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说新语》独特的文学价值

<正> 产生于南朝刘宋时期的《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集大成者.与早期志人小说《语林》、《郭子》相比,《世说新语》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它在文学上的独特价值,就是“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善”,这是志人小说成熟的标志. 所谓“内容最丰富”,是指《世说新语》在内容上的特点,具体讲就是: (一)《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汉及魏晋知识分子的风貌. 《世说新语》从《德行》至《仇隙》分为三十     

从《世说新语》论两晋名士之人格分裂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风流潇洒,放达不拘,任性而为,完全是人性解放乐观的一面。其实,“魏晋风度”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和双重的,它有其广阔的社会现实作背景,有其深层的人性内容。我以为,它是魏晋名士矛盾人格与分裂人格的集中概括。南朝刘义庆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实录。本文即想通过《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名流生活、思想、情趣诸多方面的内容,对魏晋时期(主要是两晋)名士之人格作一探讨,以此揭示“魏晋风度”的实质。     

试论《世说新语》思想内容的进步性

<正>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汉末至东晋士大夫阶层言行的笔记小说。关于它的作者、注者、删订者及书名由来,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得明白:“宋临川王刘义庆有《世说》八卷,梁刘孝标注之为十卷,见《隋志》。今存者三卷曰《世说新语》,为宋人晏殊所删并,于注亦小有剪裁,然不知何人又加新语二字,唐时则曰新书,殆以《汉志》儒家类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世说》,因增字以别之也”,     

论《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今译》前言

《世说新语》乃南朝宋刘义庆部下诸名士所编，义庆集以成书。梁刘孝标注，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新语》是一部从汉到魏晋的历史资料，不仅记载了五六百人的风貌、思想、言行，还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俗、习尚。《新语》中的文学论，尤其为研究文学的人所看重。《新语》中又有修辞学，也可供探索。张万起、刘尚慈的《＜世说新语＞今译》注意吸收当代学术研究成果，反映当代学术研究水平，译文有文彩，有韵味。     

刘劭《人物志》研究

<正> 我国封建社会的人才理论,在魏晋时期实现了新发展.据《隋书·经籍志》载,这个时期纵论人才的著作很多,有魏文帝的《士操》,有刘劭的《人物志》,有姚信的《士纬新书》,有鲁胜的《形名论》,有刘义庆《世说新语》,还有《九州人士论》、《通古人论》等等.这些连篇累牍的著作,把儒家为主要代表所创立的人才理论,包括识人标准和用人制度等等,条理化、系统化和理论化了.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著作就是刘劭的《人物志》.     

论刘义庆、刘孝标对《世说新语》认识之差异

刘义庆、刘孝标分别是《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和作注者,刘义庆虽追求内容的真实性,但也不完全排斥道闻途说,所以《世说新语》被写成了一部介于子、史之间的小说;而刘孝标认为它是一部史书,所以他作注时是以史学的要求对其进行补阙、纠缪,这使《世说新语》具有了史书的特征。他们的这种态度的差异也造成了后世人们对《世说新语》文体的争议。     

略谈《柳毅传》中的人物形象

中国的古典小说渊源流长,从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到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萌生阶段。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虽对小说的形成发展有重要影响,但严格说来,毕竟还标不上真正的小说。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大多属宗教说教,充满了离奇荒诞的色彩;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只是记叙轶事琐闻,囿于真人真事。这些作品,充其量只能说是小说的雏形。小说“至唐代而一变”。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它反映社会现实,有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     

“王伯舆”是王世贞的名字吗?

《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三期上载有朱星同志的《<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谈到明人王世贞的许多个名字别号。其中谈到王世贞又叫“凤升”,又叫“息庵居士”,“又叫‘王伯舆’,《弇州诗集》卷四十四中有一首通俗诗:‘有情痴故侄,无情黠亦尔;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这全是他自写,他在兄弟中行大,所以王伯舆也该是他的化名。这可给《大汉和辞典》作补充。”“王伯舆”并非王世贞的化名,原来这首看似通俗的诗也并不通俗,用了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中一个典故。     

魏晋士人生活的一面镜子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录了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士族阶层人物的遗闻轶事,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士人生活的某些侧面。第一,它记载并表彰了一些正面人物的言谈行事。如:317年,王导拥立琅琊王司马睿称帝,造成了苟安江左的东晋王朝,并提出“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号召人们以国事为己任。在《简傲》篇中,作者写嵇康面对当时的政治高压而     

《学心提纲》选登

<正> 刘勰作《文心雕龙》,自称“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我拟仿作《学心》,以言为学之用心,为的是总结个人怎样开动脑筋,进行学习的点滴经验。目前,由于教学、科研任务均重,尚未能着笔。姑先写出提纲,以供同志们参考。一、崇德梁元帝《金楼子序》;“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古人称人有君子、小人,而这两类人的区分,乃以德为标准。所以有德则为君子,无德则为小人。孔门施教,德行第一。南朝刘义庆著《世说新语》,也以德行居首。人不重德,将不齿于人。春秋孔子讲“崇德、辨惑”(《论语·颜渊》)。《周易》的《乾文言》讲进德修业。叔孙豹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三人论述的共同点是叫人从德做起。他们或言二事,或称三行,都非平列,而实因果相关,是说只有“崇德”,才能“辨     

取材隋唐英雄业绩的明清雅俗说部的比较研究

明清小说可以分雅、俗文学两大系统.雅文学一般流布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俗文学则传播于各阶层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城市的市民以至农村的各种职业的民众,对此都兴趣盎然.当然,并非绝对如此.例如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应该划归雅文学,“它的语文的艰深的程度,远超过一般文化水平低下的群众的接受能力;但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村群众对《聊斋》故事的普遍的熟悉,热爱和神往,只有……少数名作可以与之争席.”(何满子《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第1页,上海出版公司)《水浒》是通俗小说的翘楚,但晚明文士却颂之备至,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谓:“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以至认为《水浒》“奄有丘明(《左传》作者)、太史(司马迁号太史公,著《史记》)之长”;或竟拟之于庄周《南华经》(转引自鲁迅《小说旧闻钞》).雅、俗文学两相对照研究,能够发现不少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可供反复咀嚼、玩味.     

