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特征——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二）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无疑是一场政治斗争.从科举发展来看,牛李朋党经历了六个斗争回合形成了三次斗争高潮,始终都是围绕科举的改革与守常而展开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作用,这种科举的改革与守常之争又体现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之争.李党作为科举改革派与牛党作为科举守常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使得科举改革归于失败.     

略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下）

科举由吏部考功员外郎管辖转归礼部侍郎管辖,不仅解决了“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的矛盾,而且由于礼部和吏部的权力制衡,使得科举蜕变成单纯学问名誉制度。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科举的发展导致大唐王朝与科举同时灭亡。从这种意义上说,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正是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转折点。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一）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政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晚唐科举史上的大事.牛李党争与科举紧密相连,对于唐代科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基于此,着重论证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乃是势族与庶族之间的自觉斗争,是二百多年科举制内在矛盾公开化的激烈表现.     

宋代策问中的科举

试策是宋代科场上的重要文体,宋代试策承以唐制,应用广泛。宋代策问中涉及科举的部分,一般会提问历史上与本朝的科举学制、士风与人才、科场弊端、科目兴废等问题。北宋的科举之问一般篇幅较短,南宋则篇幅加长,内容更为丰富,在传统的发问之余,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命题,如王十朋将前朝取士与政局翻覆结合起来的质疑,陈傅良关于恢复唐制的想法,周必大、朱熹、许应龙等在策问中对于词科的不同态度,以及程珌对书院的提问等新内容。浙东学者对科场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识,而浙东地区在科举中取得的成功,对相关科场文章的撰写指导也形成了正面并且循环的刺激。浙东学者在科举之问上也投以一贯的关注,而在策问的制度沿革方面尤能体现其所擅长。     

需家对科举的批评与科举存在的因由

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取士制度,但是它与儒家传统的以德取人的原则却有着尖锐的矛盾.为此,历代儒家对它都有尖锐的批评,并设想以荐举取代科举.然而科举并不因此而被废止,在隋唐以后沿用了一千三百年.本文探讨了其中的原因,认为科举虽然有轻忽德行的弊病,但它却有荐举制所没有的社会公平性.深入分析这一问题,可以给我们许多历史的启迪.     

科举学的文化地理视角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研究科举学具有整体综合的优势,可以丰富和拓宽科举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域;科举人才与地域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因素有着互为因果、彼此影响的复杂关系,而科举考试的配额制度作为调节科举人才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中介机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科举考试的区域配额制度对于现代高考"倾斜的录取分数线"问题也具有极为强烈的借鉴意义;这便是从文化地理视角研究科举学的旨趣所在.     

略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上)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科举由原来归吏部管辖改由礼部管辖。这种变革乃是有唐一代科举发展史上的大事。这次变革的直接导火线是知贡举李昂与考生李权之间的矛盾。李权遵循干谒传统与李昂决心革除“饰名求称”、“谈毁失实”的科举之弊的冲突 ,促使朝廷作出科举变革的决定 ,二者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 ,这次变革应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     

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倾向

李商隐属于牛党,还是属于李党?还是无关乎牛、李党局?这是李商隐研究中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牛李党争的性质及其斗争的焦点究竟是什么?李商隐对党争的核心问题持何态度?再由此看他对牛李党魁的评价及其同两党党人的实际联系怎样?然后再下结沦。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希望专家们予以批评指正。     

陈夔龙科举观考述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观即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看法.陈夔龙是清末贵州籍进士中的国家重臣,深受科举教育影响,他亲历清末科举革废之变,反对科举革废,对科举制度高度认同,综观其一生与科举相关的言行,可以看出:陈夔龙认为科举考试神圣非常,科举制度是立国安邦的根本典章,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他高度认可科举制度在教育、选材等方面的功能;认为科举考试的组织与管理严谨而规范.     

