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瑞典传教团喀什噶尔传教之旅——《中亚的传教与变革》评述

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是瑞典行道会派往中国传教的诸多传教组织之一.从1892年抵达喀什噶尔传教到1938年被盛世才驱逐,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进行传教和社会慈善活动近半个世纪.《中亚的传教与变革》是这一历史的缩影,反映了传教团的传教活动历史和传教士视角中的近代喀什噶尔社会.这些史料和数据为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19世纪末和20世纪头40年喀什噶尔社会状况提供了许多素材.     

清代福建人口向台湾的流动

林仁川、王蒲华同志在《《历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二期著文,认为:福建人民很早就开始移居台湾,至清代达到高潮.据统计,十八世纪中叶自大陆流入台湾的人口,已不下数十万.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在台湾汉民已逾二百万,其中以漳泉二府人为最多.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台湾"汉番凡     

英俄帝国主义侵略新疆的历史供状——读《马继业在喀什噶尔》

《马继业在嗡什噶尔》(macaftney at Ka Shgar)一书,是由斯克林因(Skrine,C.P.)和奈廷格尔(Nightingel,P.)合著的,一九七三年出版于伦敦。马继业是保许人也?他就是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侵略分子马格里(macartney.H.)的儿子,出生于中国,后回英国受教育,从一八九○年到一九一八年,马继业一直作为英国驻喀什噶尔的“游历官”和领事忠实地为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服务。《马继业在喀什噶尔》一书,乃是作者叙述马继     

马元“磔诛枭示”小考

在《左文襄公奏疏》续编卷70、《清德宗实录》卷67和《戡定新疆记》卷3等史籍中,都有这样类似的记载:光绪三年十一月(1877年12月),清军在喀什噶尔生擒白彦虎之“伪元帅马元,并斩其副白彦龙”。“刘锦棠将逆回金相印父子,及于小虎、马元磔诛枭示……”。实际上,这个在喀什噶     

关于唐德宗评价的几个问题

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认为,从建中四年(783)开始,德宗对大臣表现出的比较严重的猜忌防范,是其本性猜忌所造成的。如《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条认为:“上(德宗)性多忌”。《唐史论断》、《读通鉴论》也有类似观点,我认为这不合史实。 德宗继位伊始并不猜忌防范大臣。史载“上初即位,庶务皆委宰司”,并希望宰臣们与他“戮力同心,以成大化”。任命崔祐甫为相后,“悉以国务委之”,并对他说:“朕与卿道合,天下细事,卿宜随便剖奏,无乃多疑朕也。”崔祐甫染疾卧病在家后,德宗也“大事必密咨以决焉”。但后来,德宗不再这样信任大臣,而是表现极其严重的对大臣的猜忌防范,但这种转变,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受经于[张]涉。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宫,访以庶政,大小之事皆咨之。翌日,诏居翰林,恩礼甚厚,亲重莫比,自博士迁散骑常侍。上方属意宰辅,唯贤是择,故求人于不次之地。涉举怀州剌史乔     

摭谈义和拳在安徽的活动及其未形成运动的原因

一义和团原名义和拳,在其产生之初,作为一个下层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秘密组织,在安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嘉庆年间。就有某些活动。1808年,嘉庆皇帝曾据给事中周廷森的奏折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说:“近日江南之颖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归清府,山东之曹州府、沂州府、兖州府一带地方,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名目、横行乡曲、欺压良善……江南、安徽、河南、山东毗连各州县,既有此等匪徒,自应严行惩办,以靖闾阎,不可养痈贻患。”由于清政府对义和拳采取镇压政策,义和拳     

论清代“环海商都”——丹噶尔商贸之兴衰

清代称今青海省湟源县为“丹噶尔” (藏语中“东科尔”的转音 ,“市镇”的意思 )。据《丹噶尔厅志》 (下称《丹志》)载 :“昔嘉庆、道光之际 ,以丹地商业特盛 ,青海、西藏番货云集 ,内地各省客商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两之多。”1丹噶尔成为海藏地区重要的民族贸易集散地 ,不仅吸引了周边诸如甘、陕、晋、川、新疆、蒙古的商贾 ,而且光绪年间英、美、俄、德等国外商来丹地设“洋行”,做皮毛生意 ,年贸易总额达白银 2 5 0万两 ,故丹地当时有“环海商都”之称。丹地所创造的商业奇迹值得今人探讨。至此西部大开发之际 ,本文试图以当代…     

罗应旒《敬呈管见折》的思想价值

《敬呈管见折》是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1879年7月23日所上的一件有影响的奏折.当时清廷不仅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对于罗折“妥筹具奏”,而且时隔不久,8月5日便有谕旨“罗应旒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委”.     

喀什高台民居的形成历史及原因探析

喀什城池在历史变迁中经历了数次变动,位于回城区内的高台民居则是在16世纪初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喀什噶尔汗国时期,旧城由吐曼河以北迁移至约今址上后,高台民居的发展也伴随着这一历史过程,在此后的数百年间经历了复杂的变化。高台民居的形成演变,既有历史原因,也与自然环境因素密不可分。在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下,最终形成了至今仍保留并继续使用着的这处具有典型古西域特色和伊斯兰特色的传统历史街区。     

从一道奏折看曾国藩的育人之道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曾国藩六岁读书，二十八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礼部右侍郎、署理兵部左侍郎。成丰帝即位后，他又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     

