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

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侧嘎仙洞发现的鲜卑拓跋部祖庙石室,无疑是我国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一发现,不仅解答了史学上一个千古之谜;也不只是为鲜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遗址,还为研究黑龙江流域历史地理确立了一个关键座标。因此,它受到考古学界与史学界广泛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     

甘南藏族自治州金石碑铭目录提要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省的西南部，总面积4．4万多平方公里。位于地理座标东经101度15分至104度28分，北纬33度6分至36度10分之间。其地东北与青藏高原相接，东南与黄土高原为邻。这里高下起伏，地形复杂，既有覆盖于峡谷沟壑之上的原始森林，也有展布于冰峰雪岭之下的广袤草原。     

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

鲜卑学发展至今,已有进一步引伸和求索之必要。我国古代文献,诸如《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宋书》、《南齐书》、《北齐书》以及《北史》等有关鲜卑史的记载,仍然是我们今天研究鲜卑学的基础。古代史学家在一些关键问题,如鲜卑族称、拓跋名号的考证上,十分精当,至今仍使后学者信服。至于近代鲜卑学的形成与发展,至目     

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

1980年,米文平同志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嘎仙洞,发现了公元443年北魏政权祭祀其拓跋鲜卑远祖宗庙的石刻,在历史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使我联想起古代拓跋鲜卑祖先推寅由此南迁至"方千余里"之大泽,究竟在今何处?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了解拓跋鲜卑史和黑龙江省西部的地貌变化,都有重大意义.可是,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简略,人们对黑龙江省西部自然地理面貌的古今异同不甚了解,历史地理学家们也很少涉足,考古发掘尚欠充分.于是造成这样一个印象:黑龙江省的嫩江流域,至     

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

本文对魏晋的鲜卑政策作了系统阐述,认为册封既是曹魏政权对这些鲜卑政权采取的政策,也是双方建立藩属关系的重要标志;设置机构进行管理是曹魏政权维持和这些鲜卑政权藩属关系的重要保证;保持鲜卑各部的"独立"是曹魏政权为控御鲜卑而采取的重要手段;"通市"是维持双方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政策;征讨是曹魏政权为抑制鲜卑寇扰边疆不得已而采取的政策.以羁縻为特点的政策尽管有助于北疆的安定,但为鲜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外部环境,从而为轲比能吞并步度根集团称霸北疆创造了条件,进而引发了王雄刺杀轲比能事件.刺杀与遏制鲜卑统一的努力只能行一时之效,难以从根本上阻止鲜卑发展和实现北疆统一的步伐.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

南朝史书提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字”时,或称“佛狸”,或称“狸伐”,或称“佛狸伐”,隋代魏澹《魏史》,也说他“字佛釐”。其实这正是拓跋焘的鲜卑本名,这一本名的全称是“佛狸伐”,对应的鲜卑语词应当是bribag,这个结构与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称号传统完全一致。bri是古代北族(既有显然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鲜卑、突厥,也有可能不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乌孙,还有语言属性尚不明朗的匈奴)常用的称号,如乌孙之拊离,突厥之附离,匈奴之符离,鲜卑之附力。在充分华夏化了的拓跋鲜卑的历史记录上,已经找不到其民族起源传说中狼的因素。凭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鲜卑“本名”佛狸伐,我们可以了解,拓跋集团的核心部族也曾经以狼为官号。由此可知,和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一样,狼在拓跋鲜卑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曾经也是相当重要的。     

浅谈拓跋鲜卑南迁之“大泽”

古代拓跋鲜卑祖先推寅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嘎仙洞南迁至"方千余里"的大泽,"大泽"是拓跋鲜卑南迁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本文在先人学者的研究成果上浅谈"大泽"之所在地,同时就拓跋鲜卑在南迁过程中的经济生活,以及拓跋鲜卑南迁到"大泽"对拓跋鲜卑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     

早期东部鲜卑觅踪

一、早期东部鲜卑:“鲜卑”和“屠何” 所谓东部鲜卑,实际是汉魏以后的概念,相对于北出的拓跋鲜卑,确指活动于辽河流域的慕容、段部等鲜卑部族。东部鲜卑与中原社会的频繁接触始于东汉初年。“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建武二十一年,鲜卑与匈奴入辽东。”即是这种接触     

鲜卑折掘氏与党项折氏

鲜卑折掘氏与党项折氏均为我国古代西北部族.唐初,吐蕃势力北上,鲜卑折掘氏部随党项羌北迁至府州等地.鲜卑折掘氏与党项羌经历了长期的民族融合,至唐末五代时期,鲜卑折掘氏逐渐融入党项羌,并开始以党项折氏之名见于史籍.宋代以后,折氏随着与汉族的长期通婚,又逐渐融入汉族之中.     

