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与真实--民间传说、历史记忆与社会史"知识考古"

民间传说表面看来充满时间、空间错置与幻想的迷雾,但作为某种历史记忆的符号,它们的产生和流传过程恰恰是包含着丰富社会舆论与情境的一个历史真实。在社会史研究的新范式下,传统所谓正史、野史、文献与口头传说等概念具有某种同等的含义。民间传说是历史记忆的另一种呈现和表达方式,透过史料考古的分光镜,可以从这些承载民众历史记忆的文本和符号中获取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元末明初社会变迁对江南地区商业活动的影响——以沈万三为例

元末明初社会变迁对江南地区商业活动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作为该时期声名遐迩的中国第一富商,沈万三的迅速致富是与他个人的主观努力及当时风云际会的天下大势分不开的。但时代既造就了沈万三,却又在随后的社会变迁中无情地颠覆了他所开创的事业。沈万三悲剧性的人生格局并未改变他的历史定位,同时也给当代国人留下若干重要的启迪。     

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

科学实证的历史研究通常把传说与历史二元对立起来 ,而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却对此进行了质疑 ,因为他们试图解构历史撰写的客观性。事实上 ,无论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 ,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共同的特征 ,将两者对接起来 ,以期深化和丰富历史研究。从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 ,到现代实证史学 ,再到后现代史学 ,人们始终关注史料 ,因为史料是史家了解过去的惟一桥梁 ,只不过他们在如何了解真实的过去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并不仅仅表明学术史的断裂 ,同时也显示了一条连续的、一以贯之的思想链。     

论白马藏族族源记忆与传说——以陇南为例

白马藏族的族源记忆与传说比其神话的出现要晚,一些传说追溯了远古先祖通过艰难的迁徙得以使族群存留下来的历史过程.白马藏族以传说映现了他们民族的集体想象,不断实现着他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着其族群意识和认同感,其中的人物传说、地方风物传说、动物传说是主要种类和存在形式,它们多用奇妙的幻想、超自然的形象、神奇变化的手法并经口头辗转加工创作而成,因而形成很多奇特生动的情节,大大增强了趣味性和文学性.这些传说结合叙述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以十分明显的地方性、民族性引人入胜.从而已成为多姿多态而又独具特色的中国民间传说品种之一,至今还具有重要的文学、民族学、民俗学价值和意义.     

历史记载与传说想象对人物形象的构建——以三国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为例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流传下来了无数动人的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特别是经过历代史家的历史书写、民间百姓的口头传说以及后世文人依据一定历史记忆所形成的历史想象,使得这些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形象、深刻.当然,历史的真实性也在这种传说与想象中变得越发模糊.三国时代刘备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即为此例.其最初是以一种没有被正史立传的模糊形象出现的,魏晋以后关于其成为(壤)矶娘娘的历史传说逐渐流传并日渐放大.年深日久,由于史书的散佚、文人雅士的艺术创造等原因,孙夫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便为历史记忆基础上所形成的孙安、孙仁、孙尚香等新的人物形象所代替.     

历史记忆符号的边缘化叙述——兼评《舜文化与九疑山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是人们以特殊的口述形式叙述出来的作品,它常叙述历史传说中的人和事、地方风物和习俗,人们把这些素材加以合理而艺术的想象,使情节充满离奇、巧合等超现实的因素,被人们称为口传的历史,正如唐曾孝主编的《舜文化与九疑山民间传说》中所说的,     

抗日战争历史的影像记忆--以战后中国电影为中心

以抗战为题材的电影,以其直观、形象、感性、生动的特点,在中国人对于抗战的历史记忆中起着独有的作用.在战后拍摄的抗战题材电影中,以反映战时间谍战和社会生活题材的影片为主,基本没有反映抗战军事题材的影片.其中反映抗战前后普通民众生活遭遇的社会生活题材影片,以其浓重的悲情意识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众多观众,在塑造中国人的抗战历史记忆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惨胜"是这类影片给观众留下的抗战历史记忆之定格.但是,这样的历史记忆只是抗战历史的部分而远非全部真实.我们有理由期待描写抗战历史的影片,反映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令人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并以此形成中国人作为胜利者而对抗日战争应有的更为积极、更为光明、更为全面的历史记忆.     

城市的现代镜像与历史记忆——以昆明市为例

以昆明市为例,资本时代的到来使城市陷入尴尬与从容双重处境中。商业街以独特的商业消费空间功能和丰富的广告形象成为城市的一面现代性镜像。同时,城市中的步行街及仿古建筑也以自身丰富的时空视觉文化形象,打开普通大众在生存本体论意义上的诗意空间结构,从而使城市在现代化境遇和后现代化语境中,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温馨家园。     

民间传说的历史解读——以几则关于张九龄的传说为例

本文从文本与语境的角度出发,探讨几则有关张九龄的民间传说,既注重民间传说中的张九龄形象,也通过传说本身揭示了粤北历史上的鼠患、虚粮和寺院地位等历史情境.透过在特定的场景中阅读与理解相关文本,并在对文本作出更深入的解读之后,可以更好地把握粤北、广东乃至全国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任何历史上形成的材料,无论是故事还是小说,均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分析意义.     

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     

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

历史本体论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注的是"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史实与史料的关系,即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历史记忆分为自然事件历史记忆和社会事件历史记忆两类.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是有局限性的、不完整的.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和谐性的历史记忆,另一种是冲突性的历史记忆.在冲突性的历史记忆中,应该存在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仅仅存在一种历史记忆,意味着它可能是强权的结果,或非历史真相.     

