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与明代“大礼议”

刑部尚书林俊在嘉靖初年的遭遇是朝臣中极力拥护首辅杨廷和一派的缩影,研究他对认识嘉靖初年政局有重要的意义。议礼时林俊对明孝宗有深切怀念之情,对杨廷和的主张给予了大力支持。但他对世宗的打压过甚,加上议礼之外的政事处置上与世宗的矛盾颇多,就大大加剧了嘉靖初年的君臣矛盾,也导致了他和其他反对世宗者的迅速去位。     

“大礼议”与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蜕变

嘉靖大礼议以还,专制皇权的高度强化、社会文化和思想禁锢的加剧与经济发展、繁荣之间存在的错位,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与君主间的严峻对立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急剧分化。士人阶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受挫,转向建设和享受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使人得以正视自己的身体、欲望和个体生存。但与之相应的,却是对国家前景、社会事业的淡漠。     

论明代大礼议中的革新思想

本文对明世宗继位初期新旧势力的议礼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考察和剖析,揭示了双方议礼观的实质。作者认为,以张璁为首的“大礼新贵”所取得的胜利,为世宗亲自主持进行的、旨在革除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嘉靖革新,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就是说,大礼议是嘉靖革新的前奏曲     

明代诸王与明代社会政治

明代诸王分封制度,与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相背离,带有倒退的性质。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对明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和破坏。尤其是宗室诸王内部的叛乱、相互之间的倾轧,以及由此制造社会事端、为害乡里等,都较前代为烈。本文拟     

杨一清与大礼议

大礼议可分别以"左顺门事件"的爆发和<明伦大典>的颁布为断限标志,分成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杨一清在议礼之初以在野元老的身份对"议礼派"观点给予重要的舆论支持,也为自己起复、入阁奠定了基础.身为内阁首辅,他广泛参与对大礼后续工作的处理,尽力维持文官集团的和睦,规诫世宗君臣进一步打击"护礼派"的极端行为.不能轻易断言张璁等人的做法代表"革新",而杨一清的努力是"因循守旧".     

论“大礼议”与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冲突

明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到嘉靖三年（１５２４）间,以杨延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同张璁等新进士大夫之间围绕着当时“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所进行的“大礼议”之争,前后经过三个回合,最后以张璁等人的主张得到采纳而告终。“大礼议”的论争不仅是当时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主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更体现了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     

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其权力呈现逐渐增长趋势。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这种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形成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的削弱,相对于行政系统的增大,以及阁臣间更频繁争斗的局面。这些变化对明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思想和政治:湛若水与"大礼议"之关系述略

"大礼议"是在明代嘉靖朝发生的、围绕着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杭尊号问题而展开的一场政治论争,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大礼议"中,湛若水站在杨廷和等人这一边,反对嘉靖皇帝追尊其父兴献王、反对嘉靖皇帝在奉先殿侧建庙以祀兴献帝.后来,在"郊祭礼"等问题上,湛若水亦与嘉靖皇帝意见相左.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被人理解为处于心学与理学之间的思想家,湛若水企图用自己的思想、用传统的礼制观念来影响嘉靖皇帝、影响当时的政治,他的愿望最终落空.     

乡官与明代政治生活

明代乡官作为在野官员是官僚统治集团的一部分。随着明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及官僚集团内在构成的变化,乡官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露,并逐渐成为明代政治生活中一支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明代乡官的政治活动一般集中于地方,在积极地辅佐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同时,也表现出把持地方官府、左右地方政府政策的倾向;且明中叶后乡官利用地方官员来对抗中央政权中某些势力的倾向也在增强     

翰林院与明代政治探究

翰林院在明代政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翰林院和内阁的关系对明代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内阁是在翰林院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随着内阁权力的发展,逐渐摆脱了翰林院的限制,发展成内阁的储相之所,内阁学士是翰林升迁的主要途径和出路。经筵日讲是封建制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翰林官为皇帝讲读经史,阐析文义,剖析朝政,从而影响到明代的政治。     

