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传记作品的写作形态和批评要求

通过对上海鹿鸣书店在售情况和被称为传记文学的三种期刊栏目的分析,从具体的调查和资料出发,讨论当前传记作品的市场情况和写作形态,辨析传记作品的史学特性,提出实、真、奇、伟的当代传记写作的学理批评要求。     

简论林语堂的跨语际传记写作

传记写作是林语堂“文化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跨语际的传记写作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不仅价值独特，而且触及了传记叙述主体的自我塑造，传记叙述中文化“差异性”的影响等诸多理论问题。通过对林氏传记作品的解读，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他颇具文化使命感的身份自许，而且还领略了其超越的叙述智慧。     

论传记作者与传记真实的关系简

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与传记作者密切相关。一方面,传记文学的失真与传记作家未能严格遵循真实性原则有关。而导致传记作家未能遵循这一原则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客观存在的一些因素,如材料的不真实,统治阶级的淫威与亲友的压力,以及史家一以贯之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传统的影响,也有传记作者本身道德修养方面的缺陷,或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或为了功名利益,或为了个人恩怨。另一方面,传记作者也是传记真实的捍卫者。为了维护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古代传记作者和批评家们曾从多方面作了积极努力,既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真实可信的传记作品,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传记真实性的理论。     

传记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

传记文学有许多创作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诸如传记文学的艺术性、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传记与私生活描写、传记的小说化抑或散文笔调等。这对于风头正劲、良莠混杂的传记文学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的传记家意识,以共同推进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肖凤:新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写作第一人

肖凤1980年以其《萧红传》一书打开了新时期传记文学相对沉寂的局面,探讨了传记写作的新模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传记作品可读性与史料性的结合点上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这一方面奠定了肖凤在现代女作家传记写作方面的地位,一方面带动了整个作家传记创作。     

困 境 与 突 围——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刍论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在繁荣的表象下面临本土经典的缺失、传记理念纠缠之困境.经过诸多学者和传记作家艰辛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此期的传记文学在传记体例、传主描写和审美标准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及其他

中国古代的“传”乃“释经”之意,后来“传”“记”两字连词,指的是叙述个人生平行事始末的人物传,在更多方面属于“史”的范畴。西方的“传记”一词由希腊文bios派生,具有生平或生活(life)的意思,指的是关于某一个人生平的作品,更多的时候也被认为属于历史的范畴。中国现代的“传记文学”概念则来自英语biographicalliterature,其作品指的应是以历史或现实中具体的人物为传主,以纪实为主要表现手段,集中叙述其生平,或相对完整的一段生活历程的文学作品。传记文学作品大致分为自传与他传两大类,普通的回忆录、访问记、印象记、日记、书信等,一般只可称为传记资料或历史文献。     

郁达夫与传记文学

人们对郁达夫的小说、诗歌评论研究较多 ,但对他的传记文学却鲜有评述 ,本文想通过其自传、书信日记、文人传记和传记理论等几个方面的探讨 ,论述郁达夫在中国传记文学上的贡献。     

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转型始于19世纪后期,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热潮中诞生.集中出现在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的自传作品不仅摆脱了"史传"的影响,且以充分的文学自觉丰富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表现技法,标志着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第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他传的重要收获比较集中出现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但过于追求历史事实的本相、注重叙述的依据,影响到作品的文学性.中国传记创作的现代转型是一次由借鉴模仿到最后脱胎成型的文体转变过程,也是一种崭新文体从萌芽到收获的生命成长.文学性的不断增强和史传特点的渐渐减弱,终于使中国的传记文学彻底告别脱胎于经依附于史的昨天,而成为一种独立于史学著作和记叙散文之外的文学体裁.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对传记文学写作的一点思考——兼评《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文体,成为读者的新宠。本文认为,在传记中复活传主形象是传记文学写作的起码要求,并以《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为例,对传记文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思考。     

晚明人物小传的书写与现代传记的萌芽

晚明人物小传在表现内容以及传主选择两个方面已表现出现代传记的萌芽迹象。本文分别从注重个体主体性、个体性情书写以及个体不完满性表达三方面探讨晚明人物小传表现内容的现代传记萌芽特征；又从其选择无用人、弱势个体、被侮辱个体作为传主来探求其传主选择方面的现代传记写作意识。藉此，本文认为尽管晚明人物小传的现代传记特征只能算是萌芽，但它作为充分内因，与西方传记大量输入这一外因条件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传记的出现。     

由人物改传看《新唐书》的尚德倾向

《旧唐书》和《新唐书》是反映同一时代内容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两《唐书》的产生时间和主编者文学修养的不同,使得两《唐书》具有一定的差异。文章从《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比较入手,通过传主归属位置的变化来探究《新唐书》的尚德倾向以及造成此种倾向的原因。     

麓山寺建寺年代再考

关于麓山寺建寺年代,一说建于西晋泰始四年(268),二说建于南朝宋泰始四年(468)。结合《宋书》和《名僧传》对《高僧传.竺法崇传》进行考辨,竺法崇生活在四世纪,不会晚至南朝宋,竺法崇并非《宋书》中的释法崇。参照《名僧传抄》目次,《竺法崇传》其余材料均可采信,详稽考之,竺法崇游湘洲建麓山寺在四世纪初(307 328年间)。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简论

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的发展与繁荣，是新时期文坛的重要现象，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突出成就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有时代审美变化的原因，也有传主人格魅力的原因，还有传者精神需求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的写作也存在着意义缺失、为传主讳、屈服于大众趣味的弊端。     

我国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成就述评

我国新时期传记文学成就巨大,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作品的题材角度和传主的身份特征入手,将其分为走下神坛的政坛军界领袖、成就斐然的文化名人、功勋卓著的科学家等六大类别,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整合与梳理,并就不同类别作品所表现出的共性与个性特征进行了评述.     

西方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

在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下,西方现代传记对传主的忏悔意识和愧疚感有一种敏锐关注。不同于古代及近代传记作品对传主的愧疚感和忏悔行为的单纯描绘和记录,现代传记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传主的意识深处乃至无意识层面。现代传记对愧疚和忏悔的深度解释和叙事表现可以看作是传记家与传主之间关于真实人性的深度对话,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认识价值和伦理意义。     

创作在作家传记中的表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

本文以张爱玲传记为例,归纳分析作家传记在处理传主创作问题时的四种主要方式,即:生平叙述的传记立场,详细分析传主作品的赏析笔调,寻觅传主与作品间内在关联的路线,指陈传主小说人物与故事的来源的对号导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