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原则:民主治理

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不断产生冲突与融合的全球化过程中 ,我们面临着许多前所未见的全球治理挑战。为有效地协调国际行为者之间的利益和行动 ,以应对全球性危机 ,我们有必要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确立以民主为基础的普遍性原则。本文将通过对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机构的建立 ;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遇到的问题 ;全球民主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论述 ,以阐明民主治理的重要性     

国际政府组织与全球治理

冷战结束以后 ,随着全球化的兴起 ,环境、人口、恐怖主义、毒品交易、疾病传播等原本属于“低级政治”领域的内容 ,日渐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治理在这些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借助国际政府组织等在全球范围进行超越国界的全球治理就成为必然。但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国际组织在克服民主赤字 ,加强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 ,同时 ,还要谨防一些大国借助全球治理理论 ,侵犯别国主权 ,干涉别国内政     

全球治理的文化维度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全球治理成为应对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全球治理是建立在共同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其兴起与发展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其局限主要在于文化差异和冲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突破其局限的根本途径在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形成有利于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文化价值观念。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根本途径在于从文化方面影响世界。     

地方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各级公共权力机关及其领导人发起实施的大量政府创新实践,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地方地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权力结构中,官僚制受双重制约,在横向与纵向的结构关系方面体现出控制、封闭与依附等特征。三者构成分析地方治理行为的一种分析框架。地方政府行为受到具备上述特征的制度激励,而在创新过程中有短期效益,但长远效益堪忧。     

联合国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评析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重要行为体,联合国在实践中遵循了基于人权、发展和安全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通过构建自身人权议程框架中的卫生话语和议题,联合国基于人权的公共卫生治理理念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价值引领;通过在全球发展战略或倡议中设定健康改进目标,联合国明确了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理念;通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危机中采用安全话语或安全考量,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安全理念提升了公共卫生问题在全球政治议程中的能见度。毋庸置疑,联合国上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新冠疫情防控,但同时也暴露出其存在的原则制定不明晰、卫生问题"政治化"等诸多问题,对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成效和公平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全球治理与中国战略的路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推动,全球治理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解决全球问题已经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战略选择.21世纪的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及其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的战略设计需要在平衡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采取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多重战略,同时积极寻求策略,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     

中东地区与全球治理：“地区化”全球治理

从20世纪30年代被迫加入殖民全球化之后,中东地区的地区政治、安全关系被深刻卷入了国际体系,并深刻受到跨国因素,尤其是全球因素的影响。二战结束至今,中东地区因为频繁的地区冲突、贫困问题、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成为全球治理中的薄弱环节,也落后于东亚等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地区治理。当前中东地区的主要治理网络既包括全球层面的联合国系统、美国试图领导的美国“帝权”下的治理,也包括欧盟在中东的合作伙伴计划和海合会的治理实践,但这些治理模式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要更好地实现对中东地区的治理,需要根据全球治理的合作实质,以及依靠合作网络来进行管理,把全球治理中的中东难题“地区化”。     

日本的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经历全面恢复、确立与完善开放体制、结构调整的战略转型及转变战略倚重等四个重要阶段,日本逐步崛起为世界级经济大国,并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之一。但鉴于日本与国际经济体系联姻的特殊性,以及严重的对美依赖性、利益驱动性以及地区导向性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日本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一直都没有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进入新世纪,迫于自身经济发展的亟需,日本将建构经济合作治理机制的重心落在了亚洲地区,并觊觎依赖"先地区、后全球"的战略路径,拓展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中美两国地方治理权力比较

美国地方治理权力具有分权化理念、边界自然性模糊、优先划分给下级、层级扁平式、运行方向双向化、中心多元化等特征;中国地方治理权力具有集权化理念、边界非自然性模糊、优先划分给上级、层级金字塔化、运行方向单向化、中心单一化等特征.因此,中国地方治理权力可以辨证地借鉴学习美国地方治理权力的某些特征,以提升中国地方治理权力运行效果.     

