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歌的创获与发展——袁桷诗歌创作论

袁桷作为元大德、延祜年间的文坛领袖,其诗歌对元代诗歌的确立与定型有着重要作用。他在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实践上改变了宋末诗风,其古诗具有重视兴象、意象高古之特点,歌行体表现出清新绮丽的诗风。袁桷在诗歌渊源上以汉魏建安诗人和唐人李贺诗为取法对象,对元代诗风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元代散文的创获与发展——袁桷散文创作论

袁桷在散文风格上对欧阳修文风的继承代表了元代延祜之后审美风向的转换。他的散文风格表现出平易自然、含蓄典雅、优游不迫而又不失笔锋犀利的特点。此后,以袁桷等南士为主倡导的文风逐渐在元代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实际上是虞集、黄滑、欧阳玄等人的先导,因而袁桷在元代散文创作中无疑具有重要影响,这同时也说明了元代散文的走向及趋势。     

元代题跋创作的继承与发展——袁桷题跋文创作论

从元人其创作观念入手来探讨袁桷散文创作，可以更好地发现元代散文的价值。蒙元对金、宋二朝的毁灭性战争使百年之文化累积受到重创，这导致了元代题跋创作的衰落。袁桷出身于宋末元初著名之文化世家，学术修养深厚，其题跋数量之多，质量尤臻上乘，代表了元代题跋创作之水平与成就。从袁桷的品题鉴赏性题跋和历史感慨性题跋入手，可看出其仍留有自宋代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士大夫情趣。     

论唐顺之的诗歌创作

唐顺之是明代中期重要的文学家,明清两代对其诗文创作评价俱高,然今人多推其文,对其诗歌鲜有关注,文章意在专题探讨唐顺之的诗歌创作。唐顺之的诗歌创作依其人生经历分为三个阶段,主导性诗歌是早年出仕时期的应制诗、家居时期的村居田园诗、晚岁复出抗倭时期的海防诗,这三类作品各具特色,成就较高,是唐顺之诗歌中的代表性作品。     

元代诗坛宗唐理论的确立与定型——以袁桷的诗歌批评为中心

通过对袁桷诗歌理论的探讨就会发现,他在对宋末的诗风批判中,确立了学习唐人诗歌的风貌,并对如何学习唐诗有明确的界定和审美范式。他从源头做起,模仿和借鉴《诗经》以及建安以来优秀诗歌传统。从元大德、延祜年间开始的对唐人文学风貌的模仿与推崇是在对南宋末文风的批评基础之上确立的,袁桷凭借文坛领袖地位对当时的诗坛风尚的确立和定型无疑起了先导作用。     

论王维的禅悟与诗悟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禅意,是一种智慧的体现。佛教对王维的影响是思想方法的影响,是看待宇宙、人生的眼光。在王维优秀的禅意诗中,禅意是这种智慧的体现,而不是在佛理中去寻章摘句,或在诗行间去阐发佛道。王维诗的妙悟,亦即诗的审美观照过程,借用禅悟的方法,最终得到的仍然是诗,是诗的妙悟之境,是诗美的实现,而不是以诗为载体,谈玄说道,阐发禅理。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元代色目诗人雅琥及其诗歌创作

元代色目诗人雅琥生平资料散见于历代文人文集中,为稽考其生平,考察其诗歌创作情况,运用考证的方法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勾勒其生平概况,并利用分类的方法对其诗歌内容及艺术特征做了精当的概括。分析认为,雅琥诗歌在元代文坛上确实具有相当高的水平,研究他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同时探讨了雅琥诗歌何以儒化的原因。     

论贵州近代诗人黎庶焘的诗歌创作

贵州近代诗人黎庶焘的诗歌创作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其中,一部分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咸同农民大起义中人民的苦难、政治的黑暗;山水田园诗描写了家乡山水田园美景;咏贫士诗歌咏了自己的生活状态,表达了对亲人、朋友的深情.     

