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词的发展流程看秦观词的艺术特色

从北宋词的发展流程看秦观词的艺术特色田维瑞一宋人论词，注重“雅”、“俗”之辩。柳永欲把词引向市井，还原于民间，遽遭士大夫文人朝野相讥，遂误终身功名。崇雅，皆以《花间》为正宗，视温、韦为鼻祖，北宋以至于后世遂形成一种习惯定式，视词为艳科，“侧艳小技”，...     

主体意识的高扬与沉厚──论北宋词的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

苏轼揽韦、李发抒性情之长，“以诗为词”，提高了词的品位，改变了词为“艳科”的旧传统，建立起一个主体意识高扬旷达的新词风；秦观、周邦彦追“花间”而集温、柳之大成，于沉厚自然的主体意识中，情、景以事为导，遂脱雕琢而达婉约的天然佳境，两种流派，长短相形，影响所及，终开宋词鼎盛之大局面。     

清代词学中的“雅”与“艳”

“雅”与“艳”是一对联系紧密的词学概念,具有丰富的词学意蕴。就词史观之,晚唐五代至北宋词以抒写艳情为主,北宋末年出现了辨别“雅”与“艳”的观念,南宋词以崇“雅”黜“艳”为主要特征,元明词回归艳词的传统。清初本事词因寄寓了词人与其心仪女子的真挚感情,由而脱去寻常艳词的淫亵与庸俗,可谓艳词的自赎。浙西词派主张去“艳”而归“雅”;常州词派引入变雅之音与哀艳之情,为清词的“雅”“艳”观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均提出“雅而不艳”的观点,但对其不同的阐释成为浙、常二派的分野。     

似花还似非花──论苏轼咏物词的思想艺术特色

苏轼是同时代文人中创作咏物词最多的一人。他冲破“词为艳科”的藩篱，第一个在咏物词中抒写政治、身世和性格，开拓了词的意境．为后世提供了咏物词的创作经验。     

从“艳科”、“小道”到“时代文学”——略析我国古代词论中“尊体说”的发展

从宋初的潘阆到清末的王国维,历代词论家为改变词为“艳科”、“小道”的观念提出了各自的尊体主张。他们有的取道革新的途径,有的采用复古的方法,却又共同表现出了对诗的回归依附,通过证明诗词同理、诗词同源、诗词同旨、诗词同类等来使词进入可以与诗并列的“言志”传统,最终为词争得了时代文学的正统地位     

《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序

古人称词为“诗余”，这固然说明了词与诗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说明中国古代历来是以诗为文学正宗与正统的。其实，词与诗虽然同为压韵体、格律体、分行体，却有很大的不同。且不说宋人视词为“艳科”，是个人花间樽前娱情遣兴之具，而诗则“风雅”，为关乎国计民生之体。用今天的话来说，诗写社会重大题材，词写个人琐小题材。这种观点并不可取，但却说明了当时人对词与诗的分野。即便说到押韵与格律，词与诗也有根本的不同。最早的诗是可以歌唱的，是歌曲的歌词，但大概从战国时期起，诗与曲就没有必然的联系了，诗歌独立而为诵读吟哦之体。…     

懿德皇后及其《十香词》冤案钩玄

懿德皇后萧氏，“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近臣耶律乙辛等谋废太子，命他人作《十香词》，请皇后为其抄录，遂诬皇后与赵惟一私通，以她抄录的《十香词》为证。萧后以白练自刭，并作《绝命词》。萧后被诬案是辽代始终存在着的汉化与守旧两种势力斗争的结果。     

王渔洋词论初探

王渔洋以“神韵”说驰名骚坛。从顺治末至康熙年间“主持风雅数十年”(《清史稿》卷二六六)。人们对渔洋多关注其诗论,而其词论成就遂被掩盖。其实,渔洋论词颇有心得,特别是他在古广陵扬州任上,“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居易录》记吴梅村语);以渔洋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词人群体,广陵词坛繁荣一时。他们填词论词,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词学主张,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相当影响,于清词、清词论的全面振兴有着先声之功。本文拟就渔洋词论作初步探索。     

苏轼词人生意蕴蠡测

词自隋唐产生，发展到宋初，并没有人突破“词为艳科樊篱”。词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式样，其生存与发展也受到严重挑战。至苏轼，“以词代诗”，拓展了词的题材空间。在苏词中，人生历程中的生死、离合、荣辱、誉毁，成功与失败，通达与穷困，种种意蕴，如闪闪的珠贝，唾手...     

