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察

“士至于道”是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所在。为了坚守道统,并与政统相抗衡,人格独立客观上成为士之为士的第一要义。对于与道相违的“无道”社会,士人必然要对之进行无情批判,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道的“人间性”客观上要求士必须“经世”,这突出表现为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度关注与参与热情。为了保证道的尊严,士人又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的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批判精神、经世传统、注重修身,这些文化价值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成为传统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型。这种独特的“知识人”文化传统于今天仍然彰显出不可忽视的强大精神能量。     

唐初诗人的政治态度与命运归宿

学而优则仕,古代士人阶层与政治皆有不解之缘,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以从政为职业,藉此安身立命,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企盼以学干政,辅佐明君去建功立业,拯时济世,这是中国古代士人共同的追求和价值取向。而唐初诗人更是古代士人中政治态度积极的一派,这种积极,首先体现在他们从政的热心。大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小到官阶从九品的小小县尉,无一不在政治的激流中试图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当然,他们在关心自己升迁进退的同时,体尝政治生涯艰辛的同时,现实的苦难,人性的悲欢,也在渐渐走进他们的视野,走进他们的作品中。     

儒士阶层的群体意识对于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东汉士人阶层的群体意识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士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东汉士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经世热情使得东汉政权可以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中继续存在。士人群体意识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使得士人能够制衡皇权,但也最终令二者分道扬镳,党锢之祸是二者决裂的标志。在党锢之祸中,士人受到打击,宦官进一步掌握大权,并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经世实践

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尽管重视道德内省,但是却绝不满足于此,而是以经世目标为准绳和归依。基于此种理念,他们在清政府统治岌岌可危之际,以士人领乡民、兴实业,以理学治湘军、办洋务,试图把自己的理想付诸于经世实践。最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晚清政局,但是并不能真正挽救传统名教文化的危机。     

论李梦阳之经世思想及其实践

关于李梦阳的研究,以往大多集中于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这在某种程度上湮没了其在文学领袖形象之下的士人角色。对李梦阳经世思想、实践活动以及仕宦经历层面的考察,可以窥探出明代中期士人在时代大变迁下,形成了一定的惶恐心态以及对士人状态的反省。在面对商人成长、宦官专权等众多的挑战时,他们力图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重塑士人阶层,扭转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教,以重振士大夫政治。     

论北魏后期地方长官本籍任用——以汉族士人为中心的考察

北魏后期,地方长官的本籍任用成为汉族士人彰显权势的突出的现象。本籍任用的现象与汉族士人强烈的乡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又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因而更受到汉族士人的重视。北魏朝廷既注意通过对汉族士人的本籍任用来增强他们的权势,以保证其统治顺利运行,但又保持了对这一方式的谨慎运用。汉族士人本籍任用的出现表明了他们在北魏王朝政治地位的上升。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实现意识。《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庞大群体。吊唁死者时的种种怪异行为 ,表现了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们把人格的自尊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 ,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格都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但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微弱、最残缺的     

魏晋之际士人心态变迁述论

魏晋之际,士人心态发生转变。嵇康越名任心,傲物受刑;阮籍和光同尘,归趋难求;山涛弃老庄自然,遵周孔名教。他们或激进,或消沉,或转向。而促使士人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局。     

论建安士风与文学

汉末建安时代，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儒学衰微，思想禁锢得以松解，各种思想异常活跃，士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儒道衰微，更加激发了他们拯世济俗、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又深感人生短暂．因而更加注重自我价值，并祈求长生不老。这种士风导致了当时文坛既有“苍劲悲凉”的主流风格，又间杂着人生短暂、虚实求闲的慨叹，对后世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明之际士大夫的心路历程与人格嬗变

元明嬗递之际,士大夫固有的历史品性、价值取向和政治理想都发生急剧变化,呈现出复杂多变、别具一格的历史景象。在"衰世"—"乱世"—"治世"的历史循环中,士大夫的心灵深处充满矛盾与困境,在"夷夏之防"与民族认同、仕进与遁隐、民族与国家、忠孝与叛逆、旧主与新主、文化认同与故国之思等一系列价值抉择中,他们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心路历程,艰难地践履着自身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充分展示了传统士人强烈的经世观念、浓郁的忧患意识、敏锐的时代眼光和不懈的实践精神,并在与专制权力的多元互动中充分印证了权力宰制理性的普遍历史规则。     

葛洪《抱朴子内篇》与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论析

魏晋士人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此时,修仙成为他们探索生命的一种方式。葛洪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学家,他所著的《抱朴子内篇》是道教的重要著作。它反映了神仙信仰,体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永恒与精神自由的生命意识。     

