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汪国真现象”

早在两年前,就议论过汪国真。那时,他常在《读者文摘》上发表爱情诗。记得一位性格奔放的女孩子曾激烈地说:“这也算好诗?如果呀也许的,也太做作了点,小家子气!”时至今日,汪国真成了“诗坛王子”。据今年5月31日《公共关系导报》载:汪国真诗文系列将在今年突破百万销售大关,而且他本人感觉良好,     

虚拟与写实的存在美——从《霸王别姬》到《梅兰芳》

《霸王别姬》和《梅兰芳》两部影片有着重叠的时代背景,相似的京剧题材、相同的京剧大师、一样的爱恨纠葛情景,而相同的时代,相同的身份,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在叙事表现上,《霸王别姬》是将时代融入人物命运里,《梅兰芳》则是将人物融入时代中;在叙事风格上,《霸王别姬》采用的是虚拟的叙事手法,而《梅兰芳》则采用的是写实风格;在角色设计和人物关系设置上,两部影片都具有一种趋同中变进的特点。同为京剧体裁影片,《梅兰芳》让我们看到了陈凯歌的回归,也让观众重温了国粹的魅力,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陈凯歌的转型。     

“机关算尽”的末世統治者王熙鳳——人物分析之四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这是《红楼梦》第五回十二支曲子中,描写王熙凤的那支曲《聪明累》的头一句话。作者用这支曲,概括了王熙凤的性格和命运;表明荣国府即使有象王熙凤这样“男人万不及一”的管家奶奶,也不能改变那“运数殆     

影片《青蛇》隐喻一解

什么是完全的人性,怎样获得这种人性,是古今中外的学人和艺术家们不倦探索的重要课题.号称“古装片导演天王”的香港影坛怪杰徐克,在最近推出的《青蛇》中,除了给人“热闹”、“好看”,也附加了一份关于人性的“严肃”“思考”影片通过传统题材的重新包装,张曼玉、王祖贤等大腕明星的夸张幽默而戏剧化的“仿生”表演以及高科技特技摄影等三位一体优化组合,演述了一个人们既熟悉又陌生、既光怪陆离又充满人情的民间故事,传达了一种既真切又烦恼的人生体验,特别是青青和法海两位主角的性格和命运,更隐喻着关于人性的常情至理.     

“我感兴趣的是性格”

对特里丰诺夫塑造的那些给人予强烈印象的“卓越的性格”,苏联国内历来评价不一。例如,有人指责作者局限在一个密闭的世界中,没有表现出可以打破某些令人绝望的命运和处境的力量,有人则由衷地称赞他:“莫斯科在您的笔下清晰可见”。从特里丰诺夫在苏联不大受青睐的事实,可认定前一种意见占主导地位。西方评论家们也认为,他的小说是在“描写贫穷、社会不公正和道德腐朽”,甚至是在“鼓吹消极情绪”。本文试图就《交换》、《初步总结》、《滨河街公寓》和《老人》中主要人物性格的描写提一点不同看法。     

矛盾的平儿

一部《红楼梦》写出了四百多个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出身下层、受人奴役的丫环们更是性格迥异、命运多变。其中描写得最出色的,还是那时刻处在矛盾中的平儿。平儿是王熙凤的心腹通房大丫头。性格之“辣”的凤姐与性格之“平”的平儿是怎样相互依存的呢?李纨说凤姐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平儿作为这样一个精明强干的主子的心腹,如果像小红那样聪明外露,她的结局不是被凤姐暗中除掉就是与其结党营私;如果像紫鹃那样纯洁顺从,那么她也就无法存活了。所以,平儿必须效忠于凤姐。平儿是个头脑敏捷的好助理,但她毕竟是个丫环,也能体会到做下人的艰辛,因…     

