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北朝时期相人术对知识阶层的深刻影响

南北朝时期的相人术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其对知识阶层的影响——首先是史家对相人术的重视明显提升;其次是相人术文献更为普遍;第三是官员与皇帝中的看相者大大增加。究其原因,相人术自身的空前发展是这些影响的原动力;而社会动荡、当时注重相貌的风尚、玄学余波的影响、相人术自身的生命力等,则是相人术发展的深层原因。     

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

汉代相人术对先秦既有继承,又育发展,其中两项最重要的发展则是相面术中流年部位与带普遍性的相手纹方法的出现。汉以前尚无相工。汉代相人者上至皇帝、下至囚徒,遍布各阶层,而被相者多为位尊者,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汉代相人术比较流行,对汉代社会发生了种种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也产生了比一般民俗更为深远的影响。     

相人信仰与汉代历史散文

相人信仰在两汉时期风靡于朝野,并对本时期历史散文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相人信仰的流行造成了汉代历史散文的一种特殊的写人方式,即通过相术判语间接描写人物的外貌;又使其中一般的人物形貌描写体现出或隐或显的相术寓意,也就是说,汉代历史散文往往借助对人物外貌的祥正、凶邪或奇异之处的刻画来暗示人物的品性或命运。     

魏晋贵族体制的形成与乡论

六朝是门阀贵族占据政治和社会主要地位的时期。但是,贵族形成的根基究竟是依靠皇权还是得到皇权以外的乡里社会舆论亦即乡论支持的呢?这是中古贵族研究的焦点问题。分析盛行于西晋元康时期的放达之风,有助于辨析魏晋时期乡论的内涵和意义。放达风气产生于东汉末,到魏晋则日趋猛烈。其中代表人物,前有竹林名士,后有元康名士。历来的研究倾向于将两者作对比,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上是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竹林和元康实质上都是汉末以来放达风潮的延续。但是,元康时期的放达与曹魏以及竹林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阶层和群体,上升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中原因,就在于社会舆论亦即乡论对放达行为予以了支持和赞扬。对于国家权力或皇权并不赞同的放达行为,地方乡里社会的舆论却是肯定和赞誉,许多放达人物也正是由此进入了官僚世界,其中如东晋南朝时期的代表性贵族陈郡谢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开始其家族的崛起。上述事实说明,在探讨魏晋贵族的形成及其性质时,来自地方社会乡论的支持和作用不容忽视。     

魏晋士风与庄子

庄子与庄子思想对魏晋士风的产生及其各方面均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庄子思想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其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从魏晋玄学看魏晋书学思想中的自然观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矛盾激烈,并受佛道思想的冲击,儒家思想产生了危机,士人们逐渐加深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把魏晋思想引向了玄学。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主张个性张扬,追求"简约自然"的审美风尚。这种审美思潮充分反映在当时的书法理论与创作之中。魏晋书学思想中对书法创作主体虚静之心的重视、书法形态、书法品评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自然观念等对后世书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社会的意识形态

魏晋时期,由于中央政权和封建传统相对削弱,孔教以外的思想被源源引入,形成了儒、玄、佛、道并立的文化格局.玄学的出现修补了前人理论上的漏洞,建立了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同时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由于哲学的介入,一时清谈成风,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名士们避世态度的出现.避世、善清谈便是名士"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     

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

<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它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一、"人的自觉"体现的人文精神从汉末到魏晋,频繁的政权更替和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使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魏晋时期儒学开     

魏晋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

魏晋时期是中国社会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大比拼,儒家思想统治的坍塌,以及各种时髦的、落伍的、离奇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流行,使魏晋社会出现了政治上的篡乱不断,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文化上的主从难辨.这一时期,文学由附庸而独立,并开始走向全面自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了时代的原因而最具代表性.解剖和梳理魏晋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表现形态、形成原因,揭示其发生、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探讨二者的强弱趋势及相互影响,对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找准文学在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位置,都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九品相通：再论魏晋时期的户调

从汉代的人头税到魏晋以后的户调制 ,是中国古代赋税征收体制上的重大变化。以往的研究多从制度史的角度或从战争频仍等一时的历史事件来解释户调制的产生 ,但更深层的原因还不止于此。本文以汉魏时期由古代社会往中世纪社会嬗变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为背景 ,从“乡村共同体”原理出发 ,认为按“九品相通”原则征收的户调正是魏晋以后中国社会出现封建化倾向和“地方的时代”特征的体现。“九品相通”原则及户调制与中国中世纪的发展、变化历程一致。     

略论命相论与西汉政治

西汉王朝需要确立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与等级秩序。司马迁生当武帝尊崇今文经及纬书谶语符命盛行时期 ,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 ,不得不用纬书作者的手法 ,把西汉王朝的缔造者刘邦圣化为“庶圣” ,神化为“赤帝子” ;班固则将元后王政君圣化为“圣女” ,神化为“太阴之精”。纬书作者们则将孔丘神圣化为“黑帝子”、“玄圣”、“素王”与刘汉王朝的“制法主”。王充提出察表知命说、禀气说 ,详细论证了西汉大一统封建等级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与神圣性。     

明清小说中的宝失家败母题及渊源

宝贝兵器失则主人败亡,是明清通俗小说常见情节,体现了宝物与人物主体的双向互动关系。首先,宝物失则人亡国失,产生在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汉末魏晋。其次,宝失人亡,往往连带着拥有者家道败落。其三,某一异物的出现与消失,也与物因宝失家贫。而掘墓宝毁运败,则体现了母题与丧悼文化的结合。其还与古代的人体崇拜结合,衍生出人身体异征失则人亡的信奉。还由人体上的某种器官,延展到人某些近身的佩饰之物上。可以说,既是构成明清小说中的那些神秘的宝贝兵器描写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深层观念成因,又时时催奋和印证着宝贝兵器文学描写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浅析班固赋学观的矛盾

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伴随和背负上了重重矛盾和尴尬,赋家本身更是充满了矛盾和煎熬。斑回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其围绕赋表现出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原因．他的赋学观鲜明而独特。他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矛盾赋学观、自相矛盾的赋体艺术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班固的矛盾主要缘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     

从"处士"到"议士":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路径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汉代辟谣与舆论危机应对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西汉出宫人制度考实

西汉帝室放嫁宫掖女性，汉初至武帝为制度创立和完善阶段，昭、宣、元三朝为变质的奉陵制阶段，成帝以后为复活阶段。文帝将皇后以外的嫔妃全部改嫁，具有影响后世的经典意义，所出夫人是最高一级嫔妃。此制出现于西汉，其历史脉络是承继了春秋战国以来否定妻妾殉葬制的时代潮流，其社会基础则是西汉流行的妇女改嫁风俗。     

赦令与汉代政治的良性运行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陆世仪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陆世仪在诗学观念上主要继承的是儒家的诗教说,同时面对易代的社会环境,他又提倡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强调借诗歌以“论人论世”,即注重诗歌抒发个人性情之真与记载社会时事的功能。这一诗歌阅读理论影响到陆世仪的诗歌创作,其诗前期主要表现了作为理学家的性情与学问,从而呈现出清新恬淡的诗歌风貌;晚年生活困顿,情感激烈,其诗歌则紧紧围绕自我人生之遭际与下层人民生活之痛苦而展开,呈现出沉痛隐微的风貌。易代之际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谐世与济世相交织的人生态度,也是形成其诗歌复杂面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