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文化哲学新论

冯友兰文化哲学新论洪晓楠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作为２０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冯友兰以其独特的理论方式，试图从哲学上解决东西文化...     

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

今天的文化有没有“自主性”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所要的“文化”？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一种形态的文化呢？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困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的，是缺乏“自主性”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自从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相对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从自身发展成为近代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古代的历史。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在中国和西方相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或文化代表的…     

如何接着新理学讲？─—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折

如何接着新理学讲？─—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折吴疆（南开大学哲学系）一冯友兰自谓其新理学“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讲的，故而仍是理学一系的传承，但他却不是“照着”讲，而是吸收了西方逻辑实证主义与新实在论的思想，所以又是“新的”。对于这个...     

历史·传统·哲学——冯友兰新理学的历史本质论

冯友兰将历史区分为“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他在主张历史客观性的同时,指出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传统是历史上主观精神所创造的产物,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历史的建构。传统与历史共同成为民族精神联续的纽带。冯友兰的历史本质论是受其“新理学”哲学立场决定的。在他看来,历史在本质上就是受到“理”的贯注、由诸多历史事物组成的有机体。冯友兰主张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生命力,体现了他维护和发展儒家文化的新儒家立场。     

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艰难性──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审视

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自启动之初，便面临着种种困境。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怀有沉重的近代史情结——以中国近代“历史失败”为背景的文化自审情结。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机积极向西方（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审视和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行为本身就积极地影响历史，使我们今天得以在西方文化面前能够获得文化上的自信，使我们在对中国文化上的心情比一百年前轻松得多。但是，“文化危机”的压迫感还是无法解脱，仍需我们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进行审视。一、甲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负面因素中国文化人…     

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想象与实践悖论——对国剧运动的一种跨文化反思

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国剧运动意指1926年前后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闻一多等留美学生归国后开展的一场短暂的戏剧艺术实践。国剧运动派的“初心”是试图在中西跨文化视域中重新评估和定义中国旧剧的价值，以实现民族文化传统的再生产，这是一种建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想象的过程，也是在“西强东弱”的国际格局中重建东-西方权力结构重要的探索性尝试。在理论上，国剧运动派力图融合中西方戏剧的“写实/写意”传统，建设具有“中国性”的民族戏剧，然而这种对于文化差异性的强调难免落入“自我东方化”的陷阱，也导致了“国剧”的民族性理念在其文化价值的论争中解构了自身。在实践中，由于国剧运动派对本土的文化环境缺乏深度考量，以及在“国剧”办学方针上的含混和剧本创作上的薄弱，导致国剧运动最终游离于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流。然而，在百年后文化复兴成为主流叙事的今天，国剧运动对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想象与实践悖论，为我们如何集成和创新中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也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格局中的中西方文化关系提供了更为深刻的意义维度。     

论冯友兰《人生哲学》的主旨

论冯友兰《人生哲学》的主旨刘长城冯友兰先生在其早期哲学著作《人生哲学》中，通过对中西哲学异同之比较，提出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共性”特征，即“打破所谓东西的界限。”￣①这是冯先生深入系统地研究中西哲学文化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冯先生曾说：“当时我认为，...     

从新理学、新心学到新人学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有声称“接着程朱理学往下讲”的,如冯友兰先生,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有隐然“接着陆王心学往下讲”的,如贺麟先生,创立了被称为“新心学”的哲学学说。他们的哲学创造,都通过对中国哲学中特定学脉的自觉选择和继承,而坚持了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他们又在自己的哲学中融摄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因素,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乃是程朱理学与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奇特结合,贺麟先生的新心学则是陆王心学与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哲学的精巧融汇。与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不同,我要讲的是“新人学”。中国…     

卷首语

大哲冯友兰先生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淡漠“民族”而习语“天下”；中国人观念中缺乏民族主义，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但，这天下、这世界，是由中国文化圈定的。用一句时尚词语说，这里通行的游戏规则是由中国文化制定并主宰，于是便有了“华夏”与“夷狄”之分。居“中央之国”的华夏是天下惟一的文明所在，而东之九夷、北之八狄、西之七戎、南之六蛮皆不过嗷嗷以待华夏礼仪文明哺乳的群落，华夏文明化成天下天经地义；而更要紧的是，“化”或“不化”才是夏夷分别的尺标，化者夷则夏之，不化者夏则夷之。由此才见出孔夫子…     

