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诈多端，无蹇谔之节——王戎玄儒兼治研究

王戎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其实很少受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玄学影响,他秉承山涛入世的名士人格理想,代表了自然与名教相结合的一种实践情况。他怀儒家入世的精神而不婴事务,奉道家俭约的宗旨又广聚钱财,以其人格的二重性说明了士大大兼治玄儒的思想困境,影响了西晋时期知识分子“士无特操”的文化品格。     

名教内自有乐地——张华会通玄儒研究

张华作为西晋太康诗风重要作家,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生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否定张华并蓄儒道的人格与政治表现违背实际政治形势,并非公允之论。张华之死间接原因其实死于“国事”,精神内质类似于嵇康对名教的执著。他玄儒兼治的入世言行,与其他苟且随时的名士们不可同世而论。张华在兼治玄儒的道路上如乐广所言专注名教之内,与“为而不争”的玄学意识互为表里,提供了“崇有”论哲学重新展开探索的实践平台,把名教与自然的调和推向了郭象玄学的理想境界。     

向秀本体论玄学发微

向秀《庄子注》表达的玄理本体“有”与“无”的统一是前后贯通而明确的,“生自生”与“化自化”,对于客观世界的存在物表现为“不生不化”,而万物自生自化亦能够成为“生化之本”。向秀以外物为本体之崇有思想倾向,说明了对现实的认同与向名教的妥协。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达到名教与自然合一。向秀本体玄学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兼治儒道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王戎之任真率性

西晋时期的王戎作为"竹林七贤"之一,是《世说新语》中作者着墨较多的重要人物。《世说新语》中有关王戎的共有29条篇目,处处可以看出王戎的真性情,他追求自由平等,大胆地毫不保留地表达真情感;他受到阮籍的赏识,藐视礼教,行为不羁放达;他对金钱持着严谨的态度,即使晚年嗜利爱财但却坦然无忌,依然潇洒风流。竹林玄学对他这种性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即使到后来,受到家风的熏陶,尤其是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王戎抛弃了原来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但他还是会在官场沉浮心灵疲惫之时,怀念与阮籍、嵇康等"悠悠竹林"的日子。     

向秀《庄子注》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向秀《庄子注》是魏末“竹林之游”时期的作品,这是一个误解。向秀经历了正始、魏末和晋初三个文化时代,虽然注释《庄子》的工作亦完全可能开始于魏末,但是作为一部未竟的遗著,其最终“成书”,是作者的逝世时间——西晋成宁元年(公元275年)前后。在血腥的魏晋禅代道路上,向秀曾追随嵇康,以《庄子》“人性自然”为旗帜反抗司马氏虚伪的名教之治,却最终不得不屈服于政治强权,成为西晋王朝的高官。他的《庄子注》,开辟了以“入世”精神诠释《庄子》的新思路,反映了西晋前期玄学思潮的时代精神。从表面上看,向秀似乎摈弃了魏末竹林之游的偏激倾向,回归了正始之音,以《庄》学形式,重复着儒、道合一的玄学主题,但是终极关怀却发生重大变异: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被个体生命的舒适所替代,汉魏之际儒道哲学的社会批判精神被阉割,化为对一切不合理现实的认同。由于向秀《庄子注》表达了正始、竹林名士在第一次玄学思潮退潮时消极妥协的心态,不适合元康名士的理论胃口。因此,在玄学第二次高潮到来的元康时期被思想界冷落,未能流行于世。而当元康玄学因八王之乱再次跌入低谷时,其理论价值才被郭象重新发现。郭象以其完善的本体论学术方法,成功地吸收了向秀的思想精华,使“名教”与“自然”彻底融为一体     

王戎之任真率性

西晋时期的王戎作为＂竹林七贤＂之一,是《世说新语》中作者着墨较多的重要人物。《世说新语》中有关王戎的共有29条篇目,处处可以看出王戎的真性情,他追求自由平等,大胆地毫不保留地表达真情感;他受到阮籍的赏识,藐视礼教,行为不羁放达;他对金钱持着严谨的态度,即使晚年嗜利爱财但却坦然无忌,依然潇洒风流。竹林玄学对他这种性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即使到后来,受到家风的熏陶,尤其是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王戎抛弃了原来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但他还是会在官场沉浮心灵疲惫之时,怀念与阮籍、嵇康等＂悠悠竹林＂的日子。     

论魏晋玄学三派之价值趣向

竹林玄学、正始玄学、元康玄学为魏晋玄学之三派。在"汉文疲敝"的背景下,竹林玄学以礼义文化为非自然,故而倡言"越名教而任自然"。竹林玄学本质上是道家之学,他们对流于虚饰的文化批判在逻辑上成为新的文化建构的先导。从嵇康、阮籍的激烈态度至王弼、向郭的价值学说,其逻辑之演进有类于从先秦道家之"为道日损"再至儒家的道德重建。正始玄学"举本统末",其指归在于法"道"而行,趣于"同乎道"、"冥于神"之境。元康玄学"崇有"而倡"独化",其宗趣在于肯认人生之"自由"——自己由乎自己。王弼言"本无",可谓由体而发用;向郭倡"独化",则是由用而显体。虽然发论途径不同,体用不二之理趣则为共通。     

竹林七子文人精神解读

竹林七子是对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七人人品高洁的美誉。本文从竹子品格、玄学精神、文学气质诸方面,分析和探讨了七子的文人精神,得出他们的精神本质是抛弃名教、崇尚自然、张扬个性、反对现实,追求的是淡泊宁静和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及精神满足。     