道咸经世派的先驱——严如熤

乾嘉之际 ,考据学仍占据思想、学术界之主流地位 ,但已有一批学者开始关注经世之学 ,他们是道咸经世思想的先驱 ,严如即为其代表之一。严氏之经世思想主要体现为 :以经世致用为著述之主旨 ;充分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 ;以舆地之学为经世之具 ;关心民生疾苦 ,探求解决之道。严氏之思想言行 ,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界特别是魏源、陶澍等人 ,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晚清经世实学研究的厚重之作--读冯天瑜、黄长义新著《晚清经世实学》

经世观念是中国文化中尤为重要的一种精神特质,也是作用于中国古代士人心理的一种正向价值取向。在当代的史学研究中,学者们一直很重视对经世实学的研究,由此来更好地认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内涵。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和黄长义博士所著《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就是这样一部关于晚清经世实学研究的厚重之作。实际上,“晚清经世实学”的研究也是一个切关近代文化转型宏旨的重大课题,在冯先生的学术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自1980年以来,冯先生就对晚清时期的经世实学从宏观和微观(个案)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     

明末的科举反思与学风转型——兼论明末、清初士人对科举的不同态度

明末士人对于时文写作最为倾心,并进而对科举制度多有反思,他们虽意识到了制度设计方面的阙失,但他们认为更为关键的问题需归结到人的身上,是士子的空疏不学与功利计较导致了科举的鄙陋与世风的败坏,因此相应的补救或调整之法不在于调整或替换制度,而当重塑学风,改造士人的认识与治学态度。明末、清初士人对于科举的反思大致相同,但由于文化思潮、政治形势、个人遭际等方面的差别,他们对于科举的态度、尤其是在改造方案方面,存有巨大的反差。     

守护与传承:岭南石刻中的元代士人形象

存数不多的岭南石刻作品却开启了认识元代士人形象的另一扇窗。元代岭南地区士人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兴学,弘扬儒家传统文化;他们通过树立学习榜样、接续诗文传统、扎实行政等方式传承并实践着古代士人之职责。     

略论东吴时期侨寓士人的文化贡献

在交通、通讯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 ,士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 ,士人的流动迁移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东吴时期侨寓江东的中土人士对江东地域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侨寓之士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 ,仕宦显赫者或创立典制、或致力教化 ;隐居不仕者则潜心治学 ,收徒传道 ;他们在经、史、子及文学艺术各领域都留下了足可称道的著述与创作 ;他们还沟通了江东与荆襄、中土等地的学术文化交流 ,拓展了本土学人的视野 ,提升了他们的学术水准。这为此后江东地域学术文化的进一步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世说新语》浅论

《世说新语》展现了魏晋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强烈的生存意识,以及他们对人格价值的追求。它的“世说体”结构方式体现了其小说特性,对后世小说创作有相当的影响     

贺长龄经世思想试析

<正> 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人,清朝嘉庆十三年进士,历任山东巡抚、贵州巡抚及云贵总督等要职,是道光朝有名的封疆大臣。他曾组织编纂了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以六部取掌为依据,大规模、有系统地整理了有关所谓“经世实学”的文章,被誉为晚清经世派的领袖人物之一。贺长龄留有《耐菴奏稿及公牍》,其中大都反映了他的经世主张。他与陶澍等人,不仅市张经世致用,并将他们的思想体现于为政实务之中。他们的思想承上启下,汲取了古代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继承明末清初顾炎武     

晚清经世思潮与左宗棠的经世思想

近年来,史学界的一些同志在探讨十九世纪中期地主阶级知识界的学术和政治动向时,运用了地主阶级经世派这一概念,认为太平天国的被镇压和六、七十年代的“同治中兴”,就是经世派崛起的结果。这一提法虽不无道理,却略嫌笼统。因为,一个学术或政治派别,一般要有共同的学术观点或行动纲领,而就我们所知,姑不论林、龚、魏,即使是所谓经世派中坚的曾、左、李,在内政外交等方面也表现了很大的不同。与其把这些人划作一个学术、政治派别,莫如说他们都是晚清儒学经世思潮中各各施展其抱负的地主阶级自救分子。     

晚明士人的婚恋

凌濛初的《二拍》塑造了一批士人形象,他们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但科举功名已经不是生命和生活中的神圣和唯一的追求,他们张扬自由个性,冲破封建礼教,挑战世俗社会,勇敢、坚定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甚至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用男女性爱,甚至用赤裸裸的感性放纵来冲击传统的礼教观念.撕破了孔孟道德的虚伪面纱.对晚明社会和整个士人群体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小说无疑反映了晚明社会士人群体现实,作家借小说中的士人形象阐释了晚明启蒙思潮.但小说中的士人形象也客观地反映晚明士人群体的启蒙思想的诸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