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人口集聚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京津冀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其区域发展面临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首先,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京津冀面板数据模型,研究1990—2017年京津冀人口密度、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其次,采用S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作用机理和动态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京津冀三地的人口密度、人均实际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其中河北省影响系数最大;北京和天津第三产业占比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反向影响关系,河北省第三产业占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北京和天津的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影响不显著,河北省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具有正向影响;京津冀地区和京冀两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呈现负向效应,但是在中长期京津冀地区和三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均先上升然后缓慢下降,人口集聚具有集约用能效应。相对于能源消费自身影响而言,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贡献相对较小,其影响效应有限。最后,对京津冀人口流动和能源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人口集聚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

在人口集聚的进程中,如何跨越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门槛、降低碳排放,对“双碳”目标的达成意义重大。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基于京津冀的经济、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内,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06～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同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口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在不同集聚程度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类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在人口密集程度较低时,仅在两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降碳效果才初步显现;当人口集聚程度处于中水平区,正式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逐渐显著;当人口密集度处于高水平时,正式环境规制依旧有着显著的降碳效果,但在两类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则出现显著负面影响,增加了碳排放强度。第三,就降碳效果而言,仅有五个城市处于人口集聚适当水平区,能够实现较好的降碳效果。基于此,从政府管制、绿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绿色供应链和...     

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工资的影响及偏向性研究

文章通过引入含有时间分配的效用函数拓展任务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工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工资有负向冲击,主要通过缩短劳动工时和劳动岗位更替实现。一方面,智能机器的应用将劳动者从部分繁重的工作任务中解脱出来,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从而降低工资;另一方面,机器的应用会直接替代劳动,技能“折旧效应”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难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工作,且机器人大规模应用会弱化企业对劳动的依赖,用工关系的短期化也将引发劳动岗位的频繁更替,对劳动者的工资产生负面影响。（2）人工智能应用对不同技能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具有偏向性,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人工智能应用对工资的负向冲击;人工智能应用对工资的负向影响会随着劳动者执行任务的复杂度和认知要求的提高而弱化。文章认为,要制定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以平抑人工智能应用的冲击;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职业转换能力,促使劳动力市场上形成“技能—岗位”匹配的良性互动。     

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当前大多数文献考察了环境管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较少直接考察环境污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此文章将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建立局部均衡模型,并利用中国199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从污染对生产的影响和污染对劳动支付决策的影响两个渠道来实现;同时实证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对当期的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正效应,然而通过对劳动者劳动支付决策的影响会显著抑制下一期的劳动生产率,并且在环境污染规模较低时,环境污染规模的增加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当环境污染规模较大时则会对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市场潜能、有效边界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D-S理论框架与空间计量方法,采用2012-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微观样本和省域面板数据构建多层次回归模型,从劳动者工资和就业二元视角界定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市场潜能空间边界。研究发现在全域空间上,市场潜能显著提升了我国劳动者工资和就业水平,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双重利好";在局域空间上,随着省域间隔距离增加,市场潜能难以持续发挥对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效应,在一定半径范围呈现出"边界效应"。分组来看,市场潜能对沿海地区的工资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沿边和内陆地区,对于就业水平的改善在内陆地区最为显著;扩大市场潜能将有助于缩小高、低人力资本聚集区域的工资水平差距,改善低人力资本区域和群体的就业水平,不过市场潜能对高、低人力资本群体产生了工资"临界分割效应";高速铁路相对于普通铁路产生的"地理收缩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市场潜能对劳动者就业的边际增长效应,对劳动者工资边际增长效应弱于普通铁路时期,但整体效应仍然显著为正。综合而言,突破市场潜能有效边界进行"空间重塑"以及在有效边界内进行"空间修复",有效调节地区之间由于市场潜能差异而导致的工资水平和就业增长的差距,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就业效应——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生产的局部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规模效应、替代效应和治污与减排效应,并利用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各项影响途径,以分析在多重机制的综合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于总就业及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总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其对就业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而我国目前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依据污染程度和技术水平划分就业结构,发现行业的异质性导致U型曲线的形态及位置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分行业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并促进行业技术升级对于实现环境治理与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关系的脉冲响应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用协整方法研究广东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长期关系,并建立了VAR模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广东省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波动主要归因于其自身的冲击,并且这种冲击对不同所有制单位平均工资的波动影响强度大且持久,远大于平均工资相互间的冲击。     

