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主体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产生根源与破解策略

社会治理有助于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成效,但现阶段社会治理呈现出形式主义化、诱发新问题、治理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双重行动逻辑以及逻辑偏差是产生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社会治理本应遵循"中央政府充分赋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的基本逻辑,实际却呈现出"中央政府留权大于赋权—地方政府偏差执行—社会公众无效参与"的逻辑,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困境。为此,中央政府要加大赋权力度,注重赋权与留权间的合理比例;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政策,保障公众参与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公众要正确表达诉求,提升自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要通过三者合力,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以房养老”问题对策研究

本文在以房养老实地走访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以房养老面临着房产长期价值波动风险、房产产权七十年、传统观念和个人寿命风险等问题的影响而阻碍其发展,提出政府提供保险、解决房产产权、加强相关宣传,促进观念转变和利用大数法则分散风险等合理化建议以保障"以房养老"的顺利发展。     

治理的“祛魅”——兼谈后治理时代的理论发展方向

自"治理"一词被引介到中国以来,国内掀起了治理的研究浪潮。消解科层制是目前国内对治理研究热的一个指向。由于集体行动的困境、西方价值观的裹挟以及风险社会的复杂性,治理失灵现象偶有发生,从而凸显了治理本身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某些缺憾。因此,提出"制理"的概念来解决治理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问题。"制理"就是破解治理主体的集体行动困境、避免治理规则被西方价值观裹挟,以规避风险社会为宗旨,从而发挥治理有效性的一种制度性话语体系。     

协同治理:政策冲突治理模式的新探索

协同治理是地方政府突破"公共事务政府管理"局限,走出政策冲突困境的新思路,既是政策冲突治理的新探索,也是"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现实选择和发展方向。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集体决策机制与政策利益协调机制等途径,多元协同治理政策冲突。     

政党治理现代化与执政党软实力的转型与适应

现代化的深度发展对现代政党治理的转型提出新要求,同时也给政党治理带来了困境,即治理对象的大众化风险导致的理念困境、治理主体的参与风险导致的权利困境和治理结构的转型风险促生的合法性困境。中国的政党治理面临内外部的现代性风险与发展困境,政党软实力的转型十分必要,主要需要解决政党身份与党员代表的约束、政党吸纳与成员发展的管理、治理结构与政党定位的调适这三重发展型问题。针对现代性风险与发展型问题,从结构、资源与技术三方面对政党软实力进行结构优化与资源整合,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策略。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困境的伦理审视及其救赎之道

公共危机是制约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均有不利影响。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发展期,风险来源复杂且不易觉察。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方面,也受到利益格局调整、道德失范等因素的影响。从伦理角度分析,地方政府应该强化伦理意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并通过强化伦理建设、健全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等方式,尽快走出公共危机治理困境。     

智慧治理视阈下城市公共安全协同供给研究

由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以及城市组成要素的高频流动,城市公共安全事件呈现出爆发性、衍生性、复杂性、紧迫性等特点,极易对国家、社会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城市安全治理的科学化进程,提高了城市安全治理效率,但对于公共安全事件的不确定性与多变性,我国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仍存在诸多困境。为实现城市公共安全的有效治理,需明确认识目前我国城市安全治理中存在的困境及其产生原因,并提出优化措施,利用社会多元力量,构建高效协同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模式。     

我国政府风险治理对策探究

风险治理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政府风险治理意识有所增强、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地方政府风险治理实践得到推进,但仍然存在政府风险治理效率低、社会力量作用模糊、公众缺乏风险意识等问题。因此,要转变政府职能,提高风险治理效率;加强社会组织引导,丰富政府治理模式;培育公民的风险意识;建立积极的善后责任机制,使风险治理工作有效推进。政府风险治理的关键在于政府内外兼修、防治并举,以为民服务、创设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为目标,加强政府风险治理工作,通过风险治理工作提升政府公信力。     

新视野

正协同治理化解碎片化困境碎片化治理困境,常见于多个彼此平行或没有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之间,它们分块或分工负责密不可分的公共事务时彼此隔离、互相推诿,民间形象地称之为"九龙治水"。解决这一困境,须采用协同治理理念。首先,从技术层面建立起协同治理的网络平台。"九龙治水"的困     

网络社会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路径

<正>当前,网络已经深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我国业已形成一个结构复杂、内容多维、规模宏大的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在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弊病,对传统的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巨大挑战。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可以更好地迎接网络社会的挑战,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一、网络社会政府治理困境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2月27日     

“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困境与合理化治理模式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促成中国人口空间布局的系统变化,"过渡型社区"就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显现。"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复杂情状形成了环环紧扣的三大治理难题:失地农民市民化困境、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困境以及失地农民和流动人口的社区整合困境。基于对居住主体的细致区类,探究有机整合多元主体治理合力,并促成治理行为优化的治理模式。     

