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技术合同章商事化变革研究——兼评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影响

《民法典》技术合同章体现了商事化变革的趋势,技术合同制度的商事化变革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其推动力量主要来自制度和现实两个层面。知识产权法对技术合同章商事化变革具有促进作用,并对其独立性产生影响。在商事化变革中,技术合同章的管制主义倾向弱化,应当将技术合同定位为关系合同,并对技术合同条款从商事角度进行解释,为在技术合同章具体制度规则中体现商事化变革的要求,有必要均衡适用知识产权保护原则性条款,限制技术合同无效的情形,对技术成果共有规则从商事角度加以适用,并重视技术成果优先受让权规则的作用。     

民事法律行为的解释——以阐明解释为基点展开

民事法律行为的解释是一种发现和确定成文法、遗嘱、合同或其他书面文件含义的技巧和过程,是规范法转化为实在法中的关键一环。一般来说民事法律行为的解释以阐明解释为主,根据解释依据的差异分为表示主义、意思主义和折中主义三大类,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解释必须以三大原则为基础,根据不同民法制度的特性采用灵活的指导思想指导相应民事法律行为的解释。     

论《合同法》中预期违约制度的完善——以CISG为视角

随着合同实践的深化,英美法系国家率先以判例的形式创造了预期违约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在其成文法中也逐渐形成了类似于预期违约的规则。《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集两大法系之大成,将预期违约分为预期非根本违约和预期根本违约。我国《合同法》中建立的预期违约制度尚存有体系安排不合理、构成要件不明确、判断标准不具体、救济方法不完备等问题和不足,有必要通过学习CISG对之加以完善。     

法律解释方式:从司法解释到判例

由于成文法具有一定的缺陷,故而法律需要通过解释才能对现实发生作用,这种解释法律的职能往往为司法机关所承担.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判决,可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并产生新的权利.判决的这种功能需要一种能够使判决相对稳定的制度来支持,然而,中国现行的司法解释不能完成这一使命,因此,本文认为,需要引进判例制度.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都存在着判例制度,通过判例与成文法的互补,使法律解释以一种更贴近现实的方式进行,使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能够得到有机的统一.     

论民法典中的合同的解除与合同终止

在大陆法系民法典中,合同的解除与终止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规则是针对合同解除权的发生和行使而设计,合同终止规则是围绕终止权的发生和行使而制定,两者在立法精神、法律后果方面截然不同。大陆法系关于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制度的设计有两种模式。我国民法典应当借鉴合同解除与终止的区分规则,重新界定我国合同解除和合同终止,建立合同终止制度。     

论合同解释及其发展趋势

合同解释其实质是一种裁判行为 ,是构成合同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的合同法律制度虽得到一定的建设和发展 ,但在合同解释问题上 ,仍有许多之处亟待完善。本文从分析合同解释问题的产生为切入点 ,通过对合同解释前提、主体、客体的诠释以及对两大法系合同解释理论观点的比较分析、探讨合同解释的原则及发展趋势 ,并认为 :规范化不仅是完善我国合同解释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 ,同时也是现代合同解释发展的基本趋势。     

情势变更制度与合同落空规则比较研究——兼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相关条款

各国合同法理论均承认在合同签订后基于一定的特殊原因,当事人可以单方面暂时中止履行甚至废止合同,该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分别称为合同落空规则和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制度。作为目前国际合同统一化运动的最新成果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这两种分属不同法律体系但又密切相关的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合。文章对情势变更制度与合同落空规则作了较为详细的比较研究。     

合同义务扩张的比较研究

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合同法中有关合同义务扩张的制度,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关合同义务扩张的学说,阐述了我国的合同法理论和现有法律体系,明确了建立和完善我国合同义务扩张制度的必要性和途径.研究表明国外各种学说的理论基础与建立我国合同义务扩张制度的宗旨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即实现公平、合理的价值取向,利于交易的顺利完成,平衡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合同义务制度的完善应通过立法的形式,并在实践中辅之以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以求达到法律制度的确定性和审判制度的灵活性之统一.     

论合同的解释及漏洞补充

合同解释规则本质上属于裁判规则，构成合同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论述了合同解释的基础和对象、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地位，并结合当今最新立法、司法及法学理论，对合同解释规则给予了全面且较为详细的分析     

海上货物运输法中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考量

“喜马拉雅条款”常常与涉及提单持有人的诉权、涉及第三方效力的合同、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以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相关联.英国法下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约定化的“喜马拉雅条款”和《鹿特丹规则》法定化的“海运履约方”制度均有效地突破了传统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对我国合同相对性原则理论及《海商法》的实际承运人制度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建议我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认条款的效力或者引入“海运履约方”制度予以应对.     

试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缺陷及其弥补措施

合同相对性是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所必须依据的一项重要规则.本文主要结合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就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缺陷以及弥补措施谈几点看法.     

