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衡 幸福至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要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人的行为和经验为基础,归属于实践哲学。这一学说认为,建立城邦(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生活幸福,追求至善;真正的幸福以德性为基础,德性是灵魂的善、内在的善,德性是现实活动,是思想(思辨)与行为(实践)的统一。城邦政体就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归属,各类政体应以正义和平等为建政原则,未能兑现这一原则是政体发生变革的一般原因,而政治力量的均衡或不均衡是城邦政体发生变革的关键。最好的城邦政体应是中间阶层执政,它合乎中道和适度原则,即合乎德性生活原则;议事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审判机构是政体的三大要素,各有不同的职能;中等阶层执政和政体三要素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以中道为准则的权力制衡论。     

古希腊城邦经济研究

古希腊城邦经济产生于公元前8－4世纪，城邦间的政体独立，经济贸易的自由发展，使希腊境内的各城邦相继产生采掘业、农牧业、地产业、造船业和手工业等等，随着海上商路的四通八达，也出现了银钱交5换业。独特的人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构架，使各城邦的奴隶、平民、工商奴隶主共同创造了古希腊奴隶制经济的繁荣。     

论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

"最佳政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终极任务,但是亚里士多德并非在一个单一的意义上研究这个问题,而是将其区分为某个政体前提之下的最佳状态,适合某个人群的最佳政体,适合大多数城邦的最佳政体,不管外在条件限制的"依靠祈祷"的最佳政体,以及依赖超凡德性的最佳政体。本文试图从这五个角度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学说,最终论证他在哲学家应该为王的意义上与柏拉图的亲缘性。     

人的非自足性与城邦、圣王之治的必要性——亚里士多德与荀子政治哲学比较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非自足而又追求自足是城邦存在的基础与发展动力,与此类似,荀子认为,人的非自足性是需要圣王之治的一个原因。亚里士多德的自足城邦需要以节制为前提,较易走向封闭,存在被其他城邦消灭的风险,具有宗教色彩。荀子主张的天下政体几乎没有宗教色彩,相对而言,不易走向封闭且被消灭的风险较小,其虽不追求自足,但更有可能实现经济上的自足。但亚里士多德可能会认为,此天下政体不但是不可行的,而且是不高贵的,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足政体。     

国家之网的编织：柏拉图《政治家篇》中的政治设计

《政治家》是柏拉图后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探讨政治家的技艺问题。文中指出政治家拥有知识和权力,所以他统治下的城邦不需要法律,理想的城邦政体是政治家统治的君主政体。而由于现实中的政治家只是对真正的政治家的模仿,所以现实城邦的治理也就自然地需要法律的配合。政治家行使其技艺的最终目的是要寻求公民的最大幸福和社会的和谐状态。     

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及中产阶级稳定性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比较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政体,并指出他所认为的最佳政体。经过对现实政治状况的理性分析,以及对中产阶级中庸特性的认可,亚里士多德将实现最佳政体的理想寄于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制。然而,对于中产阶级的强大,亚里士多德并非盲目的乐观。一方面他清楚地认识到共和政体很难通过改良方式实现。贵族和平民两派都不会轻易放弃私利。因此,亚里士多德希望统治者能更多地顾及城邦的公共利益,妥协让步。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教育是培育良好公民,以实现城邦至善公义的根本途径。     

政体理论重述

与古代城邦社会相比,现代国家的结构已经空前复杂化,但是,现代人却用更加简化的政体二分法来认识现代国家。政体理论不但包括谁统治,还有包括代议制、三权分立、总统制—议会制、单一制—联邦制等如何统治问题上的“政权的安排”;在方法论上,古典政体理论将不同的政体视为一个连续性的光谱,彼此很容易发生转换。但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基于事实的客观的多元论政体理论逐渐最终经历了两次蜕变而面目全非：基于事实的多元政体分类演变为基于观念之争的二元对立政体理论;以政体中的一个面向即以选举制为基础的民主面向代替长期积累起来的棱镜式混合制,理论上的误区最终导致很多转型国家的政治建设困境。政体理论需要正本清源,不但应该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还应该沿着政治与市场关系、新型国家-社会关系两个方向拓展,因为它们都构成了事实上的“政权的安排”。     

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至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目的应该是至善,至善即最高的善,所指的是幸福。为了达到至善这个伦理目标,亚里士多德对作为他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的公民和城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公民应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过着有德性的生活;城邦要建立公正的秩序,按照中道原则选择实施法治和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他看来,公民和城邦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政治学的最高目的才能实现。     

论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

公民作为政治概念,涉及的是人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论述其公民思想,涉及公民的定义、公民的资格和公民的特质等问题。亚氏所定义的公民是与政体和城邦密切相关的,公民是城邦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公民的资格是指公民必须享有治权,参与城邦的治理,参与到城邦的共同关系中,居住地、参与司法活动和血统等都不是成为一个全称公民的充分条件;公民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公民登籍的财产资格应当订定适当数额。公民的特质包括既能统治也能服从统治、拥有闲暇以及具有激情与理智等自然品质。即使公民概念已经随着历史发展而发生巨大变化,亚氏的公民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公民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发展变迁的脉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西周政体

西周政体是近年来史学界颇为注重研究的问题，虽说多有宏论，但至今仍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对此问题，笔者亦曾参与研究，但仍有言犹未尽之感，故拟就此再作探讨。（－）综观近年来有关西周政体问题的讨论，可谓高论纷法。择其大端而言，所论西周政体之说，至少合六，即城巾国家联盟说、君主专制政体说、贵族专制政体说、贵族民主政体说、部族国家形态说和分封制度政体说等。应当说，这些论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西周政体某些方面的内涵，这对弄清西周政体问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应当承认，各家之说，分歧也是相当大的。…     

规范逻辑的产生和演进

规范逻辑的产生和演进陶景侃人类有许多行为规范，在其中，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构成了体系。研究行为规范体系的逻辑工具，就是规范逻辑。一、规范逻辑的产生规范逻辑产生于十四世纪的欧洲。法律规范在西亚两河流域早就形成为体系，如公元前二十世纪的《苏美尔法典》，公...     

