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分析

对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现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发现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既表现出行业队伍壮大、吸纳劳动力多、吸引外资贡献大等特点,也存在对国民经济贡献度偏低、内部行业发展不均衡等不足。采用区位熵方法的定量测度显示,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及其6个代表行业呈现主城区集聚态势、整体集聚水平较高,但内部各行业集聚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3年—2016年京、沪、浙、粤四地区面板数据,利用SUPER-SBM方法测算了四地区的环境效率,并通过区位熵估算了四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然后通过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回归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效率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改善环境效率;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不同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效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越高,其对环境效应的正向影响就越大.     

长三角地区服务业集聚的实证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服务业集聚为研究对象,采用区位熵、集中系数和空间基尼系数指标,对1978—2006年期间长三角地区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行了估算。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长三角地区服务业表现出显著的集聚特征,且在上海、江苏和浙江之间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2）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区位熵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上海服务业区位熵始终高于江苏和浙江; （3）上海服务业集中系数显著高于江苏和浙江,并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变化特征,而江苏和浙江则呈缓慢上升趋势; （4）长三角地区空间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并具有一定的波动性。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实证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是分析判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以长三角地区有关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指数的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目前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已呈现较明显的集聚现象,且集聚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行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上海、南京、杭州是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     

高技术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关系探讨：中介作用与门槛效应

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产生的新业态,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华东地区五省一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法、主成分分析法与非期望导向超效率SBM模型构建了测量指标,探讨了华东地区高技术服务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并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中介作用与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当前华东地区高技术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均呈现上升态势;高技术服务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二者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但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升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为此,需要针对性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强化技术引领、区域协作与资源配套,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工业与高技术服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分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省级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

引用区位熵指数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31个省市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情况,并通过201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程度,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东中部作用效果要强于西部,并且影响效果逐年递增,最后得出金融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明显的结论。     

台湾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产业区位分布是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作为中间投入产业,生产者服务业产业属性迥异于制造业及消费者服务业产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所倚赖的主要因素亦有所不同.以台湾地区的城市为研究样本,建立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分布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可对台湾的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台湾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布局主要取决于集聚经济、产业关联程度、人力资本、城市规模及企业总部需求的影响,同时,生产者服务业自身发展阶段、内部子行业属性也会对产业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服务业集聚实证研究及国际比较

集聚既包括行业在某一空间的聚集,也包括行业内企业的集聚。通过利用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和Elison和Glaeser（1997）方法中的7系数三个指标分别对我国服务业的行业集聚程度、行业内的企业集聚程度以及服务业的集聚结构进行度量、研究发现,虽然我国服务业中的绝大部分行业的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但与OECD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无论是行业区域集聚程度还是行业内企业集聚程度都远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行业内企业的集聚程度较低,导致我国服务业的集聚结构较差。     

中国服务业集聚实证研究及国际比较

集聚既包括行业在某一空间的聚集,也包括行业内企业的集聚.通过利用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和Elison和Glaeser(1997)方法中的γ系数三个指标分别对我国服务业的行业集聚程度、行业内的企业集聚程度以及服务业的集聚结构进行度量、研究发现,虽然我国服务业中的绝大部分行业的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但与OECD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无论是行业区域集聚程度还是行业内企业集聚程度都远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行业内企业的集聚程度较低,导致我国服务业的集聚结构较差.     

市场效应、政府行为与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空间视角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文章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测算了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集聚度,并进行空间全局与局部自相关分析,综合考察了福建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现状,将其区分为高集聚区和低集聚区.利用福建省丸地市相关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隐性知识溢出程度、城市规模、政府行为和FDI是福建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都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为此,文章根据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集聚现状提出了差异化“梯度集群”的政策建议.     

