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代北京通俗小说的出版与说唱业的关系——以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为例

北京是清代通俗小说的出版中心之一,共有51家书坊刊刻通俗小说,计版本133个。通俗小说出版的繁盛时期是光绪年间,但绝大部分都是翻刻本或话本小说选本,仅有侠义公案小说例外,《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彭公案》等作品都产生于北京。北京说唱业的发达为侠义公案小说的成书提供了契机,《三侠五义》的前身《龙图耳录》就是根据说唱本石韵书改编而来,但经过了文人的加工;《小五义》虽然经过整理,但仍然保存了说唱文学的许多特点。     

论清代散文的繁荣及其原因

论清代散文的繁荣及其原因王凯符一五四以后，清代散文受到了冷落，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小说、戏剧受到重视，致使清代小说、戏剧的成就，掩盖了清代散文应有的光辉。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因...     

试谈公案小说的几个问题

50年代我曾写过一篇谈《七侠五义》的文章，曾论及侠义公案小说所具有的特点。但那篇拙文重点是放在关于“侠”的性质的探讨上，对清官问题谈的不多。近年来，全国各出版社争相刊印大量的公案小说，流传甚广；而街头巷尾众说纷法，往往莫衷一是。这就也使我对清官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思考。现在仅就社会上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粗略地谈一点地意见，向广大读者请教。过去我们一谈到封建时代的著述．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论文．都必不可少地强调一个观点．即这些书的作者或作品中的主人公（具体谈公案小说，则是做为书中主人公的清官），都是站在…     

论清代文字狱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

清代频发的文字狱和小说禁毁政策,使小说家、编选者或书坊主产生了强烈的惧祸意识,并最终在小说文本形态上反映出来。那些因文字狱而遭到禁毁的小说尤其是时事小说,其文本形态往往在刊行过程中被大幅修改;有些小说虽然未曾引发文字狱,但为避免触犯时忌,书坊主在刊刻过程中也会对那些与时政有关的敏感内容主动作出"修正";文字狱及小说禁毁政策对清代小说家的创作心态产生了显著影响,并由此左右了其小说文本建构策略。     

两大济公故事群的形成及原因

济公故事时间上从南宋到民国,地域上从杭州到京津.不过京津济公故事并非杭州济公故事的延续,而是重新构建了新的故事群,从佛教色彩浓厚的传说变为公案侠义神怪杂糅的小说.两大故事群的形成与时代、地域、文学自身、传播方式等诸多因素有关.     

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

1 一般地讲,那些靠情节取胜的小说, 由于追求情节的奇特性和人物的传奇 性,便往往不重人物性格,如《封神演义》一类的神魔小说,《三侠五义》、《施公案》之类的侠义公案小说,以及一些侦探推理小说,大抵如此。而《三国演义》的超群杰出就在于,它在继承中国文学中“以奇为美”的艺术传统去构置故事情节的同时,又莫不形诸人物性格,开创出“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 所谓“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其内涵包括相互关联、融为一体的“出场定型”、“追叙补充”、“反复强化”、“侧面展示”这四层含义。“出场定型”意为:人物一出场,作者就以…     

论清代赋役制度的定额化特点

论清代赋役制度的定额化特点何平清代在康熙雍正年间实施赋役改革措施，开始建立起完备的赋役制度。从清代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和赋税征解来看，清代赋役制度呈现出鲜明的定额化特点。这个特点对清代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清代赋役制度定额化特点的内容和影响...     

论清代北京满族女作家顾春的文学创作

清代北京的满族妇女创作群体是研究清代北京文学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其中的代表人物顾春为例,其在道德价值、女性意识上与同时代汉族女性精英既有共同点,又有本民族的特性。她的创作出色地反映了清代北京地域文化特色及满族贵胄生活。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述评

刘小萌著《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填补了北京旗人社会研究的空白。本文对该书的内容进行评述,并对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性别视角:清代侠义小说的新景观

文体上,清前期的剑侠女性沿袭了唐人小说的叙事手法,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使这类形象更具可塑性.清末侠女形象渐与烟花粉黛合流.章回小说的侠女分为"英雄儿女类"小说的佳人化侠女与"英雄传奇类"小说中的妖寒女子.她们的社会身份和性别特质,决定了小说的情节模式和婚姻主题.清代小说显示了从剑侠向女性气质和传统的性别角色回归的趋势,明清社会妇德观的改变是人物演化的深层原因.     

