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

梳理康德关于"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过程.康德最早受苏格兰启蒙时期"道德情感"理论的影响,将"道德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之一,但发展到后来康德坚决否定了"道德情感"作为道德准则的作用.康德将面对道德律所产生的"敬重"重新界定为"道德情感",它所产生的道德意向促使遵守道德法则,但绝不是建立道德法则的基础.康德"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是他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界的结果,显现的是康德伦理学在应然与必然之间的巨大张力.     

论儒家德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儒家以"天"建立了"德治"思想的本体论依据.通过"道德-天-政治"间的内在联系,儒家"德治"思想获得了存在的根源性意义.儒家"德治"思想从形上学角度赋予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且符合平民百姓的个体政治认同,并在深层意蕴中确保了人性趋于至善的可能性,为人类社会完美的政治理想实现提供了保障.同时,在儒家"德治"思想中,人们又可以找到的人与自然间,人际关系间,社会群己间,人自身关系中,诸多"和谐"的哲学意蕴.从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出发,儒家"德治"思想存在着道德理想主义倾向严重,无法回避道德法律化的弊端,难以打通的"内圣外王"之道等弊端.但儒家将"善政"与权力运作主体的道德理性及个体人性完善、改造相连的智慧,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恶"——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动力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基督教哲学、维柯、康德、杜尔阁、孔多塞、黑格尔、马克思都有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但是在承认"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否认历史发展的其它动力,特别不能忽视与之对立的"善"的重要作用.探究"恶"的历史作用的现实意义是为了驱恶扬善.     

论一种适用于公共领域的"自律"观

自律是当代西方实践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理论有着重要价值的一个关键词,对它的解读牵涉到对政治哲学中许多其他概念的理解.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律的"涉己"层面,即主体自身的道德自律上,而往往忽视了"涉他"的层面,即他人和社会也应负有支持和尊重个人自律的义务.本文以康德的自律观为立足点,试图探寻一种可以适用于公共领域的自律观.     

"智的直觉"——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建构的基石

"智的直觉"是牟宗三哲学体系中的基本概念,他的整个哲学理论都与这一概念有紧密的联系。"智的直觉"一方面是受了康德"智性直观"概念的启示提出来的;但更为根本的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是建构这一概念的理论渊源和骨干。牟宗三主张建立"道德的形上学",而"智的直觉"则是"道德的形上学"建构的基石。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试论牟宗三对“智的直觉”的证成

"智的直觉"在牟宗三哲学中是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也是他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康德虽然提出了"智的直觉"概念,但却通过认识论批判否认了人可拥有"智的直觉",牟宗三则通过对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梳理和挖掘,证明人可拥有"智的直觉"。以儒家思想为例,牟宗三通过对儒家"天人合一"理论的阐发,证成了"智的直觉"的普遍性,又依据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确定了"智的直觉"具有现实性品格。牟宗三与康德关于"智的直觉"问题的不同观点,是中西间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借用,的确起到了更好地总结和阐发中国哲学特质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刘宗周看晚明道德理想主义的破灭

儒学是以内圣外王为宗旨,每个儒家学者都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是以道德为根基的。以刘宗周为代表的晚明儒家学者多具有这样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情怀,希望以仁义来解决包括军事、政治上的所有问题,然而却和现实危急的形势发生冲突。本文希望从刘宗周与崇祯帝奏对的情况来揭示晚明时代道德和政治混杂在一起的状况,反思当时道德对政治的影响,以此正视儒家具体制度建设和应变措施的不足。     

参与的必要性——走向现代儒家政治

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一以道德为主要关注点的文化传统如何与现代民主政治相适应?与那种认为儒家应局限于道德教育的观点相反,文章认为儒家必须发展出一种参与性的政治,其原因有三:一是政治参与是个人道德培养的必要手段;二是政治的独立性要求客观的制度结构而不仅仅是道德教化;三是我们人性中的缺陷只有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才能克服.     

康德政治哲学的当代诠释

对当代政治哲学的深入理解,离不开对其根基之一的康德政治哲学的研究和关注.康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确保人类自身能够自由、有尊严地生活,人类应该由自然状态走向法治的自由状态,从而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世界图景.为此,康德从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先验分析中,界定了人在道德领域中的自由本性;在对人的自由本性的扩展和演绎中确证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由国家的合法性存在推出不同国家之间组成国际联盟,最终促使人类走向永久和平.在康德的政治哲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先验主义特点、政治与道德的结合以及永久和平的构想在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吸引力.     