沈德潜诗歌创作简论——兼论对沈德潜诗歌研究现状的感想

沈德潜的诗除了反映现实的诗作值得肯定之外,其诗集中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和怀古咏史诗也同样具有特色,值得重视。沈德潜笔下的吴地山水诗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描写其他地区山水的诗兼李、杜、韩等人山水诗之长,并富有理趣。其田园诗熔铸陶诗和盛唐诸公田园诗之神,并能自开生面。其怀古咏史诗则使事典切,诗境浑厚,能翻出新意。沈德潜备受诟病的歌功颂德诗、应制诗在其诗集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即使是这类诗,也不宜一笔抹杀。研究、评价沈德潜的诗要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     

元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景物描写的特点

文章主要考察了元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景物描写的鲜明个性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热烈的爱国、报国之志以及深刻的参惮悟道的情结.认为了解这些特点,对于我们切实认识少数民族诗人,深入学习元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揭傒斯的诗歌创作及在元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揭傒斯是“元诗四大家”之一。他主张诗歌宗经明道 ,推崇儒家诗教 ,提倡古雅诗风。受此文学观的影响 ,其诗主要有时事言志和关注民生疾苦两类。前者在感怀言志中寓托了身世之慨 ,后者在反映民生疾苦中揭露了社会的动乱和元朝政治的腐败。与上述诗歌内容相统一 ,揭斯诗歌创作方法更多地表现为现实主义 ,而艺术风格则表现为古雅淳厚 ,具体而言就是 :善于叙事铺陈 ,写景古朴雅淡 ,着笔力求传神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辽金元绝句诗探骊

辽金元绝句诗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代的水平,将中国古代绝句创作推向新的高度。辽代绝句诗创作始于耶律倍,圣宗以后在艺术上逐渐成熟,终于到耶律弘基、萧观音臻于艺术水平的最高点。金绝句诗的发展分为三期:前期借才异代,为草创阶段;中期国朝文派的绝句诗创作出现高峰;后期是绝句诗的繁荣鼎盛阶段。元绝句诗的流程以延祐年间为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元绝句诗为中国古代这一体类的诗歌提供了很多新的因子。辽金元绝句诗是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是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     

金元诗的发展

唐诗和宋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格局 ,后世常有宗唐和宗宋之争。这种“唐宋之争”最早出现于金代 ,本文主要沿着这个线索来谈金元诗的发展。本文是作者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所编选的《金元诗选注》之前言 ,提前交由本刊发表 ,有所删节。     

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

元代文学与元诗的特点之一是释、道、伊斯兰教、基督教四种宗教教士齐聚文坛。僧诗是元诗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研究积累极少,文献散失亦多。本文对元僧诗基本情况作了概括,并就诗僧别集的散失、辑佚、考释等,作了专题研究。忽略元僧诗,导致元僧诗文献散失;文献散失,直接后果则是对元僧诗的忽略。两者互为因果。元僧诗文献研究可以证实:元代僧诗相当活跃;宋元之际士人出家与科举不再实行有一定关系,主要是出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迄于元,诗僧是受到南宋江湖诗派影响明显的群体。     

从情与物之关系看汉代咏物赋的嬗变

从状物与抒情之关系来看,汉代咏物赋可分为三种类型。情物组合式咏物赋的特征是状物部分与抒情部分被人为地组合在一起;情物渗透式咏物赋的特征是作家的情感逐渐渗透到状物之中;情物交融式咏物赋的特征是状物与抒情和谐交融,感情真挚,作家主体形象鲜明。汉代咏物赋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朝的两都巡幸及长城边塞诗

为了适应少数民族统治的需要,元朝统治者建立了上都和大都两个都城,大都为首都,上都为夏都.两都巡幸制确立之后,众多文人学士扈从圣驾巡幸北方,创造了大量的边塞诗,按题材内容可分为途中纪行诗和上都风情诗,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元稹排律创作的得失

排律是元稹近体诗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有较强的文体意识,其排律是在自觉的文体意识指导下创作的。元稹排律的主要贡献表现为叙事性和写实性成分大大增加,还为诗歌增加了代书、投赠、酬答等功能;在形式上,他的排律创新则表现为次韵相酬,增加了排律的写作难度。元稹排律主要存在过分的形式主义和诗歌内容上具有色情成分等问题。     

试论元明之际戴良诗歌之美

元明之际的世事变迁，深深影响了戴良的诗歌创作，并使之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形态。其基本可概括为三种：清丽之美、沉郁之美与悲壮之美。它们既作为中国诗歌美的一部分而存在，同时又将其丰富并使之趋向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