清代北京说唱文学的发展特点及研究意义

本文首先总结了清代北京地区说唱文学发展的初期、中期、后期所呈现的不同特点,认为清代的说唱文学处于我国说唱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传承了许多具有地域性的曲种,艺术形式上发生裂变与整合,节目流派纷呈,名家名角辈出。在清代中期和后期,北京的说唱文学发展尤其具有时代特点。此外,文章还归纳了清代北京说唱文学研究的五点意义。     

清代判词语言的法文化视角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外壳,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以清代判词语言为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出清代判词深厚的礼法文化背景。这种法文化对它的载体施以法的影响和制约,这种特定的法律文化造就了清代判词语言特有的风貌:雅俗相谐、质而有文。     

清代三山五园的漕运与官仓研究

三山五园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之首，与北京老城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但迄今相关研究尚属薄弱，尤其是支撑清代二百余年园居理政的经济命脉即该区域的漕运与官仓问题，并无专文论述。鉴于此，利用大量文献和已刊、未刊档案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包括：清代三山五园地区漕运的沿革与变迁；本裕仓与丰益仓的创始年代，二仓的建筑结构、职官配置、支放范围，以及晚清时期发生于此的历史事件。     

略论清代北京的说唱艺人

本文以子弟书文本为依据,主要介绍几位清代北京的说唱艺人,包括推陈出新的子弟书艺人石玉昆、郭栋儿,以及单弦艺人随缘乐等,从中可以管窥清代京城说唱艺人的表演艺术、演出盛况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对说唱艺人的态度、评价。     

再论清代皇室之乳保

清代皇室乳母、保母属宫廷仆妇群体，是宫廷女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性别视角再研究清代皇室之乳保，详细辨析乳母、保母称谓及职责的不同；阐释了皇室乳保与皇子女之间存在的稳固的亲情关系和伦理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乳保群体在宫廷中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她们充分利用这种特殊身份，突破自身的性别和阶级局限，提升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发展起以女性为核心的家族体系。在为自己家族带来“特权”的同时，乳保群体也对清代皇族的家事和国事产生一定影响。     

从《红楼梦》看清代法制

<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以其讲述封建家族兴衰史为主旨,着意描绘了清代社会政治、文化、婚姻家庭等各个方面.从法律视角品读<红楼梦>,从小说情节中挖掘法律因素,结合清朝法律法规,分别从宗族制度、选官制度和司法制度三个角度考察小说章节,<红楼梦>这一文学巨著所反映的清代法制.     

断裂与交融——《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读后

<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于2008年出版了《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1]。作者长年致力于清史、满族史研究,曾就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碓房与旗人生计》(《清史论丛》2005年号)等十余篇论文。本书乃作者积多年之功的晚成大作。     

试论清代监察制度机能萎缩及其原因

职官司法监察制度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特有的产物，它创始在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清。监察制度属于封建政权体系中的监控系统，在统治集团中具有一定的自律制衡机制，对封建官僚政治的有序、稳定和官吏的相对廉洁职守曾起过十分有效的约束、威慑作用。作者认为，时至清代，虽然监察组织、制度达到了比较健全和完备的程度，在特定时期监察制度亦起过重要作用，但无可否认，清代监察机关的作用较之前代历朝都大为逊色。本文就清代监察机能萎缩的表现尤其是就其萎缩的原因从君权强化、监察体制本身的缺陷和政治极端腐败、“首崇满清”等方面作了分析和探讨。     

清代前期的官商

清代前期的官商邓亦兵以往关于清代的官商研究，存在着概念表述不一，对政府与官商的关系多强调政府压制官商的一面。本文通过对清代前期的官商特点，经营活动，探讨官商的概念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一官商概论按照商人的概念，凡是从事经营活动的人都应属于商人的范畴。商人...     

清代广州对外开放过程中的消费文化探析

消费文化史是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清代广州作为西方文化和消费品输入中国的桥头堡,是清代城市消费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范本。本文从对外贸易、中西关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角度审视清代广州的消费文化,考察清代广州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消费文化的历史变迁,认为它是在西洋人、西洋货和西洋文明与广州的商业文化结合中逐步生成的,并带有强烈的开放性、世俗性、享乐性、时尚性和实用性。这对研究清代广州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市文化特征,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