负向强激励背景下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行为的逻辑阐释——以H省部分基层政府返乡防疫政策实施为例

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行为的逻辑是制度结构—风险收益—行为策略。在层层分包体系、向上级负责制、属地管理原则、负向强激励等制度结构的现实情境下,基层政府在政治风险和政治收益的博弈互动中会选择最优执行策略。基层政府的"层层加码"行为是在负向强激励强力介入、正向激励介入不明显的情况下出现的,一方面可以有效规避政治责任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基层政府工作压力和强度,是基层政府自利性行为选择。对此,可按照激励—反馈—监督路径健全和完善制度结构,通过正负向激励机制介入的平衡、对自下而上政策受众反馈的重视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与结果监督的并重,有效治理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现象。     

乡村场域中技术赋权的“双刃剑”效应与优化治理

乡村场域内的数字治理正不断发展,技术给乡村居民带来了政治参与权、话语权等,但其影响是正负两方面的。技术赋权打破了地方政府"话语独白"的局面与行政权力专断,促进了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对话,多向信息互动催生了乡村政治多元主体博弈。同时,技术赋权也引发了乡村政治生态风险,比如意识形态无序引发的政治风险、数字鸿沟扩大引发的分化风险、公共话语混乱引发的决策风险、基层政府失信引发的信任风险等。基于此,应从多层面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技术赋权进行完善与治理。在治理理念维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在治理制度维度,要强化制度机制设计,充分保障村民权益;在治理平台维度,要打造便民数字平台,建立良好沟通机制。     

家庭对不确定性的主观预期与家庭资产配置——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Tobit实证分析

基于微观层面研究了家庭主观预期对家庭房产、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机制，并导出三者间的直接联动关系.应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联立Tobit模型估计分析发现，家庭预期利率上升会同时增加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配置，但减少房产配置；预期风险资产收益下降会减少风险资产配置；预期房价上升会增加房产投资但减少风险资产配置.风险偏好型家庭会加大风险资产配置，且减少房产配置；而风险规避型家庭相反.3类资产配置比例之间存在直接的“挤出效应”,且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房产和无风险资产对风险资产的“挤出效应”强于各自反向的“挤出效应”,而无风险资产对房产的“挤出效应”在经济意义上强于反向的“挤出效应”.主观预期与风险偏好变量会通过资产配置间的直接影响渠道进一步影响家庭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家庭追求更安全的无风险资产和更高收益的房产投资，且弱化风险资产配置的普遍投资模式，这对政府预期管理与宏观调控、财富管理多投资渠道推荐和家庭合理主观预期形成等具有实际意义.     

从管理定理看中国当代政府治理

政府管理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和感兴趣的话题,因为政府管理涉及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对社会管理具有先导与示范效应。中国当代政府治理中的种种困难与问题,从管理学角度看,既有一般共性,又有一些特殊原因。如何从管理学的一般法则、定理中借鉴前人管理经验,创新管理体制,规避风险,应对挑战,走出困境,是中国政府治理的现实课题。     

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障碍及其政策性建议

本文首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和公司治理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国有企业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分对治理或管理某一方面偏重的结果.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主要障碍在于对国有企业的存在价值、产权问题、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以及银行的商业化等认识存在问题.最后,本文提出了有关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方向和政策性建议.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困境与发展路径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已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包括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在内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系统,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存在着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困境、政府间协同困境、新媒体的协同功能不强等难题。破解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困境,需要以复杂适应系统为视角,推动政社协同,优化政府间协同路径,充分发挥媒体的媒介协同功能,通过多元主体的非线性互动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系统的优化。     

网络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难点及破困之策

<正>中国政府改革的发展趋势,是从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转变。政府治理是指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与社会各方合理分享公共权力,共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目前,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使政府治理陷入了新的困境。如何破解这些困境,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任务。一、网络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困境网络时代信息的开放程度前所未有,公民意识不断提升,政府面临的社会问题日趋复杂,新技术的使用在为政府治理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地方政府维稳机制变革:一种整体性治理的策略

<正>一、治理失灵:传统地方政府维稳的主要困境我国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维稳机制和运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基层的稳定大局,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改革渐趋深入,中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条块分割、碎片化的维稳机制面对经济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增加等现实问题,日益凸显其自身的不适应性,频现治理失灵,致使一系列维稳异化的问题在基层涌现。如"一票否决"的考核机制,使维稳与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政府在社会深刻变化中遭遇社会治理困境,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具有政府不可比拟的优势:有利于弥补国家政权组织治理资源不足的情况,有利于迅速、灵活回应社会问题,有利于促进社会治理理性化、专业化,有利于促进社会源头治理等。同时社会组织的外生性使其在社会治理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要恰当定位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加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监管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社会治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