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势博弈：基层社会维权行为的新解释框架

基层社会的维权行为研究保持着延续性的沟通对话,但需要发展一种更为综合的解释框架来消解已有解释之间的张力。本文借用本土资源性概念“势”的含义,汲取各种解释的合理内核,基于乡镇场域的现实案例提出一种融合性的解释框架--依势博弈,包含知势、造势、借势、用势四个方面,与博弈对象的以势摆平、调解方的中庸调势处于同一维权行为系统中。依势博弈解释框架体现了维权行动的主体多元性、博弈平等性、策略权宜性、因素多样性、内容丰富性等特征,反应了中国基层社会变迁的倾向,拓展基层维权抗争的视角,体现了从官民或者说强弱维权中走向多元化利益博弈,具有更高层次的概括解释力。     

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年7省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既表现出对城市定居的向往,又呈现出一种矛盾和模糊性的心理状态。相对于人力资本而言,家庭因素、社会支持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加明显。农民工的定居决策主要受市场性、文化心理性和制度性三类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性因素正在成为显在的主因,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已经有所下降,但市场因素的根源仍然来自于制度性因素。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本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把阶级带回来”的观点。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一叶知秋：从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

本文通过中国北方一个乡镇村庄选举的个案研究,分析讨论了基层选举这一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06年的最新一轮选举中,正式选举制度的实施有了重要突破,镇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干预活动,并在维护程序的公正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村庄选举程序逐渐走上了正轨,选举结果基本体现了村庄的民意。基于这一案例,本文特别着眼于制度变迁的机制和过程分析,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制度变迁不是来自于政府的理性设计,而是由不同领域中互为独立的多重过程在特定时间、地点的互动作用所导致的;第二,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工作应该从理论方法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即关注多重过程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和历史过程,并提出相应的理论解释。     

组织动员、行动策略与机会结构——业主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组织动员、行动策略和机会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基于发生在1999-2012年的中国191个业主维权案例,系统考察了纠纷类型、参与人数、维权方式、业主组织和政府反应五个因素对业主集体维权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涉及政府部门的行政型纠纷和混合型纠纷中,业主不易维权成功;动员一定数量的业主有助于集体维权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动员人数越多,成功可能性越大;不同维权方式及其组合会影响维权结果,非制度化的激进行为并不利于业主实现其利益诉求;真正代表业主利益且能有效运作的业主组织可以显著提高业主维权成功的可能性;政府的行政失当行为(包括不当干预和行政不作为)大大增加了业主维权的难度。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

本文尝试回答社会信任对基层社区治理效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本文认为,社会信任通过具体的中间传输机制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效应。根据以往理论和实证发现,本研究选取并检验了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等三个具体的中间机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虽然对社区治理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借由中间机制实现的;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积极影响;特殊信任对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消极影响。     

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

摘要：乡镇基层政权的运作是一个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领域。本文将依据中国中部地区麦乡的田野调查资料，以麦乡“植树造林”的事件为分析 “文本”，分析在压力型体制与后税费时期，在乡镇财政紧缩的境况下，麦乡通过将常规性工作升级为中心工作，进而通过运动的方式进行中心工作的实践，以完成所规划的任务。这种“行政吸纳运动”的治理方式事实上是基层政权在专制性权力丧失、基础性权力又尚未确立、行政运作缺乏充沛资源的情景之下，通过对传统的“运动”资源加以简化利用而做出的权益性的行为选择，而这一治理实践本身却收效甚微。     

自治组织的利益代表性与“业主居民”的社区参与

城市社会管理离不开居民的社区参与。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业主居民＂通过业委会与居委会两个载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差异性及其原因来探寻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研究发现,业主居民通过业委会参与社区重要公共事务的自治;通过居委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不仅积极性不高而且具有＂假性参与＂的特征。导致上述参与差异性的根本原因是业委会比居委会更能代表和维护业主居民的利益。研究指出：中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居民参与意识差,而在于参与期望与自治权缺失之间的矛盾,社区居民自治的关键在于把自治权力还给社区居民及其组织。     

城市基层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一项以上海社区为例的实证研究(英文)

在建设基层民主的过程中,政治效能感是反映政治体系民主和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特定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个人政治效能感有正向或负向影响,但目前探讨中国城市基层政治参及其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综合现有理论文献,将政治效能感分为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进行分析,并根据政治参与影响效能感的两种不同机制,将政治参与分为教育型和诱导型两类,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以上海社区的抽样数据为样本,分别建立“教育型参与-内部效能感”和“诱导型参与-外部效能感”两个回归模型。前者分析“抗争”和“竞选业主委员会成员”两项教育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后者分析“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两项诱导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外部效能感的影响,两个模型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但作为教育型政治参与的“抗争”,因其在大部分情况下会以失败告终,故可能对政治效能感起不到一般教育型参与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本文也发现“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的差异：虽然根据已有研究两种“投票”均应归入诱导型政治参与,但是参考中国城市社区的现实情况,业委会选举机制的不成熟以及行政手段的介入,都有损于业委会选举的“政治诱导性”,故可能对外部效能感产生负面作用。本文根据上述问题和本研究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移民的呼声——户籍如何影响了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