宋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及其意义

“宋太祖死时没有留下传位于太宗的遗诏”，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久成“定论”。这一“定论”的论据是：“官书正史中未记载过太祖传位遗诏”，“宋太宗即位时未宣布任何遗诏以杜众口之疑”。本文依据《宋会要辑稿》中首次发现的太祖传位遗诏和宋太宗宣布遗诏后即位的记载，说明上述“定论”在史料论断上存在着根本的失误，而在此基础上的所谓“定论”，也就很难成立了。同时，以往以这一“定论”为依据而得出的有关宋初政局的若干学术结论，也不能不重新加以考虑。     

布鲁特各部落及其亲缘关系

柯尔克孜族是我国一个古老民族,在历史上以“坚昆”、“黠戛斯”、“吉利吉思”等闻名于世。清代文献中它一般被称作“布鲁特”。清代“布鲁特”主要分布在伊犁西南,喀什噶尔、乌什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诸部林立、关系松散。清文献曰:布鲁特“凡二十余部,不相统属”     

《十六国春秋》散佚考略

北魏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文献。目前所看到《十六国春秋》,是明万历年间出现的残本。《十六国春秋》散佚的时间,清代学者多有猜测。王鸣盛认为,“盖当五代及宋初而亡。”钱大昕认为,“宋人已无见此书者。”然王、钱二位均未做深入考证。其实,《十六国春秋》于宋时仍存。如北宋初编成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即是抄录《十六国春秋》最多的一部类书。北宋中后期司马光编就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亦大量抄录了《十六国春秋》的史料。在南宋还是可以找到《十六国春秋》存在的痕迹。如南宋初孔传的《东家杂记》提到,他读过《十六国春秋》。号称宋代四部目录书之一的《遂初堂书目》著录有《十六国春秋》。甚至明中期学者杨升庵也看到过《十六国春秋》,这比此后万历年间出现的《十六国春秋》残本要早。这说明到明中期,《十六国春秋》仍存在。     

清代乌鲁木齐铁厂研究

乌鲁木齐铁厂是清朝在新疆设置时间最早和生产规模较大的官办铁厂。该铁厂的设置和生产,对新疆地区的矿物开采、垦荒屯田以及防务建设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史料所限,目前对乌鲁木齐铁厂的研究尚欠深入系统。笔者在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过程中发现了一部分有关乌鲁木齐铁厂史料,其中绝大部分是当时驻乌鲁大齐办事大臣、参赞大臣、都统等员缮写进呈的奏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主要依据这些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并结合有关汉文文献资料,就乌鲁木齐铁厂的设置、生产、管理和作用等方面问题试作论述…     

《泰山梁甫行》应是曹植前期作品

《泰山梁甫行》是曹植诗作中著名的直接描写贫苦人民生活的作品,在曹植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曹植一生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二二○年)曹操去世、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泰山梁甫行》被普遍认为是曹植后期作品。最先提出该诗写作时间问题的,是清代的陈祚明。他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评道:“写得萧瑟,岂徙封临淄时作耶?”据《三国志·魏志》曹植本传,曹植“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到黄初二年贬爵安乡侯,为临淄侯凡十年。但十年中,前九年曹操在世,为曹植创作前期;而后一年则入后期了。陈祚明判定《泰山梁甫行》是“徙封临淄时作”,但对于前后期的问题则未曾关涉。到了朱乾,他则基本上明确肯     

曾国藩的"驭夷"思想论略——兼论洋务运动的性质

曾国藩是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迹的.他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运动,维护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提出"师夷智"以自强,筹办起洋务.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还提出了所谓的"驭夷之法",形成了他的"驭夷"思想.这个"驭夷"思想不仅为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所接受,而且为他的门生李鸿章所继承,成为以后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曾国藩1811年(嘉庆十六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二十三岁(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举,二十八岁考取进士,进入翰林院,当了京官.这时已是     

唐开元名相姚崇嫉忌大臣探析

两《唐书》中记录了姚崇与张说、刘幽求、郭元振等官员关系不协,并认为这是由姚崇权谲的品格造成的。不过这些官员在睿宗朝大多曾是宰相,手握行政大权,郭元振、王琚还手握军权。玄宗即位后,姚崇成为宰相,主宰了玄宗朝初年的政治走向,而这些大臣一个个先后离开了中央政坛。姚崇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玄宗初年稳固政治局面的需要,是为了清除睿宗在政治上的影响。处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姚崇用非常手段保证了玄宗初年政治的稳定发展。     

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

1861年1月,清政府为适应《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关系的新局势,设立了主管外交和通商的中央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三人为该衙门“管理”大臣。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封建王朝所设立的第一个专门的中央外交机关,是清末外务部的前身。同一时期,清政府还在上海、天津两地设有南北洋通商大臣。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在工作和人事上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清代官方典籍和现今史著对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原委、职责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大多语焉不详,或有讹误。不少史著认为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同时设立,且为总署的下属机构,是论均不确实,对此有必要以历史文件为依据加以考察澄清。     

论唐玄宗、宇文融括户

唐前期的逃户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高宗时已露端倪,武周朝趋向尖锐,中宗、睿宗时越演越烈。唐玄宗即位,承袭了父祖辈积淀下来的沉重社会负荷,虽在开元初采取了某些缓和措施,但无济于事。他为了改变“邦赋不入,人伪斯甚”的局面,化了四年多的时间,     

鄂对等人在清统一新疆时的贡献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任命了一批南疆的地方官员。鄂对、噶岱默特、色提卜巴勒氐、阿什默特,被分别任命为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四大城”的阿奇木伯克。这几位南疆的维吾尔族上层人物,在清朝政府统一新疆过程中,都有突出的功绩,担任阿奇木伯克以后,也分别作了不同的贡献。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当时还被称为西域的新疆,先后有两股地方割据势力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