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的反帝爱国思想述评

廖仲恺的一生和主要革命活动中,都贯穿一条线索,那就是他的反帝爱国思想。在理论上,他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弊病。他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上探索“单税社会主义”学说;二是从政治上探索“直接民权”思想,这构成了他独特的带有救国性质的政治经济思想体系。廖仲恺还积极地将理论探索付诸实践。他主要通过投身革命活动、与孙中山一道施行“平均地权”、支持群众反帝运动、促成国共合作等方面实践其反帝爱国思想。     

论廖仲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从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个历程来看,廖仲恺坚持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贯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也形成了国家至上的国家发展观、重视建党的政党发展观、严格建军的军事发展观以及以民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其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都是无愧于最邻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廖仲恺在探索救国救民和建国安邦道路的过程中,在反对教条式地搬用西式思想理论和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以及在反对机械地搬用前人的既有经验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意义上,不同程度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值得后人铭记的历史贡献。     

论贾谊政治思想对中华帝国的贡献

汉儒贾谊总结强秦二世而亡的政治教训,认为秦统治者在政治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没能做到政治方略的调整,即从战时的“高诈力”转换为治国所需的“贵顺权”.贾谊关于“取予守不同术”的认识涉及获取政权和构建国家、维系政治秩序的不同政策原则,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关于重民,贾谊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告诫当权者不可与民为仇敌.这是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统治者要么善待百姓,可以长治久安;要么实施暴政,最后被百姓推翻.道理看似简单,却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君主政治治乱相继的全部过程.贾谊的政治思想从政权的获取与维系层面,为统治者提供了实施政治调节治国方略和实行仁政以缓解政治冲突的理论依据,又通过对“以民为本”的诠释,为统治者实施仁政的必要性作出绝对化判定.这就是贾谊为绵延二千年君主政治的中华帝国在政治认知上作出的贡献.     

毛泽东为何主编《农民问题丛刊》

毕耕、李永雪、薛娜撰文指出,毛泽东在广州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主编出版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丛刊为32开本,1926年9月起陆续出版,广州国光书店发行。原计划出版52种,因时间仓促和经费有限,最终只出版了26种。这不仅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宣传革命思想和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而且是研究中国近代农民问题的宝贵资料。这套丛刊的出版,不仅改变了以前研究农民问题资料匮乏的状况,为农讲所学员以及全国各地的农运干部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学习材料,而且在宣传革命思想、提供政策指导、介绍农运经验和传播知识信息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有力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具体说来,其编撰目的与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为建立“一个正式的民主国家”夯实基础——国民党改组时期廖仲恺民主思想的新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自由主义、精英主义民主先后成为中国民主思潮的旗帜,但在一次次的失败之后,廖仲恺逐渐认识到只有平民主义民主才能真正保障人民主权.为此,他积极致力于指导建设工会、农会的工作,希望由此将广大平民组织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共同体,并努力探索利用合作社制度为平民主义民主务实经济上的基础.     

试论船山的重民思想

船山把民看成是衡量理势顺逆的根本尺度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又反对顺从民意,认为只有为公而发的民意才是公理。这是中国古代民论史上的高峰。     

论"编户齐民"的形成及其内涵演化——兼论秦汉时期"编户齐民"与"吏民"关系

编户齐民是先秦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特殊针对性的人群,即消除分封采邑制下国人与野人之异、公民与私人之别,国家通过编户统一管理的居民.离开这个前提,编户齐民并不具备平等无贵贱的特点.编户制在先秦出现,但将"编户"作为居民称谓是汉代的事情,此时编户齐民的初始针对性内涵已不重要,仅作为人民大众的泛称被延续使用,不具有严格的等级身份性."编户"与"齐民"均经历了由动宾词组到名词的形态演变,名词化的"编户"和"齐民"是社会变革的产物,而动宾词组化的"编户"和"齐民"则反映了变革过程."吏民"是编户齐民的主体,但二者不能简单画等号,因为非吏民的贫贱民也属于编户齐民.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对农民的地位和作用的独特认识

怎样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着我们党对农民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决定着中国民主革命的成败。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是毛泽东农民观得以确立的最基本、首要的前提。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经典论述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并不整合。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符合自己国情的农民观,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的智慧。瞿秋白作为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党内最早认识并比较系统论述农民问题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为大革命失败后顺利地进入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基础,…     

