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利弊得失： 基于土司制度的分析

边疆治理是历代中央王朝的一项重要任务和难题。借助"成本—效益"逻辑可以有效解释封建王朝时期国家在治理边疆问题时左右摇摆的政治态度。当治理边疆的效益大于成本的时候,统治者会进行积极治理,反之,则选择消极治理。国家治理成本包括官吏雇佣、地方治理、军事管理、封赏等,效益则包括稳定、贡赋、珍稀资源攫取、"天朝心态"的满足等。     

论边疆治理政策的比较研究

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及理论诉求呼唤边疆治理研究,经过学者们深耕,产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边疆治理研究成果,形成了明确的边疆治理研究领域,但综而观之,对边疆治理展开政策维度及其比较的研究却很少。边疆影响国家治理及国家发展,对其的治理存在差别化逻辑,所实施的边疆治理政策存在差异,且邻国之间以及国内的边疆省市之间采取的边疆治理政策存在博弈,从而将边疆治理政策的比较研究凸显出来。可是,从政策比较维度对边疆治理展开的研究却付之阙如,因此有必要展开边疆治理政策的比较研究。就细分类型而言,可进行边疆安全政策、守边固边政策、边疆开发政策、边疆民族政策以及边民政策的比较;从方法维度来看,可聚焦国家维度、区域维度或历史维度的边疆治理政策的比较;具体至实操层面,可进行政策价值取向、政策环境、政策目标、政策执行和政策效果等多方面的比较。     

法治边疆:中国边疆治理的有效路径

边疆治理的关键难题在于为多民族、多文化所产生的差异性建立基本的统一性。法治中国为边疆治理提供的基本战略框架——法治边疆。由于法治的公平性、稳定性等优点,使它可以摆脱传统边疆治理的不稳定,成为弥合民族差异性的思想共源,培育各民族的公共理性,继而成为促进民族平等地交流的基本公共交往平台,也即最大公约数。     

论我国边疆治理的体系转型与能力重构

在国家的历史叙事中,边疆治理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经典议题。在我国传统社会时期,边疆治理是一元化的治理体系,精英主义色彩浓厚。边疆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边疆防卫能力、民族关系处理能力、边疆秩序建构能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现代化浪潮以沛不可挡之势席卷边疆地区,边疆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急遽嬗变,公民权利意识和利益意识逐渐觉醒,民主政治思想开始萌生。时代演变和社会变迁给传统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当代边疆治理体系应该完成由一元化治理向协同共治的转型;当代边疆治理能力的重构,不但要完善边疆秩序建构能力,更要提升推动边疆发展的能力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     

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评《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一书准确概括了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体系．提出“华夷一统”、“华夷之辨”、“羁縻而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的核心;该书学术视野广阔,内容详赡弘富,在探讨三种治边思想的问题上,以史为鉴,注重现实问题的思考,是一部当代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具有前沿性的力作。     

宗教信仰与中国陆地边疆治理

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是一个运用多种治理维度和手段的系统性过程。基于陆地边疆地区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邻国厚重的宗教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水平等特征,宗教信仰在这一区域影响较大。不管从正面功能还是从负面功能来看,宗教信仰在中国陆地边疆治理中的功能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影响至深。宗教信仰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既包含哲理性的内容,也有愚昧性的内容,在中国陆地边疆治理中它既有积极的功效,也存在消积的影响,因此在屏蔽宗教信仰负面效应的基础上,可以而且应该适当发挥宗教信仰积极治理功效。这种以软权力约束为特征的治理手段,对于整合边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不同族群力量,压缩不利于和谐治理的异己力量,凝聚利于和谐治理的向心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安边”与“谋边”:西南边疆治理视角下蔡锷治滇实践研究

蔡锷在昆明“重九起义后”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针对云南在地缘政治、社会民生和经济等方面的内外交困形势,蔡锷以“建设”为目标,重在“安边”,同步实施政治、社会、经济三方面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主动缓和与英法方面关系,使革命后的云南快速恢复秩序。为更好应对持续的边疆危机,为云南的发展争取更多外部资源支持,蔡锷又提出了修筑滇桂铁路、完善边地治理、组建西南军事联盟的“谋边”设想,试图将云南一隅之发展与国家整体治理战略相融合。蔡锷“治滇”在促进云南现代化转型、西南边疆稳固和五族共和理论发展上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但仍在革命的彻底性上存在局限。     

情感固边：助推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方略

[提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和依法治国总方略的统领下,实现对边疆这一特殊区域治理的现代化,必然要求不断开发和运用一系列既符合科学性和先进性要求,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优势的边疆治理方略。情感固边方略就是这样一种既符合党执政之基、新时代之需、系统化之理、实践性之要,又能从筑牢价值基石、生成内在动力、增加外部推力、保证主导力量、稳固安全根基等方面积极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方略。从多维视角推行情感固边方略,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理念,在生活习俗上始终尊重、在情感取向上始终贴近、在治理依据上始终把握、在政策选择上始终关心、在具体行动上始终回应边疆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待,以此筑成情感相向、人心相齐、能量相聚的全民守边固边格局。     

