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口集聚的东北地区城市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命脉,东北地区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关乎东北振兴战略的成效。本文在对一系列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获得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通过路径分析进一步探索人口集聚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的作用机理。建立城市竞争力的综合评价体系并通过反映东北地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的截面数据,使用因子分析法直观展现东北地区城市竞争力水平,评价结果显示辽宁省的沈阳市、大连市,吉林省的长春市以及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为东北地区综合竞争实力最高的城市,同时各省份城市竞争力也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对城市竞争力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本文对人口集聚以及其他因素与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关系进行了路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于城市竞争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用施加,以人口规模施加的直接效用和公共财政收入施加的间接效用为主,而人口密度虽然也会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正向的综合效用,但是其效用水平低于其他影响因素。东北地区应进行统筹规划以避免区位和资源禀赋差异造成的城市之间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还应提高人口集聚水平,推动城市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     

1990-2010年广东省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本文以广东省1990、2000、2005、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GDP数据为主要指标,通过运用GeoDA软件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块,分析各县（市区）人口、经济集聚特征及两者空间上的协调关系及差异。结果表明：（1）广东省各县（市区）的人口和GDP空间分布表现出显著的高值和低值集聚特征,人口和经济空间集聚格局变化平稳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日益扩大;（2）广东省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均形成珠三角高高集聚和粤北山区低低集聚的基本格局;（3）广东省各县（市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均衡性,协调发展类型可划分为高水平协调型、低水平协调型、滞后型和超前型四类。分析指出广东人口与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自然条件、历史发展基础、区位条件、区域政策和区域空间效应等,并提出增强珠三角辐射带动能力和发展粤东西北经济增长极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人口集聚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

在人口集聚的进程中,如何跨越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门槛、降低碳排放,对“双碳”目标的达成意义重大。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基于京津冀的经济、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内,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06～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同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口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在不同集聚程度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类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在人口密集程度较低时,仅在两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降碳效果才初步显现;当人口集聚程度处于中水平区,正式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逐渐显著;当人口密集度处于高水平时,正式环境规制依旧有着显著的降碳效果,但在两类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则出现显著负面影响,增加了碳排放强度。第三,就降碳效果而言,仅有五个城市处于人口集聚适当水平区,能够实现较好的降碳效果。基于此,从政府管制、绿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绿色供应链和...     

中国小城镇人口集聚能力的省际比较分析CSSCI

人口集聚现象背后有着多重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基于对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观察分析,本文构建了评价区域人口集聚能力的指标体系,继而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全国27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小城镇人口集聚能力的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小城镇人口集聚能力的强弱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根据人口集聚的特征和能力,27个省区可以划分为5个类别;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人口集聚能力最强,黑龙江、吉林、青海、甘肃、内蒙古人口集聚能力最弱。     

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北大核心CSSCI

在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吸引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提高地区人口集聚水平,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上升,城市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逐渐凸显。基于此,文章以空气污染表征城市的自然环境,公共服务表征城市的人文环境,探讨空气污染、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文章使用2007-2016年中国74个环保重点城市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呈现“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呈现“U”形关系,并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南方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尚未跨过拐点,伴随空气污染的经济发展依然对人口发挥吸引作用;北方城市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部分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对人口集聚产生挤出作用。南方城市公共服务大多已跨过“U”形拐点,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北方只有部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跨过了“U”形拐点,对人口集聚发挥作用,部分城市公共服务尚未跨过拐点。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U”形关系。文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要注重环境保护,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各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就业、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的人口增长

基于我国2000～ 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将31个省市按东、中、西三大区域划分,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分析了就业、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等因素对我国人口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区域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主要受城镇化、在岗职工工资的影响;中西部地区主要受就业、城镇化和在岗职工工资的影响;在总体上,就业和城镇化对人口增长起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对人口增长起阻碍作用,其影响程度依次递减.由于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为了减缓目前我国人口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力日渐短缺的状况,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的区域特征制定不同的人口政策,促进人口增长,最大限度地减缓人口老龄化可能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人口集聚与碳排放: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在集聚效率与节能减排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探讨人口集聚与减排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空间集聚理论分析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系统而稳健的实证检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当前大多数省份仍然处于减排效应的第一阶段,发挥城镇人口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均碳排放、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临近省份的人均碳排放增加会加剧本地排放水平提升,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效率、促进全局减排。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以能源利用和经济发展为作用渠道,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价格的非线性机制决定了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的“倒N”型曲线关系。应推动以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为特征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以大城市为辐射中心、以周边县城为重要载体的联动机制,进而助力人口集聚与节能减排的协调发展。     

中国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和户籍制度改革,大规模的人口跨地区流动成为常态,其总体趋势表现为人口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促进人口合理流动一直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问题是如何判断人口流动是否合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口流动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之一。本文以2000-2015年中国省级数据为样本,利用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选取高技能人口比例等指标为门限变量,发现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当高技能人口比例超过7.24%时,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将增加8%。反映区域发展条件的其他门限变量估计结果同样显示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存在着门限影响,当人口抚养比、城镇化水平、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信息化水平超过门限值后,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实证检验获得了相同的研究结论,高技能人口比例的门限值提高到10.57%,反映了第二产业对高技能人口的更大需求。总体看来,我国区域人口集聚水平与区域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强相互促进影响。     

人口规模回旋空间与区域产业发展

未来30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需要雄厚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需要一个相对完整、自主、庞大而丰裕度较高的产业体系予以支撑。深入认识人口增长时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在产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有助于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更好地保持产业体系完整性,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丰裕度。为此,本文基于文献析出方法从理论上阐释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依据自身人口规模进行专业化与多样性选择的情况,并且存在两者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选择以地级市和城市群为观察样本,采用两步广义矩模型（GMM）、空间杜宾模型,并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在一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其他条件下,区域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变动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的回旋效应和具体作用。研究发现：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倒“U”型;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多样性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U”型;在区域产业专业化、多样性集聚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原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效应和多样性效应得到充分释放,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的多样性效应更加明显。这充分说...     

