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意关系与儒释之辨

儒释之辨是宋明理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王阳明通过揭示心之内涵及心意关系对儒释之辨做了深刻说明。基于良知应感起意而又不执著于意的特征,王阳明认为儒释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没有不同,都是虚灵的心之本体,儒释的差别在于佛教一念执著障碍了心之本体的感应之功,从而堕入虚寂,不能如儒家一样肯定世间价值。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站在儒家立场上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     

严儒释之辨,破图貌之误——论戴震的佛学观

戴震是清代卓然的考据学大师和独具个性的儒者.拙文在简要回顾清朝前期佛教现状基础上,就戴震对于佛学的基本观点进行探讨.戴震既主张“老释同质论”,又反对儒释调和论,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佛学观;戴震不加区别地将老释并作批判鹄的,且严厉指责儒释融合,既有缺乏严谨之处,又有不够宽容之嫌.尽管如此,戴震为了“求观圣人之道”而不惧权威、大胆质疑的儒者情怀和批判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多元通和:《白黑论》儒释关系思想新论

《白黑论》是探讨南北朝时期儒释关系的重要著作,它假设了代表儒家的"白学先生"与代表佛教的"黑学道人"。慧琳对白、黑二人的往复论辩各有肯定,并借由其相互辩驳分疏儒释二教义理,进而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的调和观点融通二教,体现出其儒释关系思想的多样性与通和性。慧琳的儒释关系思想具有儒释互鉴的理论内涵与儒释共生的思想旨归,不是以儒为宗的"毁佛叛教",而是既提倡以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义务论指引尘世道德修养,又主张以佛教形而上的空观构筑人的宗教信仰。由此,《白黑论》的儒释关系思想既弥补了当时儒家教化中形上世界观认识的不足,又为佛法信仰补充了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体现了儒释二教关系由分歧对立趋向融通调和的"多元通和"的思想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论衡

在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构成似乎只是儒、释、道三大学说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以主张暴政的法家学说因其暴虐而臭名昭著从此销声匿迹,不再复出.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儒、释、道(主要是儒学)虽然总是以官方的哲学表现在政治舞台上,但这仅仅是思想文化形态层面的一种表象,而在封建统治集团潜在的心灵深处,法家学说才是他们对付被统治者的政治底牌与精神武器."内法外儒"或"内法外佛"、"内法外道"政治无疑是中国封建统治思想最本质的东西.     

蔡济恭汉诗意象与中国文化之关联——以儒、释、道思想为主

朝鲜朝后期宰相文人蔡济恭的汉诗作品“意象”纳用具有儒、释、道思想融合的意象,构成了作品的“意境”美.从“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方面来详细解读蔡济恭作品,体味其“意象”的情感表达以及其汉诗创作所独有的“雄伟杰出,大家手笔”之魅力,可以有效表现其汉诗作品思想内容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天地之中”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论设立“天地之中”儒、释、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可能性、可行性与必要性

"天地之中"登封是中国早期王朝建都之地和文化荟萃的中心,各种文化均热衷于在此建立基地。在统治者的推崇下,儒、释、道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逐渐衍生出民众生活化的儒、释、道文化表达,绵延至今,不少成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考察,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形成一种互补共生、相互支撑的关系。设立"天地之中"儒、释、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对于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守住我们民族的文化根脉,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徽商的儒贾观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基本特征,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在儒与贾的关系上,徽商更看重儒,业儒入仕是他们的终极关怀,因为儒可以光宗耀祖,贾则不能;但服贾可以给业儒提供经济基础。     

从儒释互动视角看契嵩禅师对文中子的评价

宋代佛门大德自主推进的儒释互动,有两个基本支撑点:一是认为佛教主要用于治心,坚持佛教之道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心性论具有优越性;二是认为佛教与儒家的伦理纲常不冲突,承认儒家具有安定社会和维持秩序的功能。文中子王通是隋朝大儒,对中晚唐尤其是宋代的儒家有着深远影响,契嵩禅师称赞文中子为"孔子之亚"和"孔子之嗣"可以从儒释互动视角中得到理解。契嵩禅师高度评价王通,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文中子只是认为佛教不适合中国,但不反对佛教,而且承认佛的圣人地位;二是文中子有着强烈的淑世情怀和救世之策。     

宋代儒释互动的一个案例——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

韩愈因为提倡古文、高唱儒道、排辟佛老而见重于世,其地位甚至一度有超越孟子之势。北宋中前期,僧人契嵩以非韩为策略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他指责韩愈急于求仕,批评韩愈的儒道阐释和性三品说,认为韩愈是"文词人"而并未知道。契嵩非韩,促使士人对韩愈的评价由高转低,而此后士人对韩愈的批评,也大抵不出契嵩非韩的范围,韩愈的形象最终被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新儒学的成形,是在儒释互动中逐渐完成的,而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正是宋代儒释互动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儒的源起与真意——“小人儒”如何跃升为“君子儒”