《奥瑟罗》悲剧性质一说

关于《奥瑟罗》悲剧性质,国内以往意见大都认为是“一出人文主义理想幻灭的悲剧”。其实奥瑟罗性格中的真诚、坦荡等成分,不仅可以是人文主义理想人格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是上古英雄性格,基督教圣徒精神中的规定成分,不可据此轻下定论。人文主义者普遍把“理性”视为人的最高品质;当然也应该是人文主义理想人物的核心精神。莎翁在另一出悲剧《哈姆雷特》中,通过王子之口特意赞美人“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止!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     

女性的心灵桎梏——重读巴金的《憩园》与《寒夜》

巴金先生在四十年代创作了《憩园》与《寒夜》。前者描写了先后居住在“憩园”大公馆的杨、姚两家没落、衰败的过程,揭示了钱财不能“长宜子孙”,人活着应有高尚的理想和信仰的人生真谛;后者写的是四十年代所谓“战时首都”重庆一个贫穷小职员家庭的悲剧,一场由母亲、妻子之间的隔阂和经济的压迫造成的家庭悲剧。在揭露黑暗现实的同时,作者展示了两个灵魂的痛苦挣扎,刻画了万昭华、曾树生这两个女性艺术形象。她们的遭遇不仅使我们看到那一代中国女性争取自由解放的艰苦历程及最终以无奈屈服为终结的命运,还揭示了女性自身的悲剧性格和封建思想意识的顽固性。 万昭华、曾树生虽然性格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争取解放自由的坚决程度也不同,但却都是清醒地追求过自身解放的一代。她们已不再是鲁迅笔下蒙昧中求索的祥林嫂(《祝福》)或泼辣又无知的爱姑(《离婚》),而是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她们都自觉地接受过“五、四”的新思想,有过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万昭华希望当一名护士,“帮助那些不幸的病人,搀这个一把,给那个拿点东西,拿药来减轻第三个人的痛苦,用安慰的话驱散第四个人的寂寞。”曾树生是学教育     

萧涧秋能投身到时代洪流中去吗?

影片《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在小说中,萧涧秋离开芙蓉镇后,是“或南或北,尚未一定”。他说:“我仍是两月前一个故我,孤零地徘徊在人间之中的人。”在电影剧本中,却改为他以后也许终止徘徊。在影片中,他竟然“找到了一条该走的道路”,决心“投身到时代洪流中去”了。对萧涧秋来说,这难道是可能的吗?不,决不可能!这不符合人物思想性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这完全是影片编导者对萧涧秋的美化,是附加的“光明的尾巴。”     

千人一哭万艳同悲─—从《红楼梦》看中国人的悲剧意识

本文作者认为,中国人并非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缺少悲剧意识,只不过是其表现形态有别于西方人而已。本文从分析《红楼梦》人物的性格命运入手,探讨了中国人两种不同形态的悲剧意识。     

为何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只有十一首？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分别对每个人的命运进行了隐晦的暗示,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十二钗的判词并非十二首,而只有十一首。原来,曹雪芹是将林黛玉与薛宝钗两个人放在一首判词中,原诗为:“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诗的第一句和第四句是写宝钗的,而第二句和第三句是写黛玉的。笔者认为:曹雪芹之所以将钗黛二人的判词合为一首,绝非疏忽,而是作者有意为之。其原因可能有三个:⒈钗黛两人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密不可分的,两人共属一个判词,可以增强这种感觉。⒉钗黛两人的性格和命运迥然不同,放在一起可以形…     

挣扎与毁灭--精神阉割的悲剧

《霸王别姬》和《萨拉辛》是两篇极具相似点的作品,但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同志”小说。相同的单亲家庭造就了两位不同的艺术家;相似的同性之爱造成了共同的命运悲剧。他们承受着命运的“阉割”,在传统引导的社会中却从未泯灭独立人格的渴望与艺术生命的坚执追求。罗兰.巴尔特的《S/Z》有助于我们分析萨拉辛的性格及命运,更促使我们在纵深的传统文化层面探索萨拉辛与程蝶衣的命运悲剧。     