简论嘉靖首辅毛纪的宗族思想——以大礼议与明代士大夫日常生活为视角

毛纪在文化活动中,体验礼制文化,增强对其理解;在宗族生活中,感知宗族文化,努力实现礼制与宗族生活的结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宗族思想。毛纪作为首辅,亲历大礼议,其礼制思想受到冲击,宗族生活观念发生明显变化,由坚持礼制,维护大宗法,保守不灵活,转变为主张礼以义起,不拘泥宗子说,呈现合乎礼制的变通特点。他的宗族思想是士大夫文化对宗族生活经验的总结,映照了士大夫宗族生活理念的嬗变历程,体现出社会教化思想在宗族建设中的实践作用,促进了礼制与宗族生活的融合。     

制造“非常”:“大礼议”前杨慎的代祀危机

代祀是明代国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具体的制度规定和通行做法来约束其实践。凡是与常制、常法不相符的“非常”状态,都有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嘉靖初年,不满于自身政治遭际的史道,通过诬劾杨慎在代祀途中的做法不合常制、常法,打击杨慎之父首辅杨廷和。史道的说法违背时人常识,本不足辩,但杨廷和慎重其事,努力辩白,直指史道意在害其全家。双方的指控与辩驳展现了明代中晚期政坛斗争的一种共识,即与常行之规相悖的“非常”状态会给对手带来比事实本身更大的杀伤力。即便这种“非常”状态是出于政治目的、罔顾事实而人为制造的,当事人也必须有所回应。循此,研究的视角也当从关注史事之“实”拓展到事件生成的政治过程,在人事关系及其变化中捕捉当事人的认知重点与事件的矛盾焦点。     

票拟制度与明代政治

一、明代票拟制度之考述明制,外廷臣工章疏经通政使司呈内廷交皇帝阅览后,发至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以皇帝名义拟作批答草稿,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疏面进呈皇帝,称为票拟,亦称拟票、票旨、条旨、调旨。皇帝如同意内阁草拟,即亲自或交司礼太监以硃笔照批于章疏下发,称为批红。如不同意,则发还内阁重拟,称为改票。或有章疏呈皇帝后不发内阁,不作处理,称为留中。票拟是随内阁制度完备而形成的制度,有关形成时间最早一种说法是为宣德中。但此     

监察御史制与明代政治

明代的监察御史制是明代中央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明朝最高统治者控制人民、监察官吏、网罗人才、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的得力工具,对明代的政治具有较大的影响。本文拟从监察御史在明朝各个时期的活动情况来探究一下它与明代政治的关系。监察御史之职始设于隋唐,下及明清,明代共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其职责为:“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     

立储之争与明代政治

立储之争是明代政治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储君，明代的皇帝、后妃、官僚、宦官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角逐。这种角逐，致使很多有政治才干的人因谮而谪外，破坏了明代政治的安定，对明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明代政治与荀学的交涉

有明一代,荀学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呈现出一种"交涉"的态势.一方面,经过嘉靖孔庙改制,荀子正式从孔庙从祀中被罢黜,政治地位下降.另一方面,明代政治从体制上是对前代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的延续,在统治手段上礼、法并用,是为荀子政治思想影响之"因袭"一面.此外,对荀子政治思想的吸收从理论层面转向现实层面,涵盖范围更广,是为荀子政治思想影响之"转变"一面.     

明代“家学”略述

明代从中央到地方有较为完备的官学教育制度:国学和府州、县学。与此同时,私学遍布全国各地。“家学”则为私学中最为广泛、常见的民间教学机制和形式,遍及千家万户。它是以家族和家庭为基本范围,从纵横网络中开展的基础教育活动。明代史籍有关“家学”的记载颇多。诸如:“刘钦,曾祖考学翁仕元为恒山知县,祖考奇登至治癸亥进士,考季道……廉介有声,母曾氏.昆弟三人皆传家学……。”“公姓章氏讳格……少承家教治毛诗,攻举业……。”胡瀚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明代的“征文启事”

在我国出版史上,最早的“征文启事”出现于何时,尚未查明。就我所见到的,明人陈仁锡编纂、天启癸亥(公元一六二三年)苏州西西堂刻《明文奇赏》四十卷本(藏重庆市图书馆)所载沈国元具名写的“征书法”,可能是较早的了。全文如下: 征 昭代海内名公笥藏家刻文稿选入《明文奇赏续集》述引 古今文章以传重,更以选重。是编成,不敏请于先生曰:“搜括数年,阅历万卷,而所选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