西方权力制衡理论的历史溯源

西方权力制衡理论萌芽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亚里士多德在继承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阶级通过参与城邦政治,并在不同政治机构中参与管理的混合政体思想。后古罗马的波里比阿提出了君主、寡头和民主三位一体的混合政体思想。此后,中世纪以王权和教权为主的二元权力化体系更是界定了政教各自独立、互相平衡、相互制约的控制领域。上述思想观点和实践为近代分权与制衡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抽签民主制

抽签民主制是古希腊平民政体的重要特征,是雅典历次改革的重点,抽签民主制对雅典平民力量的壮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后世政治安排中几乎完全排斥了古希腊这一极其重要的制度。本研究溯源城邦政制,从抽签制度中窥探真正的民主内涵。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亚里士多德的善政之道

善政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重要范畴,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其经济社会前提是私有公用的财产制度与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结构,其制度安排是法治之上的混合政体,其人文基础是城邦主导的德性教育。亚里士多德的善政理论,为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启示。     

论社会转型期人的德性价值观的嬗变

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德性,这意味着德性构成古典政治哲学所蕴合政治的道德基础。德性概念不仅规范着古希腊城邦的政体,也同时规范着古希腊城邦的道德旨趣。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社会大的转型期中马基雅维里以前人未有的胆识,发起一场”古今之争”。他使得政治哲学从古代转向了现代,德性内涵发生了变化,道德基础发生了位移,因此,对于德性概念内涵演变的探析,为把握西方政治哲学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亚里士多德的善政之道

善政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重要范畴,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其经济社会前提是私有公用的财产制度与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结构,其制度安排是法治之上的混合政体,其人文基础是城邦主导的德性教育.亚里士多德的善政理论,为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启示.     

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中的古希腊文学要素

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发表于英国共和革命时期,在后世影响巨大,尤其在19世纪的欧洲革命中备受关注。小册子的写作刻意披上古希腊文学的外衣——标题化用伊索克拉底的《城邦议事会辞》,题词引用古希腊肃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乞援人》,弥尔顿把自己塑造为一位古典演说家,试图以置身教派之外的立场来论述一个和宗教、政治密不可分的问题。通过对小册子与两部古希腊作品隐含关联的梳理,本文发现弥尔顿在言论自由和言论限制这一矛盾中,将出版自由这一公民权问题推向对政体问题的探讨,即民主雅典是英国在内战胶着状态下,面对政体选择时应该效仿的对象。     

城邦服从的行政文化分析

古代城邦本质上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城邦的社会结构、社会等级和社会管理中都渗透了一个核心要素:服从城邦.同时,制度化的血缘关系、家庭宗教和精神伦理建筑了城邦人的服从心态和服从观念.这些社会和家庭中的核心观念和文化是城邦行政文化形成的摹本、基础和核心.服从型的行政文化解决了城邦成立之初的一个关键问题:城邦居民服从城邦的问题.     

“神庙经济”论与早期两河流域研究

在早期两河流域研究中，特别是涉及有关早期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讨论，“神庙经济”、“神庙国家”或“神庙城邦”论依然有着意味深长的生命力。其核心看法认为，在最早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社会政治制度乃是以神庙为中心的神权政治，神庙占有全部土地，控制全部经济，这种典型的神权政治及其变形对后来两河流域政治经济传统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因其表达足够简单直接，“神庙经济”论成为把握早期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方便标签。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和对有关证据的重新审视，有理由认为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传统“神庙经济”论已经基本寿终正寝。另一方面，对两河流域早期神庙及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讨论仍然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涉及早期两河流域神庙的新近研究表明，虽然还没有成型的迹象，同样以神庙为关键的新理论可能正在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对当代中国经济腾飞的理论阐释有可能对构建一种早期两河流域研究新的“神庙经济”论提供启发。     

浅谈古希腊文化繁荣的原因

古希腊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特别是对西方文艺复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它的文化成就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及哲学思想等领域达到了古代社会的最高峰,有人要问:在距今两千多年的古代,他们何以能创造这样先进的文化?原因何在?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一、奴隶制度是古希腊文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古代希腊,从总的地理范围来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以及爱奥尼亚群岛.在这一地方,早在爱琴文明时代,也就是公元前二十到十二世纪,就已出现早期的奴隶制城邦,比较典型的就是克里特和麦锡尼,虽然在荷马时代(公元前十一到前九世纪)由于多利安人的南下,原来的奴隶制城邦曾一度衰落,但多利安人的征服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后果——希腊各部落原始公社制的进一步解体,奴隶制城邦的普遍形成.这时产生了众多的奴隶制城邦,共有二百多个,其中重要的有底比斯、达尔斐、米利都、爱尔非斯、雅典、斯巴达、科林斯、麦加拉等.这些城邦再加上后来的殖民城邦共同构成了古希腊的政治版图.古希腊先进的文化也正是由这些奴隶制城邦共同创造的,其中尤以雅典的贡献最大.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奴隶主阶级掌握着国家机器,他们不仅完全占有生产资料,而且还占有直接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