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精神气质与中国传统世界观的差异——从17世纪英格兰社会的科学精神气质看

新科技革命缩小了时空距离,加速了文化交流。随着科技全球化的推进,科学和技术在其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的过程中传播着自身的精神气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科教兴国”的过程中,传统的世界观不可避免要遭遇这种科学的精神气质。本文通过对17世纪英格兰社会形成的科学精神气质的考察,从三种最重要的文化模式(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科学和技术的态度;物质主义)重点探讨科技全球化传播的科学精神气质与中国传统世界观的差异。     

科学社会学的张力——默顿与贝尔纳研究传统的比较

在科学社会学理论中,贝尔纳和默顿分别创建了科学的社会研究中的默顿传统与贝尔纳传统。由于他们在科学知识观上的差异,尽管二者研究前提和研究主旨方面存在一些共同点,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贝尔纳的立论基础代表了科学家的立场,默顿则坚持的是社会学家的话语。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对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贝尔纳侧重宏观定性研究,默顿及其学派着力于科学内部的社会结构分析,属于微观分析图式。在研究方法上,默顿开辟了一种科学的社会学表述新方法,贝尔纳从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社会研究问题。默顿与贝尔纳不同的研究风格,表明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着巨大的张力。     

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与现代经济的关系

通过探讨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与现代经济的关系 ,并在多元文化背景中整合传统伦理 ,在现代经济关系中实现价值转换 ,从而建构起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新的伦理精神 ,这是本文给予的回应和提供的思维路径     

孝慈精神对现代家庭伦理的重要意义

孝与慈是传统家庭伦理的基本规范,而支撑这种基本规范的是孝慈精神。孝慈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养育的、调节家庭长辈与晚辈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理念,即长辈应关心爱护晚辈以尽慈道、晚辈应敬爱长辈以尽孝道的思想意识。孝慈精神对于构建现代家庭伦理具有三重意义：一是家庭纵向伦理关系的内在需求;二是现代家庭功能实现的伦理保证;三是构建现代家庭伦理的重要资源。     

公众科学——科学共同体模式的转向

波兰尼提出"科学共同体"概念后,默顿和库恩也提出了各自的"科学共同体"的模式,但都主张科学家是唯一的构成人群.但科学共同体并非必为"科学家共同体",而公众科学的出现使得科学共同体出现了模式转向——由公众与科学家共同构成且基于共同研究而非共同职业或共同学科的科学共同体.默顿提出的无私利性也已不适宜作为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精神气质的规范之一.这意味着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定义可能需要更新.     

公众科学——科学共同体模式的转向

波兰尼提出"科学共同体"概念后,默顿和库恩也提出了各自的"科学共同体"的模式,但都主张科学家是唯一的构成人群.但科学共同体并非必为"科学家共同体",而公众科学的出现使得科学共同体出现了模式转向——由公众与科学家共同构成且基于共同研究而非共同职业或共同学科的科学共同体.默顿提出的无私利性也已不适宜作为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精神气质的规范之一.这意味着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定义可能需要更新.     

默顿的学院科学范式述评

默顿范式是由默顿及其学生发展起来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路线,即把科学看成是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社会体制,并对它进行功能分析。默顿范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他不仅首开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先河,反映出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的新特征,还给出了对科学进行研究的新的研究纲领和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创建了一个独立的新学科———科学社会学。     

科学伦理精神: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融合的必然走向

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具有共同的品格,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精神,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融合必然走向科学伦理精神。科学伦理精神既是科学精神的升华,也是伦理精神的逻辑展开,因而成为现代科学技术活动主体应该而且必须具有的精神。     

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具有以下基本的精神特质:天人合一、以道驭技、以人为本和经世致用.天人合一是哲学基础,它决定了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基本走向和理论旨趣;以道驭技为理论核心,它构成了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光辉的一面;以人为本是价值归依,它深深根植于科学家和技术工匠的心灵之中;经世致用为突出特点,它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以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风格.这些主要精神是中国传统科技伦理的菁华,是处理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历史依托.     

