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山和鲁迅

欧阳山是受鲁迅影响甚大、关系很深的著名作家。本文论述了欧阳山在中学、中山大学、“南中国文学会”、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期间,对鲁迅从向往到密切交往的过程,以及欧阳山在这过程中的思想与艺术的发展和鲁迅对他的影响。     

含泪的微笑──《鼻涕阿二》研究

中篇小说《鼻涕阿二》由上海北新书局 1927年初版,书前有前记。作者许钦文（ 1897— 1984）,小说家,原名许绳尧,笔名钦文、蜀宾、田耳、湖山客,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关系非常密切,许钦文称自己是鲁迅的“私淑弟子”,鲁迅把他的小说称为“乡土文学”而加以赞扬,曾经发表过     

含泪的微笑——《鼻涕阿二》研究

中篇小说《鼻涕阿二》由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初版,书前有前记。作者许钦文(1897—1984),小说家,原名许绳尧,笔名钦文、蜀宾、田耳、湖山客,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关系非常密切,许钦文称自己是鲁迅的“私淑弟子”,鲁迅把他的小说称为“乡土文学”而加以赞扬,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我常…………     

试论邓小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贡献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一直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笔者以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性质 知识分子的性质问题,是能否全面正确地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的关键问题。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论断不是轻易下的。1977年5月他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文中指出: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1978年邓小平同志     

历史道路的探索与记录——“左翼十年”小说中的知识青年形象

一“五四”与“五卅”都是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但以青年与工人的关系而言,二者有重大变化。前者由学生发起,工人继而支援;后者由工人带头,学生随后参加。这一变化表明,工人阶级已成为左右时局变动的社会力量,五四时期业已结束。历史性变化在小说创作上导致这样一个新现象:小说中第一次出现走入工人斗争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自此开启一种创作风气,直至抗战全面爆发也就是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左翼十年”期间,许多小说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青年如何追随革命发展而投身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与此相适应,青年在思想上也出现了某些新因素。由个性解放起步的梅行素准备“把身     

“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大萧条与鲁迅的“上海困境”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成为重灾区。而这段时间，鲁迅恰好定居在上海，其生活与写作自然也受到了大萧条的影响。甚至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大萧条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冲击极大地困扰着鲁迅的写作与生活，使得他陷入了“上海困境”之中。1932年鲁迅家庭收入锐减，为了维持“中产阶级”的基本生活水准，鲁迅开始拼命地写作与翻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6年10月其生命的终结。可以说，鲁迅晚期写作与生活的状况与大萧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这一点几乎不为世人所关注。     

上海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为纪念这次纪念活动的四十周年而作

上海是近代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上海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从现有的记载材料来看,早在1879年,就开始了自发的罢工斗争。1905年在反美爱国运动中,上海工人阶级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在辛亥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参加了上海的光复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工人阶级,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在“五四”运动中,上海十余万工人英勇地参加了战斗,并且成为运动的主力。在斗争中,上海工人和全国各地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使工人阶级认识到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获得解放。工人阶级开始成为我国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历史舞台,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鲁迅与屠格涅夫文学创作的比较

从“五四”新文学诞生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俄国文学在中国文坛上的影响尤为深远,经久不衰,一直受到中国现代作家的热切关注和衷心的爱戴。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与俄国文学的渊源关系和创作思想上的维系,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他与俄国作家之间的文学关系也曾为不少论者述及。但是鲁迅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之间的文学关系,却往往不被人重视。人们更多地把眼睛盯在鲁迅与果戈理、契诃夫、安德烈夫等人的关     

当代中国工人队伍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 ,作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作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基本力量 ,中国工人队伍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是其“主人翁”地位和“领导阶级”地位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中国工人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知识分子队伍 (包括干部队伍 )同工人队伍之间事实上已存在很大差别 ,需要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构成 ,不应该继续把知识分子队伍、工人队伍统称为“工人阶级” ,不应该继续沿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已经与实际情况不相吻合的提法 ,而应该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个体户等社会阶级和阶层并列 ,视之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

鲁迅是中国的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也是日本人民的伟大朋友。他与日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在风华正茂的年代越海留学日本,学得了进步的科学和思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和中国人民起而革命的岁月,鲁迅曾结识下众多的日本朋友,这些朋友曾支持过、同情过中国人民     