环境规制会抑制农民工城镇就业吗

绿色发展理念的践行和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是否会对农民工城镇就业产生影响?文章从环境规制下厂商对农民工就业需求和环境规制下农民工就业行为选择两方面将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进一步通过1998—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直接影响和环境规制的产业变动效应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抑制农民工城镇就业,且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负向影响大于低收入地区;整体上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引发企业进行产业转移或产业升级而降低农民工城镇就业需求;分地区看,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主要通过产业升级效应对城镇农民工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产业转移负面影响并不显著;而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主要通过产业转移对农民工城镇就业产生抑制作用,产业升级效应并不显著.     

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描述了1990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在人口迁移的活跃程度和空间分布的新特征。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1990年和2000年影响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的综合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显示:人均GDP差距已经成为影响人口迁移的首要因素,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力在逐渐上升。针对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影响,本文对京津冀地区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联立方程的个人健康与工资问题研究

像教育一样，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影响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海外有很多检验健康对工资影响的研究，但是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较少。本文采用了中国营养健康数据检验健康对中国居民工资的影响，使用一个健康和工资的联立方程模型来解释健康的内生性，分别使用自评健康状况和健康生活质量指标来估计。结论证实了国外大量文献的结论，即健康对工资率有显著影响，但是这种显著效应只有在考虑了健康的内生性和估计误差后才能成立．这种影响不仅显著而且很大。     

中国城镇地区性别工资差距的分布变化:2002~2008

本文采用CHIP2002年和2008年数据,分析不同性别工资差距分解的结果以及工资增长率分解的结果,以此来研究影响性别工资差距变化的因素。本文利用Oaxaca-Blinder的分解方法来分解整个分布的工资差异,并且为消除潜在模型(非线性)带来的估计误差,采用重新赋予权重的方法和半参数估计的方法来进行敏感性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工资差距的均值在2002²008年存在加大的趋势,对于工资分布顶端的劳动者,这一效应更加明显,对女性存在着明显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对于工资分布底端来说,不同性别的工资差距却在进一步缩小。对工资增长率的分解可以看出,男性的工资增长存在着明显的"马太效应",女性的工资增长呈现"U"型曲线。     

个人健康投资能促进就业吗?——基于CHNS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运用不同模型分析个人健康投资对劳动者就业的作用。研究发现:综合性健康投资对劳动者的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单一性健康投资对一般性就业有较小的促进作用,但对选择性就业与延长性就业有较小的限制作用;劳动者的个人健康投资对就业的作用受其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的影响;公共健康投资水平影响劳动者个人健康投资对其一般性就业的作用。     

最低工资与人口调控的关系及深圳实践

利用最低工资制度可以对企业生产成本和劳动者工资进行调控,进而发挥对人口、产业的联动调整作用。本文通过总结国内外最低工资制度与人口的调控经验,从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区域间博弈等角度来分析区域最低工资与人口调控的关系;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对最低工资与人口调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证明最低工资调整与人口调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并在人口或产业转型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     

区域经济环境对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基于多层模型的分析途径

本文建立了中国城镇居民工资方程的多层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用于分析区域经济环境对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所有地区劳动力市场中,均存在明显的工资性别差异。虽然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个体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却导致工资性别差异的扩大;尽管地区失业率的上升将对个体工资获得产生不利影响,但却导致工资性别差异的缩小。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工资性别歧视越严重。因此,在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在努力发展教育和扩大就业的同时,应致力于实施公平的工资分配制度,将有助于缓解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进而有助于工资性别差异的缩小。     

