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前的燕王朱棣

明成祖朱棣生于1360年(元至正二十年,宋龙凤六年),死于1424年(明永乐二十二年)。他十一岁封燕王,二十二岁就藩北平,至建文元年(1399年)发起“靖难之役”时,已经四十多岁。尽管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靖难之役”及即位后的二十二年之中,但是以前的这四十年,不仅占了朱棣一生的大半时间,而且与他发起“靖难之役”及即位后的许多措施,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这一点过去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加上朱棣夺位后,对这段历史颇多忌讳,特意改窜《明太祖实录》,至使史实湮没,面目多非。我们从一些有关资料中搜集综合,分析他在这一段时间里的活动概况,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朱棣是有帮助的。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与历史局限性——兼评“建立自己的政权”论与“殖民”论

今年是我国举世闻名的明代航海家郑和,首次出使西洋五百八十周年纪念。郑和(公元1371——1433年)原姓马名和,因排行第三,小名三保(一作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县昆阳镇)人,回族。明初,当明太祖朱元璋派傅友德、沐英率军平定盘据于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时,年仅十余岁的三宝,被明军所俘,押至南京,阉割后送至皇宫当太监。不久,又被赐给明太祖四子燕王朱棣。由于三宝聪明伶俐,博得了朱棣的喜欢,便逐渐成为燕王府里的一位内监。公元1399——1402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击败建文帝,在南京登上皇位(即明成祖)时,三宝因“从燕王起兵靖难,出入战阵,     

从王驸马胡同谈驸马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原有一条王驸马胡同。那是由 于这条胡同里曾经有驸马王宁的住宅。王宁于明代洪武十 五年(公元1382年)成为朱元璋女儿怀庆公主的驸马。明 成祖朱棣为夺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发动“靖难之役”,王 宁暗通朱棣,朱棣继皇帝位,封王宁为永春侯。随朱棣迁 都北京后,王宁建住宅于北京东城南小街路东的驸马胡同。 驸马是皇室女婿的泛称,始见于《汉书》,汉武帝设官     

清修《明史》“靖难”书写之嬗变

如何书写“靖难”史事是贯穿清修《明史》过程的重要话题。康熙初年，怀遗民意识的潘耒、万斯同等在《明史》修撰中褒美建文君臣，谴责朱棣夺位、杀戮，对“靖难功臣”也多负面评价。熊赐履在此基础上增润论赞，明指建文君臣失国之咎，肯定明成祖在位之功业。王鸿绪则着眼建文帝削藩激成事变与成祖功业可观，主张成祖为建文帝犯阙逆臣、太祖缵绪肖子。雍正间，杨椿强烈主张推崇建文帝、贬抑成祖，但未被采纳。武英殿本《明史》遵循康熙帝称美前朝诸帝的修史基调，对建文帝和成祖皆做隐恶扬善书写，对臣工则严以纲常褒贬。乾隆帝钦定之四库本《明史》论赞，规避“靖难”一词，虽肯定成祖功业但加重了对其“倒行逆施”的书写，更加凸显对忠君的倡导。清修《明史》过程中，史家个人见解起初有一定呈现空间，最终消融于皇帝择定的书写基调中。     

清代《史记》阐释中"实录"文学意义的转换

"实录"是历代以来对《史记》史学意义上最重要的概括.清代研究者发挥了历代对《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史学认知,认为《史记》以人传事的叙述模式,要达到"实录"的目的,必然要对人物做到生动、传神的"摹写""摹画",进行艺术化处理.清人把《史记》人物摹写的栩栩如生,生动传神,每个人物都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称之为"实录".这些认识扩展了对"实录"的探索,丰富发展了"实录"的内涵,准确深入地把握了《史记》写人的艺术特色.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唐代官方史学研究》读后

南开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岳纯之先生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一书200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是近年来关于唐代史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分为六章，分别是唐代官方史学概论、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唐前五代史与五代史志的修撰、《晋书》的重修、实录的修撰、唐代官修史书杂考。另外此书附录部分收入了作者写的五篇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短文，此书的第一章可以说是对唐代官方史学的总论，     

逃亡到从亡:建文臣子程济忠臣形象的建构与演变

程济,是传闻中随同建文帝出亡的重要的从亡人员,其形象的建构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靖难之役"后,迫于朱棣的政治高压,建文臣子程济的事迹未有记载。在朝廷政治氛围松动的情况下,史家把程济建构为逃亡忠臣的形象。到了嘉靖末年,史家将程济的形象由逃亡忠臣演变为随同建文帝出亡的从亡忠臣。南明弘光朝时,朝廷认可了其从亡忠臣的形象。入清后,程济逃亡还是从亡被模糊化,而其忠臣的形象得到了强化。     

文之将史,其流一焉——《文心雕龙》何以影响《史通》

《文心雕龙》是文论,《史通》是史学,何以一部文论作品会对一部史学著作产生深刻影响?其具体影响又是什么呢?刘知幾在认真分析《文心雕龙》何以产生的基础上,第一次大量引用《文心雕龙》、并明确标注刘勰之名及其著作.实际上,并非《文心雕龙·史传》篇,而是刘勰对"文"的基本观念,使得刘知幾找到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可以一显身手的天地.《文心雕龙》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理念,被刘知幾贯彻到史学观念之中,其"远矣大矣"的"文"正相当于"史";刘勰对晋宋以来"文体解散"的批判则成了刘知幾的理论武器,被他巧妙地运用到了史学理论的建树上,形成"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的观念.刘知幾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学生,他大量采择刘勰的文词,运用刘勰的思想理论,却完成了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史学著作.《文心雕龙》的文章观念笼罩《史通》,却并未将其淹没,而是最终成就了文史双美的佳话,这正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普度明太祖长卷图》及其第十三段回鹘蒙古文考释

《普度明太祖长卷图》（又称《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现收藏于西藏博物馆。明朝永乐五年（1407年）,西藏噶举派宗教领袖第五世活佛噶玛巴一行应明成祖朱棣的邀请抵达南京,为已故明太祖朱元璋及其皇后荐福。长卷图共49幅,22幅画的右侧有汉、波斯、傣、藏、回鹘蒙古文等五种文字的说明。该图中的回鹘蒙古文说明共22段76行,约1500个词。长卷图第十三段回鹘蒙古文考释及汉文和转写的研究有它的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