论我国合同法中的交易习惯

习惯自古就是法律的主要社会渊源。在现代社会 ,习惯虽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 ,但它在法律的适用和法制的发展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惯是一种补充法源 ,我国《合同法》明确承认了交易习惯的规范效力并将其纳入合同规则体系 ,不但可以扩大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还可以增强合同法的灵活性和适应力 ,使合同法的适用效果更加妥当。习惯还是意思表示解释的重要依据之一 ,交易习惯得以解释合同 ,其根本理论依据在于合同自由论和合同诚信论 ,其直接理论依据是合同解释之客观化、诚信化理论。交易习惯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我国合同法中 ,它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习惯 ,并不概指习惯法或事实上的习惯     

我国环境标志法律制度分析

环境标志是以市场为介质,自愿性的以环境保护为最终目的的环境管理模式.环境标志法律制度不仅是规范环境标志及其计划的规则,规则的功能实现及良好运作也是环境标志法律制度所应考察之意.环境标志的法律属性是证明商标;环境标志使用合同是民事合同,而非行政合同.环境标志认证制度与使用制度是环境标志制度最基本的两个方面,需完善其规范构成和运行.建立完善的环境标志法律规则及确保其良好的运行及功能的实现是环境标志法律制度健全的主要内容.     

中国宪法惯例之政治惯例成文法化研究

目前中国宪法惯例中政治惯例的作用不能小觑，政治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前提，我国的政治惯例和我国的政党关系密不可分，它是把国家的政治生活规律统一并抽象出来，加以体现我国宪法规定的主权运行的规则。但是不加控制地让政治惯例肆意泛化，对成文法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威胁，只有使合宪的政治惯例成文法化，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论合同书规则的独立性

判断合同是否成立,需要根据相关法律规则对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表意行为进行认定和解释。我国《合同法》有四个条文提到“合同书”,其中第32条、第35条、第37条的规定可被视为一个规范整体,即“合同书规则”。合同是否成立与合同何时成立是同一个判断。因此,合同书规则是一项合同成立的判断规则。合同书规则主要是一项“裁判规范”,目的在于指引法官解释谈判过程中的表意行为并最终判定合同是否成立。合同书规则有其独立的适用范围与成立要件。法官应根据谈判方明示的意思和法律的规定来认定是否属于合同书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可以综合考量合同谈判方式、金额、期限、专业性、行业惯例等因素而推定适用合同书规则。《合同法》明确了合同书规则适用范围内一般情形下的签章要求与例外情形下基于履行事实的成立条件。合同书规则是一项完整的合同成立裁判规则,既不需要要约承诺规则充当解释性依据,也不需要它作为漏洞填补的工具,本身即足以解决适用范围内的合同成立争议。     

论公司商业机会的认定标准

公司机会规则是英美法系公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我国200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将"公司机会原则"正式引入我国的法律体系,填补了一项法律空白,但如何将这一复杂的制度成功移植到我国的成文法体系,特别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这一规则,将是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以物抵债契约研究

以物抵债在司法实务中常见,我国民法上没有此概念及相应的制度体系,故司法判决多有疑虑,现今竟成了疑难案例。有的法院几乎将其视为虚假诉讼之同义词,有的法院则以"流质契约"直接否定其效力。以物抵债系当事人在契约中约定的条款,故应以无名合同原理研究之,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归类,尽量与现有民法概念和制度进行匹配。以物抵债契约不属于法律漏洞,法院应通过准用、类推适用等方法解释适用,形成比较有法理性的裁判规则。以物抵债契约的效力判断,应从合同自由及意思自治原则出发,正确进行概念界定和辨析,在正确进行意思表示解释及物尽其用原则下,应肯定其意义和效力,而不是直接适用流质契约及让与担保之规则。以物抵债契约的实践合同说只是一种解释的角度,而非实践合同的效力本质。以物抵债契约虽容易被虚假诉讼利用,但两者本身并无关联。     

成文法的局限性与法官的司法对策 ——以民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为视角

成文法的出现,是人类追求法律安全价值的努力,近代的法典法是将安全价值追求到底的尝试,历史证伪了成文法万能的思想。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被人类所认识,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解释准则、法律补充规则的功能早已为学者公认,对其能否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则存在不同看法。原则的直接司法适用,是更高层次的“依法审判”,是法官在法律秩序框架内的创造性司法。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论证了民法基本原则直接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了司法过程中法官应遵循的程序作业和实体考量的建议。     

论习惯解释规则在合同履行中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把生活中的交易习惯从立法上加以规定,便于合同正确适当履行。因此研究习惯解释规则,准确适用交易习惯,在司法实践中意义重大。从习惯解释的概念,习惯解释适用的条件等方面论述了习惯解释规则在合同履行中的适用。     

在合同实践中运用意思表示错误理论应注意的问题

因意思表示错误而订立的合同称为错误合同.为了交易安全、快捷和信赖关系,将意思表示错误理论运用于合同实践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错误合同的认定,明确意思表示解释与错误规则在合同中的适用关系以及错误合同的认定方法;二是在错误规则与其他制度对合同均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适用的问题.在瑕疵担保责任与合同错误规则对买卖合同都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应区分在质量通知期间之内外两种情况.如果在质量通知期间之内,应该允许当事人选择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救济方式;如果在质量通知期间之外,原则上应该禁止当事人根据错误规则救济,否则将与买卖合同中尽快解决有关质量纠纷的立法宗旨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