《何氏语林》是否有套版本？

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是一部著名的“世说体”著作。后世对其版本认识存在不少误解,所谓的“套版本”说即是其中之一。“套版本”误说实际上是因混淆《何氏语林》与《世说新语》二书的明代版本所致,据现存文献,此误会自清代以来即已存在。     

论王逸楚辞学的时代新义

王逸是东汉中叶文学思想家,其著《楚辞章句》为其文学批评理论之核心。对王氏楚骚情结,昔人多从文学传承观之,如张溥历述西汉贾谊、刘安、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仿骚之制及“东京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章句》”,“至王逸复作十六篇章句,又续为《九思》”而集成(《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王叔师集题辞》)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则发挥《九思序》“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语,言其地域特色云:“盖东汉文人,咸生北土,且当此之时,士崇儒术,纵横之学,屏     

《金瓶梅》成书三阶段说——兼谈《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正> 《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如同《金瓶梅》的作者是谁一样,至今仍是个谜.这里,我提出《金瓶梅》成书三阶段说,同时谈谈我对《金瓶梅》作者问题的看法,请《金瓶梅》研究专家们和读者们指正.一、《金瓶梅》原是评话,创作者是评书艺人许多持《金瓶梅》创自"大名士"、"大手笔"、"大文人"之手的学者们,大多低估了我国评话艺人在几部优秀长篇小说中的作用.没有众多的有关梁山英雄好汉们的评话,也就不会有《水浒传》;没有《三国志平话》和其它有关三国人物的评话,也就不会有《三国志     

李贽《初潭集》在《世说》研究史上的独特意义

作为晚明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李贽的思想及性格与魏晋风度一脉相承而又同中有异。李贽一生酷嗜《世说新语》,并曾做过评点,其晚年编撰的《初潭集》一书,又采录《世说新语》近800条,其中180余条有评点。然李贽却称《初潭集》为"儒书",无论体例还是思想旨趣,均与其他"世说体"小说不同,反映了晚年李贽虽然行止狂狷,本质上仍是一心系孔门的儒家士人。《初潭集》在《世说》研究史乃至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与价值,无疑值得重新审视。     

论茅盾前期对文学与人关系的思考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伟大的文学家总是在探讨人的地位和价值的过程中寻找文学的地位和价值.从文学与人关系这个特定角度来考察,西欧中世纪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其主导倾向是“非人的文学”.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发现”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的文学”.观念的确立,这在人类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辟了一个真正的“人的文学”的自觉时代.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变迁史上真正的“人的文学”的自觉时代.伴随着以“人的发现”为核心的现代文艺思潮的澎湃腾涌,周作人第一次在中国文坛上提出了“人的文学”观念,鲁迅首先创造了以《狂人日记》为标志的人的文学.周氏兄弟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绩建构起一个全新的“人的文学”的价值观念系统,它同中国封建性的“非人的文学”的价值观念系统形成了整体性的对立.茅盾在《关于创作》一文中对五四文学革命作了这样的概括:“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期新文学运动     

“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的历史内容——徽商起源札记(一)

如下这条史料,并见于《世说新语·黜免》、《宋书·志·第二十五》、《晋书五行·中》。“世说”云: “司马唏未败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使左右习和之。又燕会,使人作新     

个中妙趣谁堪语？——读刘强《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

魏晋六朝,志人小说风行一时。涌现出的作品,如邯郸淳的《笑林》、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葛洪的《西京杂记》、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皆属此类。由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无疑堪称个中翘楚。该书拔新领异,其意义及影响远远超越了同类题材的著作,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朵奇葩。     

汤显祖《牡丹亭》的“宗唐”旨趣

汤显祖《牡丹亭》诞生于有明一代以“宗唐”为主流的文学潮流中,其角色塑造、情感寄托、意趣神色的创造等都得益于作者复杂而又明显的“宗唐”旨趣。由此可见汤显祖手摩心追唐代“有情之天下”,并以此镜照明代“有法之天下”对人情人性压抑与戕害的现实。《牡丹亭》虽以明代小说《杜丽娘记》为胎,却一如《紫钗记》等以唐人小说为胎,重塑的是唐型人物角色,于情于理之中传达出对唐人的理解之同情。《牡丹亭》以“意趣神色”为宗旨的曲词撰写,也得益于唐诗的精神、情感与格调。借助于“宗唐”旨趣的戏曲书写,汤显祖寄托了关于生命价值、现实人生、社会理想的哲理思考。     

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看《隋志》的小说观念

《隋志》著录《搜神记》于史部杂传类,而把《世说新语》著录于子部小说类,这反映《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可以从“小”与“说”两个方面加以概括。所谓“小”,一是体制小,言其篇幅短小,且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言其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而“说”,是就全书的内容与性质而言,言其重点在记魏晋士人的琐事名言。这些特点使之正契合中国早期对小说的认识———“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街谈巷语”。《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小说类,反映在唐代至少到《隋志》成书之时,人们还是秉承着传统的小说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