社会党国际的全球治理思想浅析

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全球化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沉寂多年的全球治理思想重新兴盛,作为国际社会重要力量的社会党国际也融入到此次讨论之中,并提出了一系列治理新思想,这些治理思想的出台既具有全球主义的本质,又离不开国家利益的局限,因而在现实施行中充满了矛盾.     

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由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性人类困境问题使传统民族国家政府行为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全球性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由此兴起。西方理论界在多个维度上探讨关于全球治理问题，涉及到民族国家主权、公民社会、世界主义民主模式、文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同时，各国政府、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等也纷纷转变传统的行为模式，为全球治理的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探索。     

地方性知识及其全球性扩展——文化对话中的强势弱势关系与平等问题

文化对话是在文化发展的既定格局中展开的。文化发展状态的不同,导致文化对话的强势弱势关系结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全球性知识———同情性的全球性知识与领导性的全球性知识。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文化对话状态,依赖于多方面条件的改变、人类长期的努力。惟有如此,建立在文化间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全球性知识体系才可能建立起来。     

相互建构的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

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既能相互促进也能相互制约,并且,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持续塑造过程可以使其作用关系最终被归结到建构性质上来,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相互建构的。     

论技术、时间、文化的全球性与地方民族性

在经济、技术全球化时代,技术、时间和文化都具有全球性和地方民族性二重特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正确看待技术、时间和文化的全球性与地方民族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既要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主动适应技术的全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时间和全球文化,又要努力发扬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保持技术、时间和文化的地方民族性,走上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全球治理变化与中欧合作拓新

21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复杂的结构性变化,全球议题的类型谱系扩散且严峻程度走高,全球治理局部实践模式及层级趋于弱化,部分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及意愿发生逆转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求转向,这些变化将在根本上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及大国外交。作为引领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与欧盟的内部发展及外部关系均面临着转型与调整的客观需求。全球治理变化对于中国与欧盟而言具有多重影响,它既是推动中国与欧盟开展政策调整的外部动力,也是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两大力量,中国与欧盟需要全面认知全球治理变化的深刻内涵,并在探索发掘其中机遇的同时构建持续而稳定的中欧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接触与融合,可以实现中欧全球治理战略的复合对接、强化中欧双边关系的战略自主、深化传统及新型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为全球治理贡献必要且关键的动力支持。     

善治理论与中国地方治理

地方治理意味着地方政府从中央一体化的垂直结构下抽身,确立自身的独立地位与利益;同时,它也表征着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并逐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成为地方治理中重要的参与性力量。在此意义上,善治理论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但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用善治理论观照中国地方治理时,其前提和基础条件的具备与否是受到质疑的,从而,这一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也是有限的。     

论执政思维与科学执政

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在于科学执政。科学执政实质是科学执政思维的体现。本文从批判斗争思维和直线思维这两种错误的执政思维认识出发,论述了执政思维从多元思维、互补思维上升到“合力”思维的科学认识过程,并指出程序与民主是“合力”执政思维转化为科学执政的保证。     

宣扬自我责任:全球治理的中国风格

目前的西方研究大都关注特定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中国如何看待全球治理问题。这些内容包括:（1）儒家思想中的不干预和自我治理倾向;（2）社会主义中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强调用说服而不是单边主义来解决世界冲突;（3）源于不发达而产生的劣势损害了自信;（4）二战以来联合国和美国控制主要国际组织的行径令人反感。由此认为,全球治理格局中的中国风格是被动回应的而不是积极主动的,是问题解决导向而不是目标驱动型,全球义务与改革任务更多地聚集于主要大国而不是处于衰退中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主张通过依靠世界主要国家的自主治理模式来树立全球领导力,那种仅仅依靠闭门式的说服行动和反对公开制裁的例证来干预失败或衰退国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我国地方产业集群风险研究——以浙江绍兴纺织产业集群为例

本文研究了集群价值链延伸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机制,并在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下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风险形成的关联机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形成了集群间的功能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导致全球价值链上的链式风险;以及位于低端的发展中国家集群,由于利润率和进入壁垒低,面临着激烈的地区竞争,同时也面临着竞争导致的上下游企业的战略转移引发的集群“空洞化”和“边缘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