本文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户籍身份对城市居民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户籍身份对移民的公共意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移民收入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减弱。在公共参与方面,移民表现得更为消极,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现有制度对他们的公共参与形成制约。但在群体性事件参与和面临政府不公对待的态度方面,不同户籍身份人群之间却没有显著的差异。虽然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更高的居民的确具有更强的公共意识,但并不明显具有更高的公共参与度。     

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

本文利用CGSS2010的数据，考察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居民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明显趋于弱化，但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变化；第二，中国居民政府信任水平的东、中、西区域差异显著，市场化进程与居民政府信任水平呈线性递减关系；第三，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有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影响会随着市场化进程愈发弱化，而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居民当前的政治价值观可能正处于过渡期，这种“过渡型”政治价值观既包含对传统权威主义的高度认同，也隐含现代民主主义精神。此外，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理性思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提升政府信任的最直接途径可能还在于提高政府工作绩效。     

转型时期居委会的社区权力及声望研究

在中国城市社会变迁的转型时期,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权力与声望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南京BX区61个社区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及分析表明：居委会目前的社区权力结构中仍以政府赋予的行政权为主,而在社区居民对其期待颇多的自治权、协管与监督权、突发事件处理权等的运用方面,居委会并未拥有足够的资源存量;社区其他营利及非营利组织在直接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过程中多少瓜分了居委会的权力,从而影响了居委会的声望,并且随着社区居民群体在经济、社会及文化层面的进一步分化,居委会在不同社区成员中的权力与声望呈现差异化的格局。     

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迁入的态度研究——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本文为外来人口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来自于城市居民的观察视角。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作者构建了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是否愿意外来人口迁入的多层线性模型。结果发现,市民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城市的制度环境对其态度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暗示在户籍制度的作用下,城市居民同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分隔和心理区隔可能互相转化,并有可能对后续的户籍改革造成阻碍,这提示我们为了获取大多数人对户籍改革的共识,城市居民的态度不应该被忽视。     

中国城市社区选举的想象：从功能阐释到过程分析

一、引言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制度的解体,以及与 市场经济发展相伴而来的城市社会变迁,中国城市的观察者们开始把 着眼点从宏大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微缩到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意识中 去,亦即"公共领域、城市空间和市民生活的生长"(Davis et al.,     

户主意志主导“海选”分析——以曲陂村为个案研究

村委会直接选举亦称“海选”，指在选举过程中，不预先设定候选人，由选民按照相关规则进行公决的政治制度。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村庄的宗族势力在影响着这一中国农村民主制度的成长。而本文却从实证主义出发，从目前学界忽视的一个理论视角——户主意志主导了“海选”，透过“海选”中的户主意志形成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发现户主意志是为了自身的家户利益而控制手中的选票，这种因个人专断而流失公共权利的行为对农村民主制度建设带来了不得后果。而改变此现状的政治路径是推进农村民主现代化和民主社会化。     

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

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的“文化和建构主义转向”凸显了框架整合作为微观动员机制的重要性。但是现有文献很少把这一过程置于自上而下的集体行动领域中来考察,同时框架分析在中观层面上的动力机制的认识上尚待深化。本文通过上海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个案考察,探索了选举动员中的框架形成和整合过程。研究发现,选举委员会及其所联系的积极分子网络,形成了一个包容性的动员结构。这一特定的动员结构在各个动员环节中,策略性地把国家的政策话语和居民对选举的不同感受衔接起来,整合了民主权利、邻里怀旧和社区认同等阐释框架,由此激发了更大尺度的共鸣和参与。这表明,框架整合与动员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框架化过程实际上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之上。     

项目制与政府间权责关系演变：机制及其影响

项目化运作是近年来国家治理的重要模式。既有研究已揭示：在项目制下,上级政府控制权增加,而下级政府的统筹治理能力被压缩。本文通过考察国家妇女小额贷款项目的演变过程发现,在项目制下,政府间权责关系的明晰化使下级政府可以通过倒逼机制影响上级部门的行为,维护地方政府利益。这实际上反映出,项目化运作不仅提供了从上至下的控制渠道,也同时增生了由下至上的反控手段。在这种演变中,上下级政府间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双方围绕权责关系展开互动博弈,进而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基层治理的“脱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