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精神及其在中国话剧创作中的异化

西方语境下的“启蒙”精神的核心是理性精神。在中国语境下,“启蒙精神”被简单地等同于“科学精神”,“科学”这一概念更多地被用作指称一种实证的方法。此刻,科学精神的精神内核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理性精神。由于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科学精神被具体化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因此,中国主流话剧的倡导者将话剧当成了一种用以宣传某种政治思想的工具而非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话剧的工具化证明了中国的“话剧精神”尚未建立的事实。     

“启蒙”、“五四”与国学

文章针对第三代新儒家从儒学角度反思“五四”和“启蒙”的某些观点,通过梳理明中叶以来的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线索,可以发现启蒙思想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地方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这条思想线索有着内在联系,倡导启蒙、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当今弘扬国学或本土文化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局与整体,不应局限于正统儒学,更不应排斥“异端”,因为启蒙思想往往存在于“异端”之中.     

合理生存的荒诞性——对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哲学思考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影响了一些作家的创作,余华便是其中一位。余华通过对人的生存层面“具体苦难”的描写,表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存在”状态,揭示了“合理生存”的荒诞性,隐喻着中国社会尽管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但是,仍然没有完成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这种任务并不是西化思想的进一步深化）,警诫着在如火如荼的经济革命中承担着民族复兴的变革者们,在精神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一切被冠以崇高的文化背后所可能出现的不合理,进而启迪启蒙主义不应该被机械于西方文化的启蒙化和传统文化的祛魅中。     

“启蒙”与“现代性”的历史命运

时下,学界的“新左派”,以西方后现代理论为思想资源,对中国新老两代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进行了学理性讨伐,否定８０年代“新启蒙”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认为应该坚持反现代性的现代思想。这场讨论本身标示着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日益独立与分化,但是“新左派”对启蒙主义的讨伐,在三个方面丧失了中国历史的具体语境：后现代理论所导致的认识上的盲见;对中国启蒙者的命运缺乏具体的思想考察;在实践上回避了中国特有的问题。因此,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否定和批判“启蒙”并非明智之举     

从整体主义到群己协调:中国传统群己观的近代转型

群己关系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关注的重要问题。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群己观历史上呈现出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近代,在明清时期“公—私”观念转型和近代“意义危机”的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逐步发动了由“己”到“群”,从自我认识到群体认识的思想转型,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和走向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坚守的意义与困境——张光芒的“新启蒙体系”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学者张光芒的构筑了以“道德形成上学主义”为核心的“新启蒙体系”。他有意识地将启蒙体系的构造与中国现阶段的文化建设联系起来，试图重新强调启蒙在当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他的启蒙思路未免有些理想化。这说明，当前启蒙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启蒙思想资源的薄弱。     

论郭嵩焘在近代中国"人心风俗"思想演进中的地位

郭嵩焘在继承道咸时期启蒙思想家的“整肃人心”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的思想,促进了中国传统道德向近代道德的转型,在近代中国“人心风俗”思想的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当代大学生思想观念研究

当代大学生是跨世纪的一代,是开创中国二十一世纪大业和进一步振兴中华的生力军,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希望所在.研究大学生的思想观念现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救亡与启蒙是近代中国的两大时代主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变革就是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思想启蒙的方向同近代化的方向是一致的,然而中国思想启蒙的历史进程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背景下,不得不让位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思想观念的启蒙往往被救亡图存所湮没.“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     

文道并焕 儒释兼综——论陶望龄的学术与文学

:陶望龄是明代馆阁之中较早力图汰除王、李结习的人物。他阅历清华 ,高科重望 ,附应性灵说 ,为公安派誉播文苑产生了重要作用。他是泰州后学 ,谈道证性、赋诗为文 ,两者相发相生。他借讲性气、论才情以反复古 ,颇具理论色彩。与三袁桴鼓相应。文学思想虽不及袁宏道那样锋芒裎露 ,但也可补三袁之不足     

叶适的"功利"经济思想评述

叶适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功利主义思想家,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经济思想上,"以经济自负",坚持事功,一反传统儒家思想主张义利并举,批判抑末思想,倡导"理财"理念,公开为富人辩护等等.     

唐代古文学家独孤及与佛学北宗

独孤及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其散文创作是中唐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作为以弘扬儒道为己任的古文家,其思想的主体是儒家思想,同时他又信仰禅宗北宗,对佛学思想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很高的佛学造诣。他尝试类比禅宗北宗和儒学之间关系的努力具有思想史意义。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郑观应是从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郑观应有关经济思想的论述,倾注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一书中。他以历史的发展眼光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批判,提倡“振兴商务”“以商立国”;主张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抵制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维护民族的经济利益;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建立近代金融和财政体制。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在唤起民族觉醒,探索民族振兴之路,推动近代工商业发展,捍卫国家经济利益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刘古愚经济思想述论

本文概要介绍陕西著名维新运动领袖刘古愚的经济思想。刘古愚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对传统的经济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批判,从仁义与食货、义利关系、理欲关系等方面全面纠正了儒家的重农抑商思想,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经济思想。在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刘古愚应有一席之地。     

明代名臣刘天和的政绩

明代名臣刘天和一生政绩,主要表现在郡守天下第一,治河朝野称神,防边功勋卓著.既有文韬武略,远见卓识;又在战略战术与武器设计,治河思想与技术工具的结合上有所创新,是一位难得的将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相结合而有所作为的人物.     

修渠与招垦：治术、策略及其实践——兼论民国初年杨增新治理新疆之道

杨增新的思想渊源极为复杂,但其内政的理念可概括为：务农本、重吏治,保民利、尚节俭。基于此理念,修渠垦荒以安插流民成为他治理新疆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修渠和招垦中,杨氏调动和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在修渠与招垦经费的多种来源中,主要运用的是财政扩张手段,故而杨氏极为关注纸币的信用问题与水利投资的收回。他倾向于向贫民平均授田,反对富户、地方官兼并土地,从而强化了国家——小农的社会结构。总体上,其为政的思想、策略及实践,体现了对国、官、民三者关系的把握与处理。     

有岛武郎创作中的基督教思想

有岛武郎是日本近代文学“白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为探索人生的奥秘而成为基督徒,随着对社会、宗教认识的深化而告别了上帝。但基督教的“罪与罚”等思想意识却是他创作的中心主题之一,同时也是他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一个显著标志。在有岛武郎的作品中,他以艺术化的手法演绎了近代社会人们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与基督教文化的“罪与罚”理念的冲突,提出了人类拯救与自救的命题。     

陈独秀"新教育"论

陈独秀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他认为新教育是启发的、主动的、实用的、与社会紧密联系的,而非灌输的、被动的、形式的、与社会相脱节的.他的新教育思想涉及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等各个方面,并且他无时无处不在努力实践着自己的教育思想.最后,对陈独秀的新教育思想作了简评.     

论杜甫的"军事意识"

杜甫在唐代是一位很有“军事意识”的伟大诗人。他不仅懂兵法、识军机 ,而且很有战争策略的眼光。研究他的这些思想对全面了解杜甫的思想行为和唐代有关的战争以及民族关系等等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