼论）、《乐论》；三是前２５５年以后居于兰陵时之作，如《非相》、《臣道》、《君道》、《非十二子》、《成相》、《赋》以及《富国》、《致士》、《君子》。荀子弟子记述荀子言行的五篇中，《议兵》、《强国》、《儒效》反映的是荀子前２５５年以前之事；《大略》反映的则各个时期都有；《仲尼》前半篇反映的可能是苟子在稷下时的思想，后半篇反映的可能是其在兰陵时的思想。     

试论《离骚》的写作地点与年代

《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光辉的政治抒情诗,是屈原的代表作。两千多年来,人们研究《离骚》的内容、艺术特点、写作技巧获得很大的成就,但对《离骚》的写作地点与作品年代一直不能定论,有损《离骚》作品的完整性。千百年来,《离骚》爱好者针对这个问题曾展开过研究讨论,得出如下几种不同的结论。一、《离骚》是屈原被楚怀王初次疏远时所作,地点当在郢都。主此说者以班固、王逸、朱熹为代表。二、《离骚》是     

陈琳《应讥》写作年代辨疑

陈琳《应讥》写作年代辨疑顾农关于陈琳《应讥》（《艺文类聚》卷二五、《全后汉文》卷九二）一文的写作时间，今人罗宗强先生以为在作者归顺曹操之后（《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第３２页，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张连科先生《陈琳集校注》更具体地系于“建安九年至...     

校订《李娃传》的标题和写作年代

(一) 《李娃传》三个字,不是白行简原来的标题,原标题是《?国夫人传》。这样说,是根据以下两点理由: (一)“传”的结尾云:“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作者在这里不称“李娃”,而特点出“?国”,正是为了与标题相呼应。这种手法,     

《礼记》史料价值及其写作年代探析

《礼记》是汉儒集体编写的汉代太学的教材。主要内容是先秦典籍,某些内容为汉儒假托前人如孔丘的言论。其成书年代应在汉朝。书中有援墨入儒的内容,某些篇幅是武帝至宣帝时的论文。从《曲礼》、《王制》、《月令》和《燕义》等篇描写的大一统局面看,文章多为汉武之后言论。     

《屈原》列传的错简与《离骚》的写作年代

<正> 《离骚》作于何时,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历来众说纷纭。但是,只要我们将错简了的《屈原列传》恢复原貌,便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离骚》作于怀王入秦之时。首先可以肯定《屈原列传》有错简,原来决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不妨先举它后面一段没有争论的文字,来看司马迁文笔的缜密。屈赋中有《渔父》一文,《屈原列传》全文引用。原文的开头是“屈原既放,游子江潭,行吟泽畔……”我们看司马迁把它插     

宋代监司出巡制度内涵解析

宋代监察体系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逐渐明朗化,朝着中央权力越来越集中,地方权力逐渐减弱的趋势发展。宋代中央对地方强有力的控制主要体现在监察体制上,其中宋代监司出巡是重要的一环。以两宋监司长官的选任、官属的设置、出巡周期、出巡随员及要求、出巡事项等制度的内涵为着眼点,观察宋代中央对州县地方监察的细节,可以透视宋代中央集权的方式和目的。     

《周礼》的作者、写作年代及历史意义新探

《周礼》的作者、写作年代及历史意义新探孙景坛（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南京２１０００１）《周礼》是中国上古唯一一部关于政治、经济等社会制度的文献，对汉、唐以来的制度建设有重要影响，后被列入儒家经典。但是，关于《周礼》一书的作者、写作年代及历史意义，理论...     

