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史:宋元讲史平话的叙事策略

因为题材的客观要求和创作者的有意仿效,讲史平话的叙事特征不同于一般的小说话本,带有明显的"拟史"倾向.讲史平话在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的处理上,存在对传统史书的借鉴.通过与小说话本和史书的双重比较,可以看出讲史平话的叙事手法在遵循说话艺术线索清晰、细节丰富的同时,也较多运用了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结构形式.     

黎东方与民国时期的“细说体”

在抗战时期，时任大学用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的黎东方，由于生活拮据，公开作历史故事演讲，因而被后人称作“卖票讲史第一人”。20世纪60年代，黎东方结合当年在重庆讲史的经验和风格，创作了《细说清朝》《细说三国》《细说明朝》等系列作品，黎东方称其为“细说体”。“细说体”实质上并非是全新的历史体裁，而是历朝断代史的一种通俗写法。“细说”系列作品以其辩证翔实的内容，深入浅出的表述，为后世通俗史学读物的写作提供了借鉴，推动了史学通俗化的发展。     

史传、讲史、章回小说创作目的之演进

史传的创作主要在为天,讲史主要在为民,而章回小说则主要在为己,这些不同的创作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文体面貌,而创作目的的变化也正是史传发展为讲史、讲史又进一步发展为章回小说的重要因素.     

论《水浒传》对《说岳全传》的影响

自《水浒传》出,明清小说中讲史的一类便有了新的变化。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对史实的热情已然下降,而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命运则有更多的关心,即是“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亦当隶于讲史”;所不同的,史实以塑造人物的需要而有所不拘。     

《绿野仙踪》与嘉靖奉玄

《绿野仙踪》以明朝嘉靖时期为历史背景,在讲史这部分内容与历史的契合点较多。嘉靖皇帝是明代尊崇道教最为虔诚的皇帝,《绿野仙踪》对嘉靖皇帝的崇道奉玄有所描写,再现了明朝的历史,具有很强的历史厚重感。     

元杂剧中三国戏题材探源

在元代的历史剧中，三国戏约占１／７。这些数量众多的剧目涉及到整个三国时代纷繁的历史风貌，其题材继承了前代三国故事的发展成果。从三国历史到东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从隋唐民间艺术和文人诗歌到宋元讲史和宋金戏曲，无不给元杂剧中三国戏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和艺术渊源，从而使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局面     

《隋史遗文》：明清之际隋唐讲史题材的新变

在讲史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对同一段历史题材的文学演绎，因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可以表现为不同的主题，隋唐讲史小说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特征。《隋史遗文》把视线从帝王转移到乱世英雄，它叙述的中心由帝王将相置换成草莽英雄，使得长期流传的瓦岗寨英雄传奇故事有了一个鲜明独特的政治道德指向。究其要旨，是在宣扬英雄处于乱世要善于择主，不可拘于“从一而终”的名节观念。追溯《隋史遗文》的成书及成书后的演变过程，不仅可以勘察讲史类小说叙事模式、演义中心等的变化轨迹，也可由此考察一个特殊时期文人政治、文化心态的生态特征。     

英雄传奇与妖术小说——论《三遂平妖传》在长篇小说类型演变中的重要作用

<三遂平妖传>在"王则起义"的历史框架下,填充了大量灵怪片段,使小说主题显得模糊不清.这种组合"妖术"、"灵怪"等短篇"小说"话本的写作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的"讲史"框架性质,使<三遂平妖传>成为早期讲史小说向其它类型小说转变的过渡作品.由此可以看出,自<水浒传>之后,神怪类话本故事的组合,客观上对小说的"纯讲史"主题有了进一步的改变,并为神怪小说以及其它类型小说的最终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家庭题材、长篇体裁和中国文化——中国家庭文学的形式规律初探

<正> 中国小说由隋唐至明中叶呈现出两支发展流向:文言笔记小说和通俗说话小说.后者又分讲史长篇和话本短篇.文言笔记小说端倪自汉晋始,连绵不断,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蒲松龄、纪昀.而唐以来的长短篇小说形式首先是在民间通俗文学中酝酿发展.至明中叶以后,文人创造性地发展了民间通俗文学中的小说样式,由集体创作的长篇讲史体而至个人创制的另一类长篇,即如《金瓶梅》、《红楼梦》,由短篇话本则演绛创造了拟话本.于是,在小说领域内,雅文学在文言笔记小说的继续发展之外,又增添了长篇体式和新的白话短篇形式,由此而丰富了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的样式.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局面,从而为明清小说大兴创造了必要条件.     

