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罗隐诗歌的讽剌艺术

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卷九》中指出:“罗隐以褊急性能,动必嘲讪,率成谩作,顷刻相传”。这就点明了罗隐诗歌的艺术特点之一——嘲讪,即运用曲笔,对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进行揭露、鞭笞。由于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认为嘲讪有失于儒家的温柔敦厚之教,故对罗隐诗歌的讽刺艺术研究甚少。笔者不揣浅陋,就罗隐诗歌中的讽刺手法,谈三点自己的看法:     

罗隐《湘南应用集》及其应用文写作

罗隐的诗歌一直以来备受后世文人学者重视,但对其应用文的研究却被忽略.罗隐的文集<湘南应用集>以应用文命名,第一次以应用文结集个人专著,这是我国应用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罗隐一生在求仕与为官过程中写作了大是应用文,为我们研究晚唐历史和古代应用文写作提供了大量资料.     

论王亚平诗歌的主题意蕴

作为左翼诗歌的代表性诗人,王亚平继承和发扬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捉住现实”之笔书写一个时代真实的苦难、抗争与理想。他的诗歌巧妙探索了主题与情感、艺术的关系,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白居易诗歌中晚唐风行与影响论析

被誉为“广大教化主”的中唐杰出诗人白居易,诗歌推重写实通俗,平易流畅,甚至不避浅切,其诗歌在中晚唐的流播达到风行的程度.它的流播对当时诗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为当时诗歌创作树立新的审美范式,即元和体与元白体;另一方面对我国古代诗歌派别意识的觉醒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随着晚唐政局的昏暗,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进入更深层次,以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刘驾、罗隐、杜荀鹤、黄滔等为代表的寒门文人重新审视白居易诗歌中讽谕之作,并部分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济世讽谕的精髓,使晚唐诗文创作在“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与锋芒”.     

元和讽谕诗之儒学指向及文学史贡献

元和文学堪称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峰.表现在诗歌领域,其时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涌现出讽谕诗派作家群.讽谕诗派作品的儒学指向主要体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民本思想、深沉的忧患意识、贯彻儒家之"诗教"等层面.该诗派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浅切平易诗风一派,提高了古典诗歌之叙事艺术及促进文学大势由"雅化"向"俗化"嬗递,在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当下湖北诗歌的审美态势

新时期以来,湖北诗歌中的现实主义诗歌与乡土诗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先锋诗歌异军突起,网络诗歌方兴未艾。综观湖北当下诗歌的发展,呈现出以深度的理性思考探索世界,诗性与理性共建诗学话语中心,追求苍凉、坚韧的平面美学风格之态。     

一个解构批评的范本——析罗伯特·弗洛斯特诗歌《摘苹果之后》意义的模糊性

笔者通过对罗伯特.弗洛斯特诗歌《摘苹果之后》做新批评和解构批评的对比解读,试图展示诗歌主题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二元对立是如何被诗歌语言本身所产生的意义模糊性所解构的。诗歌意义的模糊性一方面反映了诗歌表面现实主义优越于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在更深层面上颠覆了这种意识形态,从而赋予诗歌意义以复杂性和多样性。     

一个解构批评的范本——析罗伯特&#183;弗洛斯特诗歌《摘苹果之后》意义的模糊性

笔者通过对罗伯特.弗洛斯特诗歌《摘苹果之后》做新批评和解构批评的对比解读,试图展示诗歌主题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二元对立是如何被诗歌语言本身所产生的意义模糊性所解构的。诗歌意义的模糊性一方面反映了诗歌表面现实主义优越于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在更深层面上颠覆了这种意识形态,从而赋予诗歌意义以复杂性和多样性。     

现实主义诗歌不会消亡

<正> 现实主义是一个传统的课题,又是一个现实的课题。当席勒1795年在《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一文中第一次使用“现实主义”这个术语,现实主义就被诗人们所接受、运用,并在创作实践中丰富、完善,逐步形成了理论体系和创作原则。此后,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日趋繁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诗坛绚丽多姿,异常活跃。然而,粗略地归纳起来,也无非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大类。我以为现实主义诗歌不会消亡,无论从六十多年新诗运动的历史进程还是十多年来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与深化看,它始终是当代诗歌的主流。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揭开了新诗现实主义传统精神复归的序幕。此后,艾青、流沙河等诗人的创     