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实证分析

天山北坡经济带是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现代服务业最有可能发展起来的地方。该文以天山北坡经济带的现代服务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区位基尼系数和区位熵两个指标测算,得出整个天山北坡经济带现代服务业的区位基尼系数是0.039145,集聚水平低,乌鲁木齐、石河子、昌吉和奎屯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势度较为明显,最终提出以集聚区为载体发展天山北坡经济带现代服务业。     

欧盟信息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对中国的启示

欧盟的信息服务业发展迅速，并在世界各国及地区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通过统计分析欧盟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和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总结欧盟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策略，为中国发展信息业务提供建议。中国应完善信息服务业法律政策，注重服务创新，加大对ICT的投资，促进信息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     

重庆市现代服务业就业效应分析

大力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对解决我国面临的严重就业压力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正逐渐超越传统服务业.本文从就业比重、就业弹性、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四个方面对重庆市现代服务业的总体就业效应和内部各行业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提出应区别发展服务业,在大力发展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基础上优化传统服务业结构,从而切实有效的解决就业问题.     

珠三角地区服务业发展差异与分工选择

珠三角地区是广东高端服务业发展先行先试的典范。文章使用产值区位商、就业区位商和人均服务产品指标对珠三角地区九个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发现珠三角地区城市间服务业专业化程度差异性较大。广州、深圳作为广东省的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且已各自形成具有明显优势的服务行业,佛山、东莞、珠海、中山服务业发展与广州、深圳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生产服务业发展较为落后,江门、惠州、肇庆的服务业基础较差,难以形成区内比较优势。     

中国信息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以信息服务业集聚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其整体发展状况,然后选取2004—2013年29省市的面板数据,以生产要素、区位因素、空间因素、政府因素和国际环境5个要素为立足点,构建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误差修正后的长期和短期均衡模型,通过模型的对比,分析了产业聚集理论对信息服务业聚集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水平对信息服务业集聚均具有显著影响,且人力资本的系数最大;信息化水平和城市规模在长期对信息服务业集聚影响显著;政府扶持力度仅在短期促进信息服务业集聚,长期影响效果不大。     

结构演进、空间布局与服务业的发展——来自长三角的经验研究

服务业结构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其空间布局的重要性和特征也逐步显现出来。文章利用较为详实的统计资料,从服务业产值、单位和从业人员行业分布的角度,运用区位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基于功能性划分的服务业部门对长三角服务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做了深入的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的服务业部门在结构演进中并非平行发展,在空间中并非均质存在,空间组织架构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依托。长三角服务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结构演进和空间布局的紧密联系。目前以上海为增长极、省会城市和经济中心城市紧随其后的服务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已经形成。自觉地重视和推进服务业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不仅对于服务业自身,而且对于整个经济全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信息服务业区域发展效率差异研究

近年来,我国信息服务业发展十分迅速,规模不断扩大,但产业发展还不平衡,总体发展质量仍待提升。为保障我国信息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探索产业发展的优化路径,文章以投入产出的系统视角审视信息服务业,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相关省市进行信息服务业发展效率评价。研究发现我国各区域信息服务业发展总体效率差异明显,在技术因素和规模因素两方面的影响下,我国各地信息服务业形成了四种效率表现不同的分类模式。因此,可以针对各省市产业效率的具体情况,通过信息服务业投入产出优化分析,找到各区域在信息服务业发展中的最佳发展途径。     

服务业开放、生产率与出口产品质量

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是增强我国贸易竞争力、提高贸易地位的必由之路。构建了通过提高服务业生产率推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模型,并使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总体上,服务业开放能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从不同服务部门来看,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个人服务和其他商务服务这四个服务部门的贸易自由化能显著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同时服务业开放对东部地区企业、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服务使用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证明,服务业开放能够通过提高服务业生产率这一渠道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研究为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供了政策参考。     

广州市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影响因素分解的实证研究——以批发零售业为例

产业集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服务业集聚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从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出发,对CES函数进行了扩展应用,以更好地得到能反映服务业集聚水平的h指数,并从指数中分解出布局集聚经济、城市集聚经济和内部集聚经济等三个因素来分析其具体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广州市批发零售业集聚水平的实证分析,以了解其基本状态和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