":儒"在孔子之前原是亡国的遗民,柔弱的文士,虽为寄食者,却又有倨傲的个性和遗风,是为人相礼和丧葬的"小人儒",其经济地位虽卑微,但特殊的职业却又令其自感神圣和崇高。由"小人儒"到"君子儒"的跃升,不仅归功于孔子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儒行",更在于其遵循"天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迹和高山仰止的人格操守。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标志和重大转向。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心性修养学说及其传统渊源于孔子对"君子儒"的型塑。     

论汉初的纵横之儒——兼论周秦西汉前期儒士社会角色历史演变的三个阶段

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秦代以及西汉前期,儒士的社会角色依次经历了教化之儒、纵横之儒和贤良之儒这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教化之儒产生于西周,主要负责贵族子弟的教化工作。春秋末期出现的纵横之儒则是生存于乱世的儒士群体参与贵族政治的产物。西汉初期,纵横之儒极其活跃,可分为四种类型,即制礼作乐的实践派,发挥荀学的理论派,依隐玩世的滑稽派,奔走诸侯的游士派。汉初的纵横之儒不仅对汉初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汉初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也极大。汉武帝即位后独尊儒术并施行"推恩令",于是汉初活跃一时的纵横之儒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贤良之儒则继之而起,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主体,并始终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士人之殇——清代甘宁青士人弃儒现象研究

科举时代的士人弃儒现象并不鲜见,他们或弃儒而耕、而医、而戎,甚至而商,其人弃儒原因也各不相同.清代甘宁青士人之弃儒原因,除了科举竞争激烈、家庭贫困、身体疾患、亲老等因素外,清代陕甘合闱的科考制度、地处西北边陲的地理环境及频繁的社会动荡都是加剧士人弃儒的重要因素.     

宋代居士的“三教融合”思想及其影响

宋时,出于自身发展的要求,儒、释、道三家之间的斗争开始缓和,相互的融合逐步加深。但是,儒家的入世与佛教的出世之间的矛盾,成为宋代众多排佛的士大夫抨击佛教的理由。以苏轼、张商英、黄庭坚、王安石、李纲、王日休等为代表的居士们纷纷提出"儒释无二、三教融合"论,对儒家和佛教之间矛盾进行调和,促进了儒释道三教的进一步融合,对后世的"三教融合"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宣颖解《庄》方法研究——以《南华经解》为中心

宣颖的《南华经解》是“清人解《庄》中不可多得者”。在解《庄》时,宣颖主要运用了两大方法：一是以文解《庄》,强调“由文理而及义理”的注解方法,力图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庄子》的基本宗旨;另一种方法是强调以儒为宗,通过融会儒、释、道,揭示《庄子》的思想内涵。     

论宋初儒释混融现象——以李觏与契嵩为例

宋学受佛教之影响不言而喻,而关于儒释两教之影响却是双向进行的,一方面儒家自大其教恢复自家门庭,积极吸纳佛家之义理重建儒家之形而上学以与佛家抗衡;而另一方面面对儒学复兴运动中声势浩大的排佛运动,佛门僧人也积极援引儒学经典来附会佛典以对抗挑战,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终极关怀:宗教对话的一种有效方式——从儒、释、道治世、治心、治身谈起

终极关怀关涉着终极神圣、终极诉求、企及路径等多个方面,它是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自觉追问.以儒、释、道的“治世”、“治心”、“治身”为考察对象,可以发现,它们在终极神圣上是趋同的,在终极诉求方面是多元的,在终极关怀的路径选择上是多途的.终极关怀,这种契入到信仰层面的对话方式,是宗教对话的有效方式,它将架起各种宗教间对话的有利平台.     

柳宗元诗文佛学渗透探析

柳宗元自幼就受到崇佛的家庭影响 ,谪居永州后始精研佛法。当初是为了从佛学中寻找精神上的抚慰和解脱 ,后来主要是为了“统合儒释” ,用以佐世。因此 ,他受贬后撰写的大量传世诗文都渗透着佛学思想 ,并侧重反映在“贬官禅悦”方面。     

杜甫与儒、道、释

出自“奉儒守官”之家的杜甫，读书、为官、治国、平天下，是其一生的襟怀和追求；访道求仙，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企图为自己寻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出入佛门，一为口腹之需，二为抑郁情结的驱遣。与释、道二门的交往，不仅与其儒学追求不相抵触，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印证了杜甫儒学追求和邦国之思的执着。     

徐复观论儒、道艺术精神之会通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突出贡献即在于它所阐发的儒道美学思想的会通.徐氏以"心的文化"为前提、背景和哲学基础,对儒、道艺术精神展开诠释.分析、提炼徐氏关于儒、道艺术精神之会通的观点,有利于总结儒、道两家在人格修养、工夫、境界、为人生而艺术四个方面的相通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