浅议环境对性格的改变

一直以来,人们都相信性格决定命运这一说法,认为性格是天生的,一成不变的,却没有意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是可以被环境所改变的。本文主要通过比较斯佳丽和艾米丽的不同命运来探讨人的命运是可以通过适应环境来改变的。     

被曲解了的氏族英雄的品质——阿喀琉斯性格辩异

李忠星同志在《〈伊里亚特〉浅谈》(以下简称《浅谈》)一文中,对希腊盟军首脑之一的阿喀琉斯和特洛亚城王子赫克托耳的思想性格进行了对比分析。关于阿喀琉斯的性格,作者是这样概括的:“强悍任性,英雄善战,不怕牺牲而又自私残忍是他的性格特征”(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对于荣誉、财产的私有观念,这是他性格特征的另一重要方面”,“阿喀琉斯是自私的”。     

横看成岭侧成峰——新历史主义视野下《骆驼祥子》和《米》的比较研究

“殊途同归”似乎是一个能概括《骆驼祥子》和《米》中两位主人公个人命运历程的绝好的词语。尽管二人当初都来自农村,最后也都在城市的挤压下不得善终。但其间两人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甚至大有背道而驰之势。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抉择出于作者在写作立场上不同的创作隐衷。历史视角的不同是二者差别的深层原因。坚守民间立场的老舍,目光总是向外观望,呈现出一种外向的历史视野。而苏童的目光则向内投射,呈现出一种内向的历史视野。     

“五四”运动应否包括新文化运动

<正> 李泽厚同志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说:“‘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就这个说法,他加了一段注释:“关于‘五四’运动应否包括新文化运动,历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赞扬学生爱国运动而反对新文化运动(如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有人则反之,认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来说,实在是一个挫折’(胡适,见周扬山     

谈《红楼梦》中的音乐和声响描写

<正> 诗歌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诗歌以描绘艺术境界为主,小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曹雪芹以非凡的艺术才能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化在人物刻划和场面描写之中,使艺术境界和艺术形象完美融合,浑化无迹。这正是《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之一,也是曹雪芹对传统写法的突破和发展。 《红楼梦》中的音乐和声响描写在造成流动活脱的画面,深化作品的诗情画意上,汲取了前代描写音乐文字的技巧和优点,而又始终和人物的感情、心理相联系,同人物的性格、命运相融合,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声响和行动结合,增加场面描写的生动性 第九回中的茗烟闹书房就是一段行声并重,热闹非凡的妙文。作者描写众顽童在书房里“开战”,用了“抓”     

哈姆莱特的性格和行动

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深刻而多方面地描绘了丹麦王子的性格和行动,揭示了人道主义理想和不人道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时代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这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读者心中,激发起不同的感受和反响,有人慷慨悲歌,有人唏嘘叹息;对王子哈姆莱特的形象有人从某一个角度作出解释,有人又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评论。言人人殊,聚讼纷纭。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评述的基础上,对哈姆莱特的性格和行动的分析作一点批注式的补充。     

从《生存》到《鬼子来了》的影像建构

［摘要］影片《鬼子来了》是根据龙凤伟的小说《生存》改编拍摄的。小说《生存》主要探究的是人在战争下的个体命运,而姜文在原著关注个体命运的基础上,运用其独特的电影叙事手法进行大力改编,形成浓郁的“姜文风格”电影,成为抗战革命题材电影的另类电影,为中华民族百年抗战史增添了一笔以全新角度再现历史真实的文献资料。论文从解读小说开始,过渡到对影片的探究,着重探究姜文《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的改编策略,进而去研究影片的叙事特征。     

从《嘉丽妹妹》和《珍妮姑娘》看德莱塞的道德哲学

在《嘉丽妹妹》和《珍妮姑娘》这两部作品中,德莱塞刻画出了两个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嘉丽和珍妮这两个女性的描写,作家旨在反映他独树一帜的自然主义道德观:人的行为是内在的本能和外在的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只是被动的实施者,因此他的行为没有对错之分;传统的道德已失去它的现实意义。正是通过这些思想,德莱塞确立了自己美国自然主义思潮创始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