明清时期云南农村居民的饮食风俗

明清时期的云南农村居民,由于居住环境、生产发展水平、食物来源状况以及历史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饮食习俗。云南农村居民的饮食风俗体现在主食、副食、饮料等不同类别食物的构成状况、加工方法、食用方式以及"尝新""食生"等独特的地方民族习俗等各方面。明清时期云南农村居民的饮食风俗,反映出传统农业社会中居民物质生活的基本面貌,同时,也积淀为现今云南地区独特的地方饮食文化。     

论元明清时期的文学目录

元明清三代 ,是古代文学目录学取得重要成就的时期。元代最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别具特点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之集部和钟嗣成的戏曲文学专目《录鬼簿》 ,《录鬼簿》的出现对明清戏曲文学目录的繁荣产生了直接影响。明、清两朝 :史志目录如《明志》、《清志》等 ,均继续设有集部著录文学文献 ;种类繁富、数量众多的私人藏书目录 ,不仅大都著录文学著作 ,还载入许多为官修、史志目录所不载的白话小说和戏剧作品 ,弥补了正统目录的不足 ,反映了古代文学目录的新进展 ;专科、专题性的文学目录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如不少专集一书之篇目或引书的目录、专录学者个人著述的著述目录等 ,都很有影响 ;而乾隆年间著名学者章学诚对目录学的理论探讨和《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空前丰富的文学文献著录及其体例完备的类序、提要等 ,更是这一时期文学目录方面的重要成果     

元明清悲剧比较

元代是我国悲剧的黄金时代,悲剧艺术的发展十分繁荣,明清时期也涌现出一批反映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悲剧名作.整体来说,中国古典悲剧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但每个时代又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具有各自的特殊风貌.这是因为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生活变迁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等因素造成的.本文从题材内容和艺术特点入手时元代悲剧和明清悲剧作了比较,并分析了其中原因.     

惜时思想与文学意象--汉魏六朝时间观对唐宋元文人的影响

汉魏六朝抒情诗中 ,不再是乐观的循环思想 ,而是时光、生命价值在有限中一去不复返的悲凉。由于惜时意念的抽象性、文学表现的直率与意象思维的局限性 ,唐宋元文人的相关创作基本上沿此思路 ,从中可看出同中之异 ,即不同时代各自共时性的意义     

明清时期云南地区石漠化的分布状况与成因初探

本文主要通过明清时期的方志、游记、奏折等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结合今日石漠化的表象特征和敏感性因子进行分析,初步复原这一历史时期云南地区石漠化的分布状况,并梳理了明清云南石漠化的成因。石漠化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明清两代,人口的增长、土地的无序开垦、美洲作物的传入与种植、自然植被的破坏构成循环,造成了人地矛盾的加剧与生态系统的恶化,从而使石漠化程度趋于加重。     

明清王朝红夷大炮的盛衰史及其问题研究

明末,明政府从澳门葡萄牙人引进的红夷大炮,其技术特征和射程远胜于中国传统火炮,其在明清王朝经历了几次发展高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仍用红夷大炮与船坚炮利的英军作战,但已存在“时代差”。红夷炮 200多年的发展无质的飞跃的主要原因是由明清王朝一系列综合因素造成的。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灌溉水利的发展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并且,该地区河流易盈易涸,塘堰易于冲击、淤塞。面对这不利的自然条件,徽州地区的灌溉水利有明显的发展,体现在塘堰灌溉工程数量的增多、塘额的大幅度扩大、对旧有塘堰工程的修治、对水资源利用的扩大与改进等方面。     

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移民与村落社区

明清时期,大理地区因中央政府的屯田政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大规模的移民开始在大理地区定居及繁衍,形成了多民族分布与多姓杂居的村落形态。新的村落形态、权力结构、公共空间及信仰生成,移民以相同的文化而不同的聚集模式重构聚居地的生活。多姓杂居的村落形态,使村落的权力结构、庙宇与公共组织相对开放多元,维持着其独特的生产、生活秩序,呈现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村落社会时态及国家权力的运作、多民族的交融对边疆基层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论明清时期腾冲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大批汉族移民尤其是军事移民落籍腾冲。在漫长的历史嬗变中,落籍腾冲的汉族移民通过修撰家谱、建盖宗祠等方式,在"土-客"之间的相对关系中,建构起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了祖先认同和族群意识,汉族移民身份的记忆通过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族文化得以保留和强化,以实现他们同内地汉族在祖源上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汉族移民的族群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