《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与司马迁之死考辨

<正> 《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问题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没有司马迁的卒年重要。清代和当代的学者把这两个问题的考证联系起来,以考证《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做为司马迁卒年考证的重要依据,来解决这个千古疑案。因此,《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可是迄今仍无确论。笔者想对这个问题谈点看法。     

《醒世姻缘传》康熙成书说驳议——《醒世姻缘传》写作年代考之一

《醒世姻缘传》的写作年代,是近六十年来几经讨论但迄未得出一致结论的问题。有论者指出,《醒世姻缘传》“是介于《金瓶梅》和《红楼梦》之间唯一的一部现今保留下来的世情小说中的百回大作,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更加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里准确地判断小说的成书年代,就成了研究评价该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①.一九三○年,孙楷第先生写了《一封考证〈醒世姻缘〉的信》②,一年之后,胡适写出了那篇著名的《〈醒世姻缘传〉考证》③。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王索存、王守义、朱燕静、徐北文、金性尧,李永详、曹大为诸先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考④。从研究的现状来看,可以说基奉形成了《醒世姻缘传》成书于明末崇祯和清代康熙年间两种说法.王守义、金性尧,曹大为诸位主明末崇祯成书说,李永详、朱燕静则在孙、胡两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证据,认为此书成于清代康熙年间.     

清代督抚监司监察制度的弊端与异化

清代在各省设置督、抚和藩、臬、道等各级监司,这种制度与现代政治中的地方行政分层制度性质不同,主要职能在于督导、规范州县官行政.督抚监司在督导监察州县行政方面各有其权责.然而,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却不理想,不仅未能实现其督导和监察州县行政的本旨,反而造成许多严重的弊端,发生了严重异化.它严重干扰了州县政府的行政,给州县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力负担.督抚监司制度实行的结果,一方面限制了州县官的施政权力,消磨了他们的施政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却未能阻止他们剥民、虐民.中国传统政治单纯通过以官制官的体制内监察,无法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与廉洁问题.     

从《离骚》的写作年代说到《离骚》、《惜诵》、《抽思》、《九辩》的相互关系

一、《离骚》的写作年代关于屈原在楚怀王之世的被放年代,及为何事而被放,我在《屈原在楚怀王时被放逐的年代》一文里已经说过了,现在一概从略。我只谈谈《离骚》的写作年代,并由《离骚》的内证,以补证我在该文中所作的结论。很遗憾,从《离骚》的文字表面来看,绝找不到这种痕迹,因为屈原没有说:我作这篇文章,是反对黄棘(河南新野)之会呀,等等。然     

谭嗣同诗写作年代考

<正> 谭嗣同著作中,诗是一个重要部分,但过去对它的研究工作做得很少。今人杨廷福曾撰文考定谭氏书启的写作时间(《谭嗣同著作书启写作年月考》,《复旦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亦未及诗作。认真的整理工作、包括考定作品的写作时间,往往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故特对谭诗的写作时间进行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谭嗣同诗一部分收入他生前在南京刊印的     

释《司尊彝》

《司尊彝》是《周礼·春官宗伯》中的一章。举其要是这样的:“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禬,裸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牺)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秋尝、冬烝,裸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皆有罍。……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大尊,其再献用两山尊,皆有罍。”张桂光举出“裸用鸡彝、鸟彝,皆有舟”二语,以为舟乃盘字之误(本刊今年第2期)。张是从字形和郑司农注:“舟、尊下台,若今时承盘”考虑的。但是它涉及到祭祀的全过程和用器的问题,那就必须结合祭仪和青铜器来考虑。裸用彝,献用尊,舟随彝用,罍随尊用。彝与尊之为器用,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彝是祭器的共名,尊是酒器的共名;狭义的:二者同为盛酒器。这里所用是狭义的。再说舟和罍。罍是独立的一器,舟在祭中的地位与罍相当,因而也应该是独立一器。倘如郑说,舟必与其所承之物并存,方显其用,已失独立之意。著名的考古学家郭宝钧谈到舟的问题,也认为“台下座”是其本训,但是他又指出;“但通常所谓舟,是指两耳深腹的椭状器。它可以饮酒,也可注水代(?)之用。”(《商(?)铜器群综合研究》第152页)舟,在河南新郑和辉县玻璃闯等地,都有发现,可为实物之证。不过,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舟这种器物的出现,是在春秋和战国时期,然而也必须知道,《周礼》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它的记载反映的基本是东周时的情况,所以,载入春秋,战国时期的器物,是完全合理的。现在该探究它的用途了。这需要与罍称合着来看。金石的《小辞典》曾为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