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探究

后疫情时代研究城市化发展中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对秉承“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构建安全韧性城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建立包含人力资本与环境压力两条作用路径的分析框架，试图对人口集聚是否会提升城市韧性水平做出解答和机制验证。结果表明：（1）人口集聚程度对城市韧性有提升作用；人口集聚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和环境压力的中介效应对城市韧性产生作用；（2）在门限回归中，环境压力具有单一门槛作用，人力资本具有双重门槛作用，越过门槛前后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化；（3）异质性分析中，划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城市时，城市韧性水平处于不同分位数时，区域间人口集聚与人力资本、人口集聚与环境压力两相组合划分时，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方向与大小均存在差异。最后从人力资本和环境压力这两条影响路径切入，聚焦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影响的实证分析提出几点政策启示。     

东北三省人口流出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

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之际,东北三省人口流失问题亟待进一步梳理和总结。本文根据2005-2020年各省人口普查以及抽样调查数据,运用迁移网络与人口集聚度进一步细化研究主题的空间尺度并明确东北三省人口流出空间格局。本文基于人力资本迁移理论、新古典微观迁移理论与新空间经济学等构建了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理论框架,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实证角度验证经济与地方品质因素对东北三省流出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东北三省人口流出强度由北向南递减,区域内人口流动围绕哈长城市群与辽中南城市群呈现“一轴”的空间格局;东北三省区域外人口流出空间格局由“块状聚集”向“多点化聚集”转变,一级中心城市分布于京津地区,二级中心城市主要分布于青岛市、上海市、杭州市以及深圳市,三级中心城市广泛分布于山东半岛、长三角城市群与成都市、郑州市、西安市等中西部省会城市;密集区平均以7.76%的城市面积集聚了80.59%的东北三省流出人口,东部沿海城市基本被均值区以及密集区覆盖,中部地区的密集区呈现“点状分布”的格局,西部地区基本被稀疏区覆盖,其中深圳市、天津市、上海市与厦门市的东北三省流出人口集聚度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其他城市;由...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区域差距及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10～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在波动中上升,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省份在东部集聚,低水平和较低水平由西部集聚到中部集聚。（2）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均等化程度增强,但区域差距依然明显。三大区域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基尼系数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西部>中部。（3）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及就业水平对本地基本型民生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依次递减;人口密度对基本型民生的发展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财政分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要注重基本型民生发展的区域均衡,增强基本型民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性,通过加大基本型民生项目建设,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效应与机制

构建全局参比技术下的超效率SBM(GS-SBM)模型对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运用双固定效应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的内在机制，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中表现较为明显，而在东部地区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中不明显；基础设施水平与能源强度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会缓解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而能源强度的提高则会加剧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人口集聚程度的提高不仅会抑制本地生态福利绩效，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从构建生态文明共同体，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城市能源结构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持续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提供重要参考。     

块状经济与"人口流动悖论"——以浙江省为例

由于行政区与经济区的人口分布不同,浙江省11个地级市之间的人口布局存在着行政区自然布局与经济布局的滞差效应.文章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例,分析了温州、台州等地存在两种布局矛盾而构成的"人口流动悖论",进而说明在浙江省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高度发达的块状经济对人口布局具有巨大的集聚效应.     

当代中国婚姻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本文从经济学的理论角度对当代中国婚姻问题进行成因分析。作者认为,日渐活跃的与婚姻脱离的性交换与该行为实施的总成本下降有关;我国婚姻生活低质化与婚姻边际效用递减和婚姻生活资源配置不合理有关;离婚率逐年上升与离婚成本约束解除和婚姻替代率提高有关;以及非志愿独身人口增加与婚姻梯度选择偏好有关。本文建议通过加强对个人婚姻行为的社会成本约束、鼓励已婚人口积极进行婚姻更新和适当调整未婚男女的婚姻选择偏好等途径,来解决当前在我国婚姻生活中出现的个人效用和社会成本之间的矛盾。     

人口集聚、人力资源匹配与产业升级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城市间竞争日趋激烈，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人力资本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之一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愈发关键。准确识别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分析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对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产业促进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文章试图采用中国267个地级市2006～2019年的市级层面数据，研究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人力资源匹配中介机制，为人口集聚的产业促进效应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注解。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集聚能够促进产业升级；以人力资源匹配为中介变量，更加印证中国人口集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背后是人力资源匹配在发挥中介效应。通过发展阶段-区位双维度分位数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地区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特征不一，在东部呈现非对称的“V”型趋势，在中部由正持续减弱为负，在西部则由负转正不断增强；按高校数量分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教育密集区人口集聚的作用不显著，但在非教育密集区存在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     

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分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成为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样本探讨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城市群内部以及周边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面FGLS”方法以及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结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无论是对于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还是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富裕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但长期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不可能无限集聚,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拥挤效应将超过集聚效应对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结论意味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形成的多中心集聚的态势,空间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在推动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的同时,短期内也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但长期持续的发展仍需人口在粤港澳全域更为均衡地分布,而非无限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互联、城市互联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西两翼及山区人口等要素资源更为顺畅地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粤港澳全域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特点。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空间效应的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文化因素、社会保障因素、生育政策等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识别各因素对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出生性别比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表现为高-高和低-低类型,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估算将造成有偏估计;各个解释变量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在地区上存在空间差异;经济发展、文化因素与人口出生性别比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现阶段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越过转折点,但文化程度尚未达到"阈值";当实际生育率高于政策生育率时,会出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越严格、出生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