论孔子的富民强国思想

孔子一生十分强调礼仪和教化,富民强国思想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他帮助其所处时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维系其阶级统治的重要政治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意义.他提倡重民、富民、教民的思想,倡导轻徭薄赋,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与民休息,从而实现藏富于民,最后达到民富国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中兴统一的目的.这些主张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廖仲恺与共产国际使者的交往及其影响

共产国际素有苏联政府的"第二外交部"之称,其使华人员往往担负国际援助亚洲尤其是中国革命力量发展和政府在华寻求革命新盟友的双重使命。廖仲恺与路博及马林的交往,有助于对苏俄革命情况及其对华政策的了解,也对其"联俄"思想的形成和在行动上推动孙中山实施"联俄"政策有很大作用。     

论农民和农民工的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

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是从意愿上对于城镇化、市民化的区分.本文探讨了当前中国城镇化中的突出问题,提出要充分认识农民生活的利益格局、农民生活的基本逻辑与市民生活的巨大差别.符合农民利益的城镇化,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本文通过对实证调研数据的分析,探索了主动市民化、主动城镇化的多种途径、多种模式.     

德福因果律的“理性”形态与“精神”形态

由于道德与幸福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理论有着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康德的"理性"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形态。虽然两者在话语形态、言说构架和体系构造方面表现出"理性"与"精神"的巨大差异,但在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以哲学的魅力,建构起德福因果律的"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乐观主义的深切人文精神,但却缺乏解释和批判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幸福论的德福因果律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哲学发展中长期与之共生共眠。不过,这些并不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更不是全部。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一,"理性"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形态,具体地说,是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下探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其二,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的秘密和宏旨,正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宣示的那个著名的哲学信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在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不断向前推进所呈现的难以置疑和不可阻挡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一旦诉诸"现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哲学信念,便可转换为批判社会和建构文明合理性的深刻动力。     

工农专政苏维埃国家形态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在中国国家形态转型上有着重大的制度创设意义,促进了社会新风尚的形成,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作出积极的反应,但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兴衰,为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温州城市外来务工者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现状调查

本文基于温州城市外来务工者幸福指数现状实地调研,揭示该群体对收入、就业环境等经济因素以及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环境、安全等非经济因素的满意状况,探讨不同人口特征与"幸福指数"的关联性等问题,并提出若干提升该群体幸福指数的合理策略。     

论民工精神塑造与社会工作的回应性介入

城市化产物的民工,在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究其原因既与我国的体制因素和历史文化积淀相关,但更与民工自身的物质贫困、特别是精神贫困有很高的关联度.社会工作能推动民工与城市的非震荡性互动,在民工与城市之间构建一条和谐的道路,从而促进民工精神脱贫,使城市化道路避免陷于困局.     

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双峰并峙——荀子的幸福形态

荀子承续"孔颜之乐"所奠定的儒家德性幸福传统,始终坚持了德性至上原则。但与孔孟主要侧重于精神之"乐"的幸福观有所不同,荀子明显地提升了功利幸福在儒家幸福中的地位,进一步确认了功利幸福的合法性、合理性。荀子的幸福观无法摆脱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内在紧张,但荀子致力于调解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对峙状态,最终也实现了二者在一定意义上的融合,从而完成了儒家幸福观由"一枝独秀"到"双峰并峙"的折变。     

外来打工人员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

通过对影响幸福感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外来打工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但其主观幸福感高是与以往生活条件、预期水平等有很大的相关。女性比男性更会寻求外界帮助和支持,而女性打工者比女大学生更能建立稳定长期社会关系。     

传统文化是孕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沃土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沃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因此,探究其传统文化基础,对于我们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审美与幸福——关于幸福的形而上学研究

在美的形而上学视域中,世界是以一即一切与一切即一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而幸福感则源于对世界的这种审美观照。由于审美观照方式不同,个体的幸福感也就不同:它们分属于酒神型与日神型这两大类型。幸福的获取有待于幸福人格的重建,这意味着人从本质上要成为游戏的人。现实中对于幸福的追求是生命的一项冒险与挑战。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未必能获得幸福,反倒会遭遇痛苦;然而,这种痛苦的承担却成就了生命的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