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

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西晋建立前,慕容鲜卑曾在其首领莫护跋的带领下,帮助司马懿讨伐公孙氏政权,慕容鲜卑自此在辽西建国.此后,从慕容涉归的由服到叛,再到慕容庞的由叛到服,慕容鲜卑对西晋可谓是叛服不常.慕容鲜卑也正是借助西晋之势,在西晋汉士族的帮助下完成了最原始的资本积累,为第一个慕容燕政权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及其分布

在中国中古史上,鲜卑族的迁徒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迁徙的规模之大,路途之遥,影响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种迁徒的主流,是居于今蒙古草原、东北地区的鲜卑一批一批向南、向西南迁入内地;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南到淮河、长江,到处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由于鲜卑族大量的内迁,在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先后在北方建立了代、前燕、西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吐谷     

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考释——兼论唐朝胡人汉化的问题

文章在考释近年出土的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铭文的基础上,分析穆泰本人及其先人籍贯、家居、任职等情况,推测穆泰家族源自鲜卑,系北魏孝文帝改鲜卑(贵族)姓为汉姓辗转而来。文中对穆泰等人所任职务、任职地点等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多有订正和补充,澄清了若干唐史和民族史学界长期存而不明的问题,并以此揭示鲜卑人汉化的具体过程。就穆泰家族而论,因其多在都城西北诸民族势力活动之地,又以武职为显,其家族汉化较之进入内地核心区之鲜卑人汉化之例显有差别,其特征表现在:在融入儒家文化圈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若干因子,在物质层面背后还寄托着本民族的某种精神情怀。     

崔浩之诛与民族矛盾何干

论北魏之民族关系者,几乎无不提及崔浩之诛,认为它是北魏国家中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认为崔浩主张五等封建制、主张分明姓族、一次荐举汉族士人数十、各起家郡守,其目的是为了抬高汉人大族地位、压抑鲜卑贵族,因此引起太武帝拓跋焘和鲜卑贵族的不满,最后以崔浩著史直书犯忌把他杀掉;历来认为,崔浩之诛“可以表现士族与鲜卑贵族的关     

新时代西藏的乡村建设

正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时代,对西藏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时代座标,这一时代座标为西藏发展提供了一个时代背景,也提出了一个时代要求。这个时代背景,就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为西藏地方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发展支撑;这个时代要求,就是西藏地方发展必须跟上时代步伐,进入小康社会。西藏小康社会建设,最难在乡村。西藏乡村发展之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乡差别之难,而是特别之难。国家统计局2016年的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这种特别之难。西藏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44%;据抽样     

鲜卑迁徙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时期,其中鲜卑族迁徙的规模之大,路途之遥,影响之巨,是很引人注目的。鲜卑人居住于蒙古草原东北部,他们一批批地向南、向西南迁到黄河流域上下。在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南到江淮的大片土地上,到处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五胡”之中,鲜卑族是建立政权最多的一个民族。十六国时期,他们先后建立了代、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和吐谷浑八个政权。正是由于鲜卑族大量内迁和建立政权,他们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也就最为迅速和彻底。到隋唐之后,鲜卑族已经基本     

鲜卑名称考

鲜卑族的名称,是鲜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鲜卑的含义虽然在范晔《后汉书》等史籍中,已提出一些看法,后诸多学者又有发挥.但时至今日观点仍不统一.现将我的研究所得公诸于学者专家,以求指教. 鲜卑一词最早见于《楚辞·大招》:"小腰秀头,若鲜卑只."注曰:鲜卑,衮带头也.即是一种带钩的名称.学者对此看法不一,干志耿、孙秀仁、孙进己等认为这仅是带钩之名,是否族称值得商榷;范文澜《中国通史》则谓:"《大招》作者赞美鲜卑妇女,似乎     

"索头"为既辫且髡发式说辨误

“索头”指拓跋鲜卑发式,乃辫发之谓,又被称为“被发左衽”,为蓄留全发之一种,并非既辫且髡,亦非前剃后辫。弥罗即弥药,指党项拓跋,叶尼塞河上游都波三部落之一的弥列哥即其先祖,与拓跋鲜卑实为同源关系,非其后裔。     

东魏北齐统治集团婚姻特征试探——以高齐皇室与怀朔镇勋贵婚媾为中心

东魏北齐统治集团婚姻的本质特征是汉化而非鲜卑化。在东魏北齐统治集团中,高齐皇室婚媾的主要对象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胡汉士族,而非是鲜卑化浓厚的怀朔镇勋贵。怀朔镇勋贵通婚的原则也不是鲜卑化,而是北边六镇时代的出身和现实权势。高齐皇室出于巩固执政地位、皇位传承的政治需要,仍然要与具有军事实权的怀朔镇勋贵联姻,从而在东魏北齐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以高齐皇室为中心,包括了主要怀朔镇勋贵家族在内错综复杂的、庞大的婚姻圈,这使东魏北齐统治集团婚姻的汉化特征被浓厚的鲜卑之风所掩盖。     

赋到沧桑句便工──略谈鲜卑族大诗人元好问的诗歌创作

赋到沧桑句便工──略谈鲜卑族大诗人元好问的诗歌创作杨子才元好问（公元１１９０年－１２５７年），字裕之，号遗山，金代大诗人，属拓拔氏（鲜卑族的一支）。传世的《无遗山诗集》，有诗１３００多首；今人编《全金元词》，收入他的词有１０３首；另有散曲若干首。他以...     

论古代"辽泽"的地理分界线作用

直到清朝末年才逐渐消亡的下辽河平原"辽泽",因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了东北南部的历史进程.从辽泽地区在原始时代是不同新石器文化的地理界限,商周时期是东胡和氵岁貊族群的地理界限,西汉末年以来是乌桓、公孙氏政权、鲜卑、高句丽、渤海以及明朝时的蒙古族等与各中央王朝的地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