建设性后现代精神的伦理意蕴

建设性后现代精神一方面蕴涵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重建 ,即要消除现代性所带来的上述关系之间的对立 ;另一方面 ,积极倡导一种后现代科学伦理精神 :在自然观上 ,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通性 ;在价值取向上 ,强调知德的相蓄性 ;在科学的建构上 ,倡导科学的返魅。这对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弘扬科学的伦理精神 ,使科学朝着造福人类、造福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无疑是有启迪性和建设性的     

科学的信仰与信仰的科学

在现代社会,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是涉及社会的选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与信仰不是相互替代,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促进,既对立又统一的张力关系。科学使信仰富于理性,信仰给科学以强大的精神动力。科学与信仰的完美结合便是走向科学的信仰以及信仰的科学。     

论科学与人文的三重同一性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核心问题.如何把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从人性的深处揭示二者的内在关联,已成为关键环节.人类心智的意向性活动是人类一切文化活动的最初本源,因而从心理意向性探索科学与人文的本质关联应该是一条重要进路.如果从人类心智的意向性这个坐标原点来看,科学与人文便本然地具有三重内在同一性,即:意向层面的源初同一性、理解层面的解释同一性和意义层面的修辞同一性.     

科学社会学的流变:从默顿到爱丁堡学派

由于默顿的开创性贡献,科学社会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纲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着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统治地位。但是,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面临诸多挑战,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遭受到爱丁堡学派的全面解构,科学知识社会学取代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理论,成为了主导的理论。不过,这种变化与科学的发展实际是相应的,也顺应了主流哲学观的转变和科学社会学本身理论发展的需要。     

20世纪西方学界科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西方学界存在着三种观点:冲突、分离、正相关。20世纪中叶,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发生了从"冲突"论到"正相关"论的范式转变。在科学与宗教研究的科学史考察进路中,可以看到从罗素到默顿再到霍伊卡这一清晰的历史脉络。     

关于科学精神与人力资源要素的两点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亟须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其中科学理性或科学精神的培养与弘扬因其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密切相关,因而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在此主要分析了科学精神与社会道德塑造以及科学精神与公民基本素质两方面的内容。     

科学知识及其功能：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对默顿与利奥塔二者观点的比较分析

默顿从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两个角度分别论述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他坚持的是科学促进知识发展的功能。而利奥塔则从语用学的角度论述了后现代社会中知识变迁背景下科学的研究与传递功能,构建了科学通过异质性、多元性和悖谬性而实现的合法性。二者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知识的目标和功能分析的目的三个方面存在着不一致。     

梁启超与民初学术科学化潮流

民初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将科学引入学术研究、崇尚科学研究的潮流.与以胡适、陈独秀、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比较,在对科学内涵的认识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梁启超对学术与科学关系的认识虽与前者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梁启超同样积极倡导和参与了中国学术科学化的潮流,他反思中国学术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缺失,呼吁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去,努力从本土知识资源中挖掘科学的种子以与西方科学接榫,并提醒科学主义热潮中的人们注意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关系的复杂性.关注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和实践,对从科玄论战之外全面考察梁启超与民初科学思潮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从哲学研究对象和思维方式看古代中西方哲学差异

哲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文化实力的重要部分,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然而哲学资源的贫困是不争的事实。要振兴哲学社会科学,我们既不能崇洋媚外,也不能一味崇古尚古,而必须对中西哲学进行辩证分析,基于古典哲学资源和社会现实解决现存的问题;我们既要了解中西哲学的差异,又要分析各自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在学习与借鉴、传承与创新中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中西古代哲学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上,而且根源于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异,这些差异性对民族科学文化的影响有利有弊。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伟大抗疫精神诠解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疫情的伟大斗争中铸就的伟大抗疫精神,具有坚实的唯物史观理据和丰厚的唯物史观意蕴：“生命至上”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举国同心”内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合力理论;“舍生忘死”既表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离不开必要的思想文化条件,也表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尊重科学”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理论要义和方法要求,反映了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命运与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展现。大力弘扬和践行伟大抗疫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