吝啬的王戎

说起"竹林七贤",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群不染尘世的人在竹林中弹琴喝酒的场面,他们每个人的身世不一样,但应该都风度翩翩,不愿与当时的朝廷同流合污。其实,在这几个人中,有一个积极入世但贪财吝啬、留下无数笑谈的小气鬼,他就是王戎。钻核售李:王戎家中有几棵品种优良的李子树,结的果实又大又甜。若是寻常人家,这样的好果子,应该是留作自己食用或者赠给亲朋,可家境富裕的王戎却盘算着把摘下的李子拿出去售卖。     

从《世说新语》看张华的人格理想

魏晋时代玄风炽盛，虽然《世说新语》涉及张华条目记录的言行思想体现了作者“性好老庄”的主观倾向，但是张华并不热衷组织清谈或以名士高自标置。结合《晋书》以及文学作品对比分析《世说新语》相关条目，具体指向存在的矛盾，尤其《品藻》第8条记载刘令言始入洛评价“张茂先（华）我所不解”之处，可以发现，张华人格理想应是西晋著名作家和玄儒并蓄的入世名士。相较于袁宏《名士传》记载中朝名士群体结合名教与自然的入世人生态度，张华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生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     

嵇康伦理思想探析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其中嵇康以反“理伪”“争夺”的名教礼仪道德作为自己对道德本质的阐述,以“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作为自己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回家的路

<正>我出生在瑞金市象湖镇一个叫“竹山下”的小村庄。它位于瑞金城绵江河东边，因常年背靠茂密葱翠，青绿不老的竹林山坡而得名。老樟树和竹林坡是“竹山下”的标志，坡下则是一条连结着故乡与远方的无名道路。儿时的我经常搬张小板凳坐在家门前，掰着手指，望着远处的老樟树出神，反复地盯着那条进出村庄的唯一道路。每逢雨天，它到处是坑坑洼洼，深一脚浅一脚的凹坑，待到晴天时，它却又变得平整了，仿佛伤痕过后愈合了一般。     

“卿卿”由来趣说

“卿卿”一词,常用来表示对心爱之人的昵称,多用于夫妻之间,成语中有“卿卿我我”。在特定的语境中也含有对被称呼之人的戏谑、嘲弄之意味,如《红楼梦》里有“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之语。“卿卿”叠用,为何有这样的语意呢?原来有这么一个典故:西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王戎(234—305),年轻时常与嵇康、刘伶等人结伴畅游于竹林之中,吟诗作赋,十分清高。中年之后,王戎步入仕途。曾奉诏伐吴,因功晋爵安丰     

论玄学与谢灵运山水诗

晋宋是玄学的鼎盛时期,随着宋文帝对“四馆”的设立,玄学一跃而成为了当时的“官学”。玄学助长了当时社会的归隐之风,使诸多文化精英将目光投向了山水田园。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问世的谢灵运的山水诗,乃具有明显的“玄言特色”。而采用“三段式结构”进行创作,在诗中“言必称玄”,则是谢灵运山水诗受玄学影响所呈现出来的最为明显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之“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说法,并不符合山水诗发展的历史真实。     

心存事外，与时俯仰——山涛玄儒兼治研究

竹林七贤中,一般以阮籍、嵇康、山涛并称代指,《世说新语·任诞》与《晋书·嵇康传》均作如是提法,山涛在七贤中年辈最高,比排行第二的阮籍长五岁,比排行最末的王戎则大29岁;《晋书·山涛传》云:“(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可见山涛在竹林七贤形     

论曹魏玄学中诸子学的因素

玄学与经学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不难发现，玄学的兴起，是由复杂的历史积因汇流而成的，尤其是早期玄学与诸子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在研究玄学的源流时，除了易学、老子和庄子所谓的“三玄”之外，诸子学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线索。     

正始赋学批评

正始时期 ,存在着宗经与反经两种文化思潮 ,与此相对应 ,反映在赋学批评上 ,便是嵇康的《琴赋序》与傅玄的《七谟序》等。而成公绥的《天地赋序》与张华《鹪鹩赋序》等 ,则进一步表明 ,由于玄学思维的渗入 ,赋学批评在理论上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个较大的空间     

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玄学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史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它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性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在沟通当时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全面来评论玄学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而只想就两个题目来谈一谈玄学在形成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基本性格方面的贡献。一是玄学的“自然合理”论,一是玄学的“忘言得意”论。前者,确立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形态;而后者,则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之     

玄学与陶渊明的诗歌创作

陶渊明生当晋宋易代之时。此时的玄学早已发展成熟,郭象的“独化”论流行。郭象的“独化”论拔妙理于他人之外,认为真正的逍遥并不是逃避现实、背弃名教,而是不离人间而德合“自然”,标志着玄学自然观的最终形成。陶渊明接受了郭象的玄学思想并深化为自己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其诗是他受玄学思想影响的体现。这在陶诗中突出地表现为作者用玄学写诗、用玄学实践人生和对自然的深切追求。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在对最平凡的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含了无穷的意味和深长的美。诗人按照自己理解的玄学理论身体力行、实践人生,完成了诗化的人格,创意了人格化的诗,使玄学境界与诗歌创作水乳交融形成全新的意境。     

魏晋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同一论思想之演变

魏晋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同一论思想之演变秦卫明魏晋时期，玄学兴盛，王弼、何晏发其端。《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日：“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理之谈，而世遂贵焉……。”玄学主要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以道家思想为主体，揉合儒佛思想而成的一种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