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五四”前夕的几首新诗

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五四”前夕,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六首新诗。关于这些诗,作者自己后来有过说明:“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这与《呐喊》的创作动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鲁迅写这几首新诗。为的是“呐喊”几声,     

关于无标点新诗的思考

一、无标点新诗的“崛起”《中国新诗选》①（1919—1949年），共选编26位诗人的82首新诗，其中无标点新诗只有田间的《山中》等2首。《中国现代抒情短诗一百首》（1919—1979年），共选编100位诗人的100首新诗，其中无标点新诗，也只有力扬的《给诗人）、辛迪的《航｝｝等5首。这虽不能说是反映了新诗发展的全貌，却也勾勒了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我们可以看出，无标点新诗不是“五四”以来直到70年代末新诗发展的主流。但是，70年代末至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以我国目前面向海内外、发表新诗为主的大型诗歌刊物《诗刊》为例，无标点新诗逐…     

论中国现代诗歌对古典意象的继承与改造

本文分析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意象表现传统。这一传统主要得之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古典诗歌的意象表现给了现代诗歌艺术以深刻的启迪 ,同时也成为现代诗歌意象营造所改造的对象。现代诗人有一部分直接承继了古诗意象 ,但对其加以现代性的改造 ;更多的诗人则从相反的思路理解和营造意象 ,使得新诗的意象成为具有非传统化的、体现出现代风采的诗性载体。     

穆旦与现代爱情诗

闻一多先生选编（现代诗钞）收入穆旦的（诗人首）等诗作，将这位40年代诗坛的“新生代诗人”置于中国新诗发展史的重要位置。[1]而写得凄迷深醇的（诗人首），确也从此被几代人解读、索悟。尽管读它，一如徘徊于爱的迷宫；但在百般品味后，怕又渐趋认同了穆旦的同窗、诗友王佐良写于半个世纪前的第一篇穆旦评介文章中的评语：“这个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的好作品（指（诗八首》）无疑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2]本文拟对之作些探索。一、亘古的“真实谎言”的拆解歌咏纯美的爱情，堪为古今中外抒情诗的母题。“五四”新诗的滥临，…     

简论“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是四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诗艺比较成熟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他们“借鉴了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用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西方现代派诗人的思维方式观察现实,思索人生,探究宇宙哲理,自成一种含蓄、冷峻、深沉的诗风”。尽管它具有明显的“现代诗风”,但由于这个流派的大多数诗人没有经历过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一开始从事新诗创作“便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中国新诗成就估价

新诗的成就如何？从过去的评论来看，大都估价偏低，如鲁迅、毛泽东的评价就是如此。鲁迅在１９３６年同斯诺谈话时说，即便是最优秀的几个中国现代诗人的作品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都属于创新试验之作”，“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新诗并不成功”①。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Ｌ讲话时说：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我反正不看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②他在１９６５年７月对日给陈毅的信中又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③其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许多人都持这种观点。可以看到，在其价值判断后面，大都有一个辉煌的古代…     

如何建立新诗体——与丁芒同志讨论

丁芒同志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建立新诗体问题,并作出了一些建议,我觉得是值得讨论的。不过,我不同意丁芒同志对新诗的悲观估计,我赞同诗人卞之琳的说法:新诗从五四以来,至今“仍富有朝气,生命力仍然旺盛,极有发展前途。”它在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部门占“统治地位”已有“半世纪     

闻一多的诗歌艺术追求探索

在纷繁复杂的中国现代诗歌流派中,以闻一多、徐志摩代表的新月诗派,是最早自觉努力于探索新诗的艺术美的诗人群之一。他们“在相似或相近的气息之下禀着同样以严正态度认真写诗的精神”而产生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往往具有一种艺术美的特质,这些诗,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故事,     

传统心理结构的自我拆解——论闻一多与中国传统诗歌文化

整个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发展,都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一种调整。不过,在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又如何进行现代意义的调整这一过程当中,不同的诗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倡导“诗体大解放”的胡适是积极、果敢的;当泰戈尔、惠特曼、歌德先后出现在郭沫若的眼前,他的兴奋和转向也是毫不犹豫的。但是,稍晚出现在新诗史上的闻一多却十分特别,日渐浓厚的新文化氛围分明并没有让他情绪昂扬,高视阔步。相反,他似乎比前一些人更加拘谨、小心,甚至严肃、守旧。这一现象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上是十分有趣的,就是在新月派内部,也颇为独特。     