论“中国诗歌会”诗歌创作的思想及艺术特征

“中国诗歌会”崛起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诗坛。它一出现,便以其热烈奔放的诗风、通畅清新的格式以及对黑暗现实的勇猛抨击和对反帝抗日斗争的热情抒写令唯美派风行一时的诗坛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并极大地影响了许多诗人的创作方向和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尽管这一诗派在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上有失之粗疏之不足。但它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组织新诗歌运动及倡导和实践诗歌大众化等方面,对中国新诗发展所作的突出贡献,已使它在现代诗歌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罗隐生平事迹辨正——兼与吴在庆先生商榷

吴在庆先生定罗隐大中十二年(858)初赴举,秋经江陵拜见丞相白敏中,《嘲钟陵妓云英》作于咸通九年(868),都是不对的。罗隐大中十三年(859)由南康取解初赴举,途径江陵拜见丞相白敏中,时为严冬。《嘲钟陵妓云英》作于东归途中的咸通十三年(872)。罗隐二十七岁前隐居读书,并改名“横”为“隐”;广明(880)乱中隐居池州九华山六七年;晚年由“吏隐”而入道。吴在庆先生认为罗隐于乾符二年(875)即隐池州,中和元年(881)离开池州入润州,中和四年(884)曾至成都觅举,也是错误的。     

罗隐《蜂》诗佛源流变考

晚唐诗人罗隐《蜂》诗是受佛教影响产生的,讽刺世人劳心于利禄。类似的咏蜂诗在罗隐之前已经出现,之后诗文屡见不鲜。考察这首诗的写作环境,有助于认识一个多重性格的罗隐以及乱世文人的悲剧性格。     

罗隐小品的历史叙写

罗隐小品以历史题材居多,共计三十一篇。此类小品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能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总结历史、批判现实、以史论今、以史论政,注意构思的新奇、取材的精当,或就史实发抒一己之见,取其事而反其义,或依据主体情感重新熔铸历史,突破史实局限,更为巧妙地对时弊加以嘲讽。     

罗隐历史定位发覆

光化三年（900）唐王朝授予罗隐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官职;唐亡后,罗隐未曾接受后梁授予的给事中官职,至死都以唐臣自居;又屡劝钱缪“兴唐宗社”。其历史定位当为大唐的“忠义”之臣,而非后梁或吴越之臣。其“忠义”人格一以贯之,从未动摇。     

骆宾王'对策文'相关问题考辨————-兼补《登科记考》

骆宾王《对策文三道》可称'完璧',但有关研究还很不够,诸多问题有待考实。骆宾王和王勃虽都曾上书求荐且后者'对策高第',但并不能由此直接断定骆宾王也同科对策及第。骆宾王试策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有诸多与制举试策体制不符及不合'时宜'、不'得体'处,其策问及对策与骆宾王的其他作品有很高的一致性。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大抵可推知骆宾王可能既未参加乾封元年的制举考试,亦未参加其他科目的考试,故亦无及第之实。他未参加的原因主要在于未获举荐,未获举荐的原因则与其以前在道王府的任职'背景'有关,其试策文可能是模拟或投献之作。《登科记考》的阙载或有鉴于此,或系偶尔疏失。     

骆宾基建国后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

骆宾基建国后的小说，在创作方法上仍选择了现实主义，而在文化观念上则选择了政治倾向性。这一文学艺术观的确定，经历了空虚、疑虑、困惑、寻求等痛苦的情感纠葛和理性思考。骆宾基在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之后。又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了许多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学作品。他建国后的创作成就虽难以与建国前相比，但却能看出一个跨时代作家坚韧顽强的创作精神和对党和民族忠实自觉的使命感。政治阐释成为骆宾基建国后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     

《罗长铭集》集外佚文考述

辑得《罗长铭集》集外之罗长铭早年在南通报章发表的诗7首、文2篇。通过对罗氏佚文的收辑,阐述了对罗长铭这样因某种历史原因而名声不甚显,然却才学高迈,在很多领域都有创获的一代学人的认识过程,对民初南通之若干史实亦有钩辑。     

论唐寅诗画的“俗”化

明代中期,诗画融通更为深入和明显。文艺趣味的＂俗＂化,不仅在小说等通俗文学中表现明显,且在诗画中也有反映。作为此期吴中诗画创作的重要代表唐寅等人的诗画,从题材到形式都呈现出＂俗＂的特征。究其具体原因,主要有作者的平民化、市民化和诗画流通环节的商品化等几个方面。     

孙犁:精神田园的执著守望者

孙犁作品独有的精神与艺术特质在于 :始终执著于对民族精神、灵魂、人格、道德的发现和对生活自身的诗意、温情的赞美。他以自己的创作构筑起了一块终生守望的至善至美的“精神田园” ,并在这块“田园”上寄托着他的理想与希冀 ,以及他对于中国人应该具有的精神境界与生存状态的诗意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