鲁迅教育思想漫谈

鲁迅的一生,始终同教育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直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就有十九个春秋。他第一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是在他做教育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一九一八年《狂人日记》,最后一次呼吁“救救孩子”又是在他离开教育工作岗位后第十个年头——一九三六年《立此存照》。这个历史“存照”不能不令人想到:“救救孩子”正是伟大思想家鲁迅教育思想发展的主线。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冲杀出来的。在那“长夜如盘”的旧中国,他深切地感到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灾难深重。旧礼教“吃人”,旧家教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一)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疏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工人阶级执政党保持团结统一的列宁思想钩沉

防止和反对宗派分裂活动,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工人阶级执政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和保障。十月革命后,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宗派活动和分裂错误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出色地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并为预防和消除“寡头政治”带来的分裂危险设计了“集体领导”、“改组工农检察院”等一系列制度方案。列宁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制度设计对各国工人阶级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均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还父亲一个真面目 周海婴忆鲁迅

清癯、瘦高,尽管头发有些花白,但那标志性的“周氏”之眉却依然又黑又浓。或许知晓周海婴身份的每个人在见到他的第一面,都会近乎本能地将这张面孔与深印在脑海里的“鲁迅”形象作细细审视与对比。而这样的目光,实际是76岁的周海婴一直抗拒甚至厌恶的;但作为鲁迅的儿子,在他出生的第一天起,便已注定终生与其如影相随。也许是因为学理工科出身,周海婴总是言语冷静而用词谨慎。在提到母亲许广平时,周海婴仍旧亲热地喊“妈妈”,而在提及父亲时,他更多的是用“鲁迅”而非“爸爸”。或许潜意识里,他已意识到他与父亲的私人空间早已被“公共的鲁迅”所占据。去年,周海婴刚刚撰文出版了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公布了很多私人照片,“不修饰,不剪裁,不涂抹”,是周海婴编辑这本大相簿的原则之一,“我的想法是把鲁迅全面地展示出来,让大家知道生活中的鲁迅,真实的鲁迅,完整的鲁迅”。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短短七年,周海婴却用了近乎七十年的时间来回忆,来讲述。     

近代帮会与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思想的形成

近代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帮会有着重大的关系.由于近代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破产的农民,一方面,农民脱离乡村宗族共同体而失去归属感;另一方面,城市的就业机会大部分被帮会垄断,迫于就业压力,他们不得不加入帮会以求保障.在帮会里,工人们为“兄弟”之间利益,为帮会组织最高利益,所信奉的“信义”是伪“信义”,违背社会公平与公正.近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掀起反帝反军阀的大革命高潮中,工人阶级意识不断觉醒.在培养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思想过程中,针对帮会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突破封建帮会屏障,组建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培养工人的阶级意识,把工人阶级从为帮会谋利益的狭隘思想转变成为整个工人阶级谋利益的集体主义思想.     

鲁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

在鲁迅生前,许多进步青年真诚地把他尊为“导师”,也有不少共产党人由衷地把他引为“同志”,在鲁迅身后,不仅他的战友和追随者们又推崇他为“民族魂”,而且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知识界人士也深深地觉悟到:事实证明鲁迅是正确的,而自己则是错了;至于心同鲁迅相通的毛泽东同志,更是明确地指出:鲁迅是一切革命者的“榜样”。的确,伟大的鲁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和光荣,鲁迅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     

剑与书:越文化模式与鲁迅的精神结构

鲁迅与他所属的地域文化联系之紧密,为中国现代作家中所罕见。越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剑·书”的文化模式,对包括鲁迅在内的越人,特别是越地名士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乃至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起着制约、规范作用,形成了人的生存的深层维度,此实为决定鲁迅精神结构之“固有之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鲁迅为文学向导的科尔沁作家之一：满族作家江浩个案分析

鲁迅精神之火,照亮了科尔沁满族作家江浩的人生之路、创作之路。在身上带有“尼采气”、坚持民间立场和边民立场、“原生态”与“现代性”结合等诸方面,江浩都受到了鲁迅的强烈影响。与其说是他被动地接受了鲁迅的影响,毋宁说他是在鲁迅思想文化资源中找到了自我。     

工人阶级需要这样的大学生

葛许斌,发配电专业七一级学员,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在他身上,和许多优秀的工农兵学员一样,闪耀着工人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光辉。 葛许斌原来是金城江发电厂的老工人、检修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厂革委会委员,是一个有十五年工龄的老工人。一九七一年到西大学习。三年多来,他一直担任班级的领导工作,带领同学一起搞好“上、管、改”。他始终穿着朴素的工人服,保持着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的作风。 葛许斌在校学习的三年,不管功课和班级工作多忙,他从不间断对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他牢记毛主席“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的教导,经常警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