关于江泽民“历史方位”概念的解读

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提出了“历史方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历史方位”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本质和时代特征的新概括和新表述;“历史方位”概念的提出,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历史方位”概念的丰富内涵,为社会历史主体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本质,完成历史使命,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历史小说的三种表现形态——论传统、现代、后现代历史小说

以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小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即传统历史小说、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传统历史小说把传播历史知识、忠实反映历史真实、补充历史作为自己的使命,使自己服务于历史.现代主义历史小说转向认识论的寻求,把历史的本质和可知性作为其探讨的主题,把自己放在与历史同样重要的位置.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在突出虚构性的时候随意虚构、歪曲历史,把历史置于附庸的地位,揭示历史知识的片面性,探询历史发展的多重可能性,关注历史纪录中少数派和从属者的缺失,确信这种缺失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诗与史的对话——谈文学的历史维度

文学和历史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文学中的历史维度有两层含义,狭义的历史维度要求文学中描写的历史必须和历史一致,追求一种＂实录＂精神;广义的文学历史维度要求文学的内容具有一种历史理性、历史精神,允许作家虚构,用艺术典型化的方法反映历史内容。历史内容进入文学作品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即：历史的艺术化,历史的理性,美学的和历史的相统一。     

历史哲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

人的存在在时间中的展开就是历史。人对自身历史的自我意识经历了“历史观--历史理论--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历史哲学具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基点，是介于哲学与史学之间的一门特殊的中介学科。历史哲学的两个分支--思辩历史哲学与批判历史哲学--在理论形态方面是前后相继的关系，在问题域方面则是作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而互补的。唯物史观为历史哲学这两个分支的辩证统一奠定了基础。     

恩格斯晚期的史学思想——恩格斯史学思想的发展、表现与特点

恩格斯晚年着重研究了原始社会史、德国史、国际工人运动史、宗教史，以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方法论问题。形成了人类历史演变道路理论，强调了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同一的方法论原则。对恩格斯晚年“完善”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观点进行了商榷。     

历史与注释——对“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之文化价值解读所引发的思考

历史是由注释组成的。每一个注释都是历史片断的回放和缩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历史注释中得到体现和说明。人们在注释历史,历史也在注释人们。人们注释历史是对历史的雕刻和理解,历史注释人们是对人们的铭记和评价。每一部个体人生史在历史中表现为大小不同的历史注释。     

历史三分法与中国历史哲学

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视阈入手,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对“历史”有一种三分法,即史事、史文、史义,其中史义即是中国的历史哲学。同时,史义包含有“历史之大义”与“吾心之精义”两部分内容。史义与西方历史哲学存在着一些重大差异。     

从演绎到戏说——文学消费历史现象的理论依据

当前文学消费历史的现象,从理论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作为历史的边缘文体,传统小说不是“博采旁蒐”,就是直接演绎史书,历史演义便是以“同质性”的叙事诠释了历史的真理;现代历史小说作为外在于传统历史的“异质性”的叙事,通过对传统历史的“修补”,表达了建构现代历史哲学的冲动;新历史主义思潮与消费主义的合流,则彻底打破了历史的整体性特征,祛除了历史的光晕,从而造成了以戏说为特征的文学消费历史现象的发生。     

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五向度

中国当代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须有五个向度。历史观是创作的指导思想,创作历史题材文学作品要关注的第一个向度,既然是在写"历史",就不能不对你写的那段历史有一种理解和评判。以"大历史观"从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审察和批判历史,是可取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核心地带是艺术真实,对此向度历来成为关注的焦点,需用"建构"的观点来解释,原本的历史真相是"历史1",历史文献是"历史2",而历史题材文学中虚构的历史是"历史3",艺术真实应是"历史3"。价值判断关系到对历史的深刻评价,是历史题材文学又一个重要向度。历史的前进经常伴随着悲剧性,从而形成历史的"悖论",历史—人文张力论,可以解决历史上纠缠不清的"悖论"。历史总是处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链条中。写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最终是要与现实对话。在此向度上,既"用现在解释过去",又"用过去解释现在"的观念,也是必要的。文体审美化是历史题材文学的第五个向度,关系到作品的艺术魅力问题。古人提出的"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的双向拓展应是营造审美化文体的关键。     

中国史学与文化建设

史学与文化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从文化的内涵来说,史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从史书记载和反映历史面貌来看,文化又是史书内容的一部分。史学在文化建设中能够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阐述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发展的特点,揭示历史上各族间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总结历史上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普及历史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等,都大有作为。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必将推进中国史学迈向新的高度,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优秀传统史学传承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推进史学工作者队伍成长、壮大,从而迎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新高度、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