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问之争,所争即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既然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就成为另外为数不多的可能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表现形式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不是同化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其结果,一方面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笼罩的世界,一方面造成中国文化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失去道德伦理的作用,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前途的重要选项价值无从显现.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科举民俗与科举学

科举习俗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婚庆习俗、饮食习俗、游乐习俗、社交习俗、建筑习俗等都打上了科举的烙印。本文在论述与科举相关的婚庆习俗、博状元习俗、“闱姓”赌榜习俗、文昌崇拜习俗的基础上,论述科举学的广博性。科举习俗鼓励民间百姓读书应举高中,多数是寓意吉祥、积极向上的,不过也有一些消极的部分。科举文化是中华民族不应忽视的重要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系统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对其中的科举习俗亦应作如是观。     

处在牛李党争之中的杜牧:自边缘层突入紧密层

本文以大中朝为界限,将杜牧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杜牧尚处在党争的边缘层,后期,突入到党争的紧密层,成为一个积极攻击李德裕、美化牛党党魁的牛党成员。其一生的轨迹,即是从党争的边缘层向紧密层摆动。本文不但考察了杜牧自会昌朝至大中朝的心路历程,而且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其精神蜕变的原因。     

北宋科举教育与书籍刊刻

宋代书籍刊刻之所以发展和兴盛,科举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北宋学校和科举的存在,导致了当时社会对与科举有关书籍的旺盛需求.由于拥有如此巨大且亟待供应的书籍市场,北宋印刷从一开始就在为满足这样的书籍需求而运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推动力.     

论宋代科举户籍制

宋代科举中有一不为人注意的辅助制度———科举户籍制。宋代科举强调应举者须有户籍并自本贯应举 ,对户籍的审查、认证、确定有一整套规定 ,贯穿于科举的全过程。作为科举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户籍制维护着科举质量和选拔程序 ,并在制止种种冒贯应举弊病中不断完善。科举户籍制也是宋代户籍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施过程中促进了户籍制的发展 ,并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了宋代户籍制的奥秘。     

北宋仁宗朝科举改革与“太学体”之兴衰新探

“太学体”是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考察太学体的科举改革背景,有助于了解其兴衰过程.仁宗朝科举策论考试改革,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策论的重要性由次于诗赋,上升到与诗赋同等重要;范仲淹改革科举,重策论而轻诗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太学体,暴露了策论空疏、怪僻的弊端,导致改革失败,诗赋重新在科举中占据首要位置.嘉祐二年,欧阳修借权知贡举的机会排抑大学体,使之彻底消失.     

略论唐代的科举,任官制度与书法艺术

唐代为科举制度初行期,作为新生事物有其活力,其某些情况与做法（如进士科行卷等）属空前绝后;而唐代任官须经考核始实授,其中包括书法。唐代又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代表了特有的时代风尚与士人健康的文化心理。书法与科举、任官密切相关,而科举、任官制度则有力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试论科举废除之前的学堂毕业奖励制度

科举废除之前,新式学堂会奖励毕业生一定的科举出身和官职,按成绩优劣奖励会有所不同。这种制度最早试行于同文馆,延续至清亡。这一制度是科举制度和新式学堂结合的产物,目的在于鼓励学生学习,招徕学生,发展西学教育,培养西学人材,以适应富国强兵的时代需要。尽管这一制度到晚期已暴露出一定的缺陷,但总体上还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进步制度。     

明代科举磨勘与覆试制度考论

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明代科举磨勘与覆试制度逐渐发展成熟,在维护科举公平、公正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有制不依"的现象,明末甚至沦为党争的工具;究其原因,是因明代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经发展到顶峰,制度运行没有相应的制约和监督所致。     

唐代门荫制与科举制的消长关系

门荫与科学是唐朝主要的选官途径。唐前期，门荫尚为入仕的重要途径。此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门前开始衰微，士庶皆需藉科举而入仕。所谓科学出身的庶族与依靠门第的士族之间的对立营垒已不存在，牛李党争已非士、庶两阶层门前与科学的派别斗争。官僚政绩与品质的优劣亦不能用门荫出身与科学出身的不同来区分。     

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1905年科举制的停废,终结了1300年尊崇科举的时代.废科举后的100年,大体上可以说是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或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科举制承负了许多本不该由其承担的罪责.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在科举制百年祭的当口,我们有理由而且也有必要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