计算机使用对青年人工资率的影响:来自云南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云南省青年调查的微观数据,利用Hierachy模型测算了计算机使用对于青年人小时工资的影响.经验研究发现,青年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利用计算机确实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平均来说使得小时工资增加33%～76%;青年人利用计算机增加小时工资的效应是和本人的异质性及与使用计算机有关的异质性紧密联系的,在生活中根本不用计算机的青年,即使在工作中经常使用计算机,小时工资的增加也仅有33%左右;如果仅仅是在工作中偶尔使用计算机,则对于小时工资没有影响;在工作中使用计算机程度相同.的青年人,在生活中使用计算机程度越高,平均小时工资越高,这可能体现了善于学习和掌握新技术的个人特征对于劳动效率的影响.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劳动者工资扭曲测度

本文利用1999—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C-D生产函数对我国各省历年劳动者工资扭曲指数进行测度。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各省劳动者工资普遍存在向下扭曲；（2）劳动者工资扭曲指数的时间趋势表现为先升后降，近4年趋于稳定的态势；（4）劳动者工资扭曲的省际差异的变动轨迹为：先逐渐缩小，再大幅度频繁波动，后平缓缩小；（4）劳动者工资扭曲存在地区差异，扭曲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5）劳动者工资扭曲指数并不完全取决于当地实际工资水平。由此，本文建议是：制定抑制地区间恶性引资竞争的宏观政策，建立以贸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贸易发展模式，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化建设，加强法律和工会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财政支出，从而减轻劳动者工资扭曲程度。     

就业质量对城镇居民失业率的影响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在界定就业质量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就业质量对城镇居民失业率的影响。就业质量为区域经济社会制度所建构，可以从就业环境、劳动者报酬、社会保障、劳动关系4个维度综合衡量，能够极大影响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意愿与流动频率，进而影响区域宏观失业率。实证分析发现，提升就业质量能够有效减少区域摩擦性失业，还可以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扩大就业需求，从而有助于降低城镇居民失业率，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分位数回归显示，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中等分位点有较强的降低作用，在低、高分位点作用相对较弱，其作用强度随分位值上升呈倒U形特征。同时，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就业质量的失业率效应有显著调节作用，在互联网发展较迟缓的地区，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作用更强。文章认为，深化经济社会体制综合改革，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可以有效降低地区失业率，从而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全面发展。     

不同年龄组流动人口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明瑟工资方程研究了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对不同年龄组流动人口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差异问题。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组流动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呈倒“U”型分布,30—34岁年龄组的流动人口劳动生产率最高;从总体上看,受教育程度几乎对各个年龄组流动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25—29岁年龄组的影响最大,随着年龄的上升,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对5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影响不再显著;工作经验仅对15—24岁年龄组流动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3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影响则显著为负,且工作经验与部分年龄组流动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呈“U”型关系。此外,性别、户口类型、流动范围、就业身份、婚姻状况和职业属性等社会基本特征变量对大部分年龄组流动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两大重要目标，数字经济如何助力高质量就业实现？文章基于工资议价视角，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助OLS和Ⅳ-2SLS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提高了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就业收入水平和权益保障水平，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二，机制检验发现，社会就业机会增加与信息搜寻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两个重要渠道；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存在个体异质性，对农村户籍、高受教育水平以及使用移动上网的劳动者群体更显著，但不会对依靠亲属、朋友或熟人介绍寻找工作以及无法上网的劳动者就业质量产生显著影响。     

京津冀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和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京津冀流动人口县级截面数据和定量模型,对影响京津冀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形成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域单元流动人口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各地区流动人口增长的内部差异明显;无论京津冀区域外还是区域内部的人口流动,均向北京市和天津市集聚;近几年京津冀流动人口增速虽然减缓,但向京津集聚的趋势未变.研究结果表明,在京津冀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中,经济因素中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影响最大,社会因素的影响次之,流动人口密度滞后效应再次,平均海拔影响因素最小.基于此,提出制定倾向河北省的京津冀一体化政策,包括注重发展河北省第三产业,增加河北省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