浅析康德的责任思想

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通过善良意志、准则与道德规律、自由等几个概念,从三个命题对责任进行了阐述。仅就本书而言,康德在阐述其责任思想时,存在着从应然到实然的矛盾,也就是说,康德的责任在从先验世界过渡到经验世界中存在着推理的空白,即认为应该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并非永远成为普遍规律。在此,康德实际上暗含了要做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情这一功利主义的假定。但,尽管如此,康德"出于责任而责任"的形式主义伦理学,在时下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霍布斯与自由主义的"权力之恶"问题

在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之中,权力一直被想当然地看成是一种"恶".但就历史的角度看,这一看法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和超历史性的真理.相反,在西方漫长的前现代时期,权力在政治思想家的眼里并不是一种恶.本文认为,在西方权力观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霍布斯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霍布斯第一次将权力和善分离开来,使权力本身成为一种独立、可计算的物理之力.现代自由主义尽管反对霍布斯的绝对主权观念,但其根本原则,如个人主义、正教分离、三权分立等,恰恰是以霍布斯对权力的理解为基础.因此,理解霍布斯的权力观,不仅能够揭示"权力"一词的最初和真实含义,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澄清自由主义自身的历史和内在复杂性.     

儒家"五常"的道德优势及其当代意蕴

儒家“五常”是儒家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兴起于先秦,定型于两汉,发展于宋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儒家“五常”体现了“类”的公正、“阶级公正”并具有合理的道德结构,且能够不断结合时代特点适度调整自身道德内涵,使其生成了独特的道德优势。然而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下,由于原来所赖以生存的诸多现实保障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儒家“五常”正在悄然改变。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涵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具有一定价值。     

"学衡派"的人性善恶论——以吴宓、缪凤林为例

吴宓、缪凤林是"学衡派"中谈论人性较多的学者.他们主张人性二元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可善可恶.他们的人性论有重要的西学背景,但主要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的复归,表现出"学衡派"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派别的一些基本特征.     

权力的善恶之辩——西方权力德性思想之镜像演进

权力的善恶问题很早便为思想家们所关注。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仅侧重在儒家政德"善"的演绎上,而在以"法治主义"为文化基因的西方,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权力仅有"恶",并"以恶制恶"。事实上,西方思想家有关权力善恶问题形成四个流派,即以权力理想主义为代表的权力之"善"说,权力契约主义为代表的"必要恶"说,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绝对恶"说和行为主义"纯科学"为代表的"价值中立"说。他们从各自的立场与需要出发,系统阐释了权力的善恶问题,从而构建了一道独具风格的权力德性思想的镜像。     

周初"善"、"恶"观念考

善恶是道德评价体系的基本尺度,中国传统的关于“善”、“恶”的观念在殷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当中还缺乏一个现实的理性基础,其形成应始于殷末周初。在西周初年,虽然善、恶作为一对范畴,甚至是作为描述价值取向的单个概念还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善”和“恶”的观念已经开始应用于政治生活、祭祀活动、农业生产和人格评价等方面了,构成了当时社会价值评判的内在标准。     

神学领域中的“哥白尼革命”——从《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解析康德的道德神学

康德在晚年发表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系统地表述了他一贯坚持的道德神学思想。他从罪恶这个基督教神学的核心问题入手,深入探讨了自由意志作为作恶和弃恶从善的终极根据所具有的道德意义,用自由取代恩典来对人性的善恶和"心灵的改变"进行了辩证的解析。康德也深刻地阐释了基督教教义和信仰的道德内涵,在坚持道德自足性的基础上,鲜明表达了道德神学"从德性前进到蒙恩"的基本观点。     

恶的两种维度:对纳粹大屠杀之恶的反思

本文试图分析面对严重历史灾难之恶的两种思路。一种是以阿伦特"平庸的恶"为代表,它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的成果并以理性化的方式来看待恶。但是,这种恶的理性化解释与我们对恶的切身体验有着巨大的不对称,对罪恶轻巧的解释显得与巨大的罪恶太不成比例,恶的恐怖很容易在这种清楚明白的叙述中被稀释。另一种思路以康德的"根本恶"概念为代表,它承认我们在大规模生产尸体的疯狂面前理解的困难性,它把恶的问题视为一个黑暗的深渊。对这种黑暗深渊的洞察使得我们可以严肃地正视恶,正视这种摧毁一切之恶的虚无与无意义。     

牟宗三美学思想探论

当代学界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研究较多,但对其审美理论很少涉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特色在于:强调中国文化生命中有一种“综和的尽气精神”,即英雄的、艺术性精神。牟宗三用儒家的心性之学,改造了康德哲学美学,建立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美学,认为审美固然是一种判断,但它更具品鉴或赏鉴性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既有洞见,又存在着矛盾。从中国美学角度来看,真、善、美虽各有其独立性,但三者合而为一,“即真即善即美”。三者合一的关键在于善,在于道德之心,即实践理性之心。道德实践之心是主导,是人们建体立极的纲维。牟宗三“消化康德而归于儒圣”的美学运思,有助于国人确立中国美学的独特品质,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