论王安石咏史词

王安石咏史词多借古喻今，谴责北宋统治者，并追根探源，总结教训。而其他词人之作多单纯地咏史，或空叹兴亡，不触动现实。因而王安石扩大了词的题材，打破了诗词分工论，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蕃篱，恢复了词的本来面目。     

周邦彦恋情词浅论

周邦彦曾被词论家誉之为词中“圣手”,“万世不(礻兆)之祖宗”;他的词作被称之为“词家神品”,“词之正宗”。这些总体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对其恋情词的具体论析,却又是与前面的评价很不一致。张炎说是“惜乎意趣却不高远”,刘熙载嫌其“旨荡”,“当不得一个贞字”,王国维也说“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娼妓之别”。解放后,一些论者受上述说法的影响,走得更远,竟将周邦彦说成是“风流词客”、“狎客”、“艳情词人”。直至目前,这类说法影响犹存。对周邦彦恋情词的看法关系到对他人品和词品的评价,也关系到对词发展道路的评价,似有单独作为专题探讨的必要。     

评李清照的词学理论

李清照的《词论》所探讨的是文体论，而并非为作家作品论，词“别是一家”才是其中心论题。为了使词这种文学样式从当时那种受人卑视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取得与诗文并驾齐驱、比肩同坐的一席地位，李清照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撰写词学专论，郑重地向人们宣告：词再也不是诗的婢妾，而“别是一家”。《词论》虽以苏轼等人的创作作为评述对象，然而其目的在于说明；词与诗文是存在着许多区别的，它是一种独立的文体。     

唐宋词雅化问题之重新检讨

唐宋词的雅化问题目前学界尚无统一认识。本文撇开元明清词话笼统的“雅俗”对立观，从现代历史观、美学观、价值观的视角对唐宋词创作和接受的实际以及时人的品评加以综合考察，认为“雅词”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因时代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唐五代北宋所谓“雅词”是与“俗词”对立的，南宋所谓“雅词”是与“艳词”对立的。唐宋词的雅化过程呈现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唐五代北宋词的“化俗为雅”，南宋词的“化艳为雅”。     

论欧阳修在词史上的承前启后作用

论欧阳修在词史上的承前启后作用黄信德欧阳修是一位著名的词人。《六一词》和《醉翁琴趣外编》共收入他的词２４１首，在两宋词人中，是存词较多的一位。对欧词的评价，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以“仍袭花间余风”或“多承南唐余绪”、“酷似冯延巴”论之，而对他在词的领域里...     

论花间词人欧阳炯的词论及其词

作为“花间词人”之一,欧阳炯曾为《花间集》作序,序中对花间词风的侧艳倾向、词与音乐的关系、词体发展的文人化趋势都有所阐明,并且确立了与诗评迥然相异的词评标准。在此种词论思想的影响下,欧阳炯词的创作既散发着浓艳绮丽的花间情调,又在词调体式的运用上推陈出新,内容题材的表现上有所拓展,从而确立了他在词史上的独特地位。     

张惠言的词学理论与常州词派的开创

［摘要］张惠言的词论成就在于提出了“意内言外”、“比兴寄托”说，并标举温庭筠词为典范。比兴寄托创作理论的提出与他援引诗教说词、他的治经方法和清初词论家的尊体途径有关。其创作论重视寄托之意、其鉴赏论重视阐释发挥，推尊词体，尤其是推崇温词，引起了争议。但从接受美学重文本意义角度看，他的鉴赏词论可备一说，其弊端是将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局限为一种；从知人论世角度看，温词也并非全然不具寄托品格，只是不能坐得太实。虽然词论偏颇，但适合了表达特定时代情感的需要，适合了既推尊词体又避免文字狱的需要，加上常州词派的内部继承和发展，使其终成清代最大词学流派。     

入乎情，出乎境：江顺诒《词学集成》“词境”观构建

江顺诒《词学集成》经由宗山校雠，首次将词境单列一卷汇集诸家词论，并以案语加以评论，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词境”观。江顺诒“词境”观的构建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词境”初始阶段，以“情”胜，表现为情物共感；二是“词境”的外化，语意高妙，以“气”胜，指出向上一路；三是词之至境，以“格”胜，达到无迹可求的最高艺术境界。     

传承与异质：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辨析

宋代诗论和词论中的雅俗观之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就发展趋势而言，偏重于“会通雅俗”与“重构雅俗”之别。二是就内在结构而言，是“文”“质”之异。三是就情感倾向而言，侧重于“褒扬”与“贬抑”之不同。四是就审美理想而言，主要是“枯澹”与“清空”之异。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传承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质。辨析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厘清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中的复杂内涵和其内在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助于重构雅词词统。对“永依声”和“声依永”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恢复传统的歌诗传统，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     

试论词体观念之嬗变

缪钺先生在谈到词之所以兴起及其性质功能时,曾指出:“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诗体又不足以达,或勉强达之,而不能曲尽其妙,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词为人心物象之一种表现,而达于美与善之一种途径.”(《诗词散论·论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词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词体的认识却不是纯然一致的,有贬抑者,亦有推尊者.可以说,词从民间     

情兼哀艳词备众体--论王士禛之词

王士禛曾以擅词著称。其词抒写心音，情兼哀艳，萦怀故　国之思，歌咏男女艳情，后者更是对“词为艳科”的复归，成为有别于诗的显著特色。艺术　上，小令、中调、长调，或婉约，或豪放，不拘一格，既破除二者壁垒和对立，又融合二种　风格和艺术精神，为清词昭示一条改造传统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