冯友兰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冯友兰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鲁庆中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６日至２８日,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河南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大象出版社几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冯友兰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在郑州、开封举行。来自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容否定

每当社会变革时,怎样看待民族传统文化,往往成为争议的“热点”。全盘否定论便是其中极端,《河殇》是它的登峰造极者,它把中国民族文化象征物龙、长城等,斥之为“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断言中国文明发源地黄河及其“内陆文化”,“不能根本性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竭力鼓吹只有西方资本主义海洋“蔚蓝色”文明,有“惊异的活力”,能使中国内陆文化“获得生机”。     

由“正”入“负”──冯友兰哲学方法论的形成与运用

由“正”入“负”──冯友兰哲学方法论的形成与运用林建华（中央党校）冯友兰的哲学方法论在中国现代哲学中是有其特色的，他的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本文试图就其“正”、“负”方法的形成与运用作一探索，认识这两种方法在冯友兰哲学中的相互关系及...     

鬼的文学阐释：蒲松龄、艾伦·坡与华盛顿·欧文

“鬼”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意识的反映。中国和西方文化中都有脍炙人口的鬼神作品。本文通过对蒲松龄、华盛顿·欧文、和艾伦·坡及其作品的分析，浅析了东西方鬼神文化的异同。并用弗洛伊德分析的方法阐释了鬼文化的文学作用。     

冯友兰与柏拉图

冯友兰与柏拉图柴毅龙（昆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冯友兰先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传承者。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哲学事业。一般认为，４９年以前对冯友兰先生影响较大的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实在论。事实上，真正对他的内在思想发生重大深层影响的西方哲...     

冯友兰对西方哲学方法的阐释与运用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哲学也在进行着痛苦而又意义深远的蜕变,而促成这一蜕变的工具就是自西方引入的现代化成果--科学和逻辑方法,当时的哲学家都纷纷利用这一工具,致力于重释中国哲学和重构哲学体系的工作.冯友兰无疑是赋予中国哲学以现代化形态的一个成功个案,这个成功离不开他的哲学方法论,是冯友兰在学习现代方法(特别是逻辑分析方法)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了西方诸多哲学家建构形上学的合理因素,并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而形成的.     

中国诗性文论的灵之舞

“每闻少年能读西人诗，惊服其长篇巨制，辄谓中国诗不足观。”（熊十力语）近代以降，在西方势力的威逼示范之下，华夏本土文化与泱泱之风，花果飘零。其实，又何独中国诗的遭遇如此!由此上溯中国文论以至中国文化，哪一样又能置身事外？有鉴于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部分学人力倡“中国本位文化”。时光滔滔，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论思维方式的民族根性何在？如何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并为新世纪中国文论开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运思方式。为此，本刊特邀三位学者来谈这个问题，以飨读者。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民族文化重建与后殖民理论的实践意义

后殖民理论是多种文化理论与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不仅是分析和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理论之一,也是解析东西方政治文化关系,利于民族文化重建的理论方法。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民族文化重建中的理论实践,首先要“各美其美”,即重视民族文化重建,弘扬民族文化势在必行;其次要“关人之美”,即心系民族性的同时,积极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建立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新文化。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中国哲学的近代化与民族化——从冯友兰的哲学观念说起

冯友兰注重甄别“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照着讲”与“接着讲”、“中国的哲学”与“中国底哲学”、“就哲学说”与“就民族说”、“现代性与传统性中的中国哲学”等观念。本文对此加以阐发 ,兼及熊十力、梁漱溟的哲学重构 ,凸现了后“五四”时期中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诉求与实践     

新理学方法探源

近世以来,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使中国哲学陷入了困境。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寻求解救中国哲学于危难的办法,成为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哲学体系完成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1938—1946年)。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们把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看作一种合理的现实存在,而不再采取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激烈态度;认为两种文化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两种文化传统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家都致力于建立融汇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哲学体系。冯友兰先生所著的“贞元六书”(也即他的“新理学”体系)正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精神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