诗坛高瞻佳作细析——评《新诗的裂变与聚变》

年届古稀的吴开晋先生的诗论集《新诗的裂变与聚变—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他几十年研究新诗结出的硕果。这个集子收入了一百三十篇诗学论文,这里面既有高瞻远瞩的长篇宏论,也有短小精辟的佳作细品,集中展示了一个著名学者的博大襟怀和评论家的敏锐眼光。第一编诗论选篇,是作者从以前的新诗论著《现代诗歌与欣赏》和《当代新诗论》中选出的。是对中国诗坛的宏观扫描,也是对现代著名诗人的论析。在《新诗潮的涌动与走向》一文中,开晋先生指出了二十世纪中国诗坛的两次大的浪峰。他着重分析了新时期这第二次浪潮的新特点,并预测新诗潮的…     

现代诗歌语言研究的基本路径

近三十年来现代汉诗的语言研究成绩斐然,学者们依据现代语言学的原理,对闻一多、徐志摩等现代诗人的新诗作品进行了精深的研究,我们以新诗语言研究的实例为基点,从词语、句法、韵律入手,归纳了现代诗歌语言研究的基本途径,并在实例分析的基础上阐释了这几条研究路径的合理性.     

新世纪诗歌书写与传统之关系

中国新诗自发生以来,与古典诗歌传统的纠缠就没有中断过,至今也未有明晰的结论。新世纪之交,有的诗人在写作转型中,重新意识到传统的价值,他们开始向其寻求资源,以通过革新和改造传统,来寻找诗歌写作的新方向。诗人们在对接传统的过程中,发现境界也是现代诗歌诗意生成的重要标准,而境界的生成,又关联到诗人在继承传统时对历史感的认知,这几者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对现代诗歌与传统之关系的呼应。     

科学思潮与中国现代诗歌思维方式的转换

科学思潮是中国现代诗歌思维方式转换的时代因素.在科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现代诗歌诗思由重直觉性向情与理相结合转变,由倾“虚”向倾“实”转变,由偏于“字”思维向偏于“句”思维转变.探究科学思潮对新诗的影响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下诗歌的理解,因为科学思潮对诗歌的影响并不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汉语诗歌又面临着科学的再一次冲击.现代科技对诗歌创作又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对历史语境中科学思潮与现代诗歌密切关系的分析,不仅能从发生学的角度上探究到新诗在思维方式上的变化,洞察到这种变化对新诗形式选择的直接影响,而且对于理解当下诗歌的流变及其形式选择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闻一多新诗美学的理论构架述略

闻一多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艺术改革家。他革新了新诗的价值观,将新诗“纳于艺术之轨”,刷新了一代诗风,推动新诗走向成熟的新时期,完成了中国新诗史上的一次重大的美学变革。徐志摩说:“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理论和艺术的一个。”     

新诗与民歌

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关怀、爱护、扶植新诗,殷切地希望诗人们总结经验,不断前进,指出“五四”以来的革命新诗同样是“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郭沫若的《女神》高举诗歌革命的灿烂红旗,吹响“五四”时代精神的响亮号角。它以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反抗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以如火如荼的热情讴歌祖国的未来,表现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解放的心声,为革命新诗奠定了基础,开一代诗风。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新诗擂响了反抗侵略保     

通还是不通: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些问题

我这些年与中国读者讨论中国现代诗歌的时候所遭遇的某种特殊的挫折感促成了这篇论文的写作.我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鲜明的印象是绝大部分中国读者无法建立起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尊重.即便是在诗人和诗歌批评者自己的圈子里,这种态度也非常普遍,甚至有些时候,这种态度似乎成为了华语知识话语的一部分.不时听到的意见有两类:第一,中国现代诗歌让人看不懂.第二,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具有杰出的形式美,中国现代诗歌终究无法与之媲美.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臧克家对新诗发展道路的探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许多诗人都探索过新诗的发展道路,臧克家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诗人之一。他在四十年代初说过:“自从我从事新诗的习作以来,诗坛风尚至少已有过两三次大的转向了。在这诗流激变中,我始终保持住自己”(《十年诗选·序》)。臧克家究竟始终保持自己风格中哪些比较稳定的因素,沿着什么道路探索,这是本文探讨的中心问题。     

试解闻一多研究中的一个谜——兼谈闻诗的传统意象

一朱自清称闻一多是抗战前唯一的爱国诗人。大家公认朱氏是严谨的学者,为什么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众多的诗人中,只称闻一多为爱国诗人,而且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呢?这似乎是一个谜。 朱自清的这个结论,不是随便妄下的,是他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从1935年到1947年十二年中,他先后五次重复过类似的看法。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1935年8月写的影响很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他说:闻一多“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到了1943年,在《新诗杂话·爱国诗》中陈说了这一判断的理由:“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的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意念。……这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这当然还有错综而层折的因缘,此处无法详论。但是也有例外,如康白情先生《别少年中国》,郭沫若先生《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等待便是的。我们愿意特别举出闻一多先生;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他歌咏爱国的诗有十首左右;《死水》里收了四首。”1946年闻一多遇害后,朱自清在《中国学术的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