民间传说与文献记载的关联：以巫山神女传说为例

现有文献中有关巫山神女的记载较多,三峡地区也有不少关于神女传说的版本,只是其与文献记载的神女故事情节相差甚远。民众在创作民间传说时,会根据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伦理道德要求、自身的价值观、主流社会的需要以及文化传播等多种因素,完成传说情节的塑造。     

龙母传说与民间传统的关系

龙母本来是个传说人物,龙母的故事千百年来在西江流域广为流传,龙母传奇性的圣迹成为当地百姓信仰的支柱,不但深入人心,而且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当地人抓到鲤鱼要放生,遇到青蛇要礼拜,行船经过龙母庙必然要做三件事:鸣笛、放炮、敲锣鼓,没有一个敢违例的。这就是传说的力量。龙母信仰的发展,使得龙母传说不断丰富,信仰的内容也逐步世俗化,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并与释、儒、道相结合,形成了许多习俗,娱神娱人、娱乐竞技等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从地方文化到中国、世界文化的梁祝传说——兼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建构

梁祝传说从地方的民间传说升华至表象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不能忽视来自于学术研究以及艺术创作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建构.这种建构的结果,让我们在对待梁祝传说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形成了几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梁祝传说的反封建主题,似乎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就像依附于传说本身;二是二十世纪以来就以梁祝传说的爱情悲剧作为反封建婚姻的宣传,似乎从梁祝研究开始之际,就具有这种明确的目的;三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存在着一个"经典"的"梁祝传说",似乎据此可以追溯过去评价现在.如果厘清梁祝传说从地方文化到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建构过程,可以理解这几个梁祝研究的误区何以成其为误区,可以认识梁祝传说何以成其为现在的梁祝文化.     

国家典礼、民间仪式与社会记忆——全国奉安纪念与孙中山符号的建构

1929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奉安大典,即孙中山灵榇由北平移葬南京紫金山仪式.这是一场由国家与民间共同操演完成、影响波及各地的全国性纪念仪式.期间,国民党全面掌控仪式的组织、宣传与动员,使奉安大典成为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一些地方政府还征用部分民间仪式资源,使民众更易接受与记忆.全国性奉安大典仪式展示了国民党领导的新生国家权力已经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国家意识形态得到有效宣传,孙中山符号得以建构,而国家权力在奉安大典的操演中也实现了神圣化.     

"女儿国"的传说与史实

传说中的"女儿国"、"女子国"在正史中也有记录。"海东""女国"和"西方""女国",以及"剑南西山羌女国"、"东女国"、剑南"女国"、南海"女人国",都被理解为保留明显母系氏族社会特征的文化存在。在"女国"之中,一种是"有女自王"的"女国",一种是"产男不举,致国中纯女无男"的"女国"。关于"女国"风习,《隋书》所谓"其俗贵妇人,轻丈夫",《旧唐书》所谓"俗重妇人而轻丈夫",以及《新唐书.西域列传上.东女》所谓"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子从母姓","以女为君……官在外者,率男子为之;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均体现出女权的独尊。历史上的"女国"一切入浴怀孕、窥井生子以及"以蛇为夫"、"以猿为夫"、"以鬼为夫"等传说,其实源自于母系氏族时代形成的女子不交合而孕的神话,体现了世系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的群婚时代的社会现实。《山海经》中的"女子国"、"丈夫国"以及《淮南子》中的"女子民,丈夫民"的隔离,应当与原始时期"生产上的性禁忌"有关。     

客家移民台湾的历史记忆

本文从官方文献、民间记述以及口头传说等方面,分析清代客家人移民台湾留下来的各种资料,并把它们都视为社会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文章认为,就客家人移民台湾而言,官方和民间的记述明显不同。统治者关心的是社会治乱,因此在官方文人的笔下,客家人被描述成社会边缘人群。而民间资料则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画卷。客家人的民间故事保留着老百姓的记忆,但它们不是客观地呈现历史,而是在原乡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因此,不管是官方文献还是民间资料,都有“记忆”和“失忆”两个方面。善用这些资料,并对它们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客家人迁移台湾以及他们在台湾的历史文化创造,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雅斯贝尔斯与阿伦特:历史记忆和新的开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纳粹时期的历史记忆促使卡尔.雅斯贝尔斯与汉娜.阿伦特一同告别旧欧洲传统,走向世界主义,成为世界公民。鉴于原子弹造成的新的世界现实,雅斯贝尔斯把创建世界哲学视为时代的必然任务,致力于一种以世界秩序和政治自由为目标的世界政治。对极权主义因素和起源的反思,促使阿伦特与旧的欧洲传统及其哲学概念决裂,倡导一种没有传统的概念,即一种没有扶手的思想,致力于基于开放性对话和交往的一种人道的、有人类尊严的新世界。     

论畲族历史记忆的稳定性特征

畲族历史记忆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特征。历史记忆是弱小民族凝聚认同的根本,是华/夷社会结构的反映与历史情境的需要,其传承的神秘性使它不易受外界的影响,从而更有利于保持稳定。畲族历史记忆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不是对历史记忆理论中有关选择性、可变性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有力补充和说明。     

批判与坚守--论民间文化在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中的不同命运

民间文化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在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中有着不同的命运.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存在于民间的"小传统"被抽空,取而代之的是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大传统",出现在小说中的民间是经过主流意识形态教化过的、选择过的,而在新历史小说中则更强调对原生态的民间文化的全面认同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