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似帅蜀与南宋初年川陕军政

绍兴二年末，南宋中央宣布召回张浚，以王似出掌川陕宣抚司。张浚之所以被召还，除以往研究所强调的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外，还在于他与朝廷在川陕战区攻守战略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王似具备丰富的地方大员任职经验，政治上又非张浚“私人”，加之其“镇重宽厚”“能坚守”的特质颇符合宋廷对川陕的收缩防御战略，这些都成为他继掌宣司的重要因素。王似帅蜀后，充分继承张浚遗留下的财政、军队人事格局；至于蜀口三大将的屯驻格局，则明显呈现战略收缩态势。     

南宋的川陕战略

南宋立国于东南,非常重视川陕：川陕是南宋朝廷号令中原之地,“将图恢复,必在川陕”;川陕是南宋文人魂牵梦绕之地,“剑指三秦,一战东归”;川陕是南宋人民无法割舍之地,“倚雍之强,资蜀之富”;川陕捍卫了南宋半壁河山。     

南宋高宗朝的川陕军粮问题

川陕边境地势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朝廷出于捍蔽四川、固守东南的目的，对川陕防务亦格外关注，于此集重兵把守。关外之地因常遭战火躁践，所产粮米不足供军。为解决关外大军的粮饷供给，宋廷曾作了种种努力，主要是从蜀中水陆转槽。但由于嘉陵江河流湍急，沿途道路崎岖，加之又是逆流而进，欲将蜀中粮米运抵关外是何等之不易。正因为如此，南宋时期关外大军的军食供给一直比较紧张。     

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籴买与转运——兼论南宋时期嘉陵江水运

南宋川陕战区战略地位重要,在南宋国防安全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为确保充足的粮食供应,南宋通过和籴、科籴等方式籴买粮食,筹集到大量军粮.南宋将川陕各地籴买到的粮食通过陆路和嘉陵江水路两条路线运往边防前沿,这为川陕边防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川陕战区军粮籴买与转运中,出现了诸多弊端,成为当地民众的沉重负担,体现出军队物资供应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籴买与转运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军队物资供应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     

群众利益与苏区政治动员——以川陕苏区为例

革命时期,党成功实现了维护群众利益与政治动员的有机结合.以川陕苏区为例,党通过维护群众利益实现了有效的政治动员,同时政治动员亦成为党维护群众利益的主要工作方式,尤其在执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甚至是革命年代唯一有效的方式.从结果而言,政治动员确实发挥了切实维护苏区群众利益的功效,同时亦起到动员苏区群众积极为中国革命最终胜利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作用.     

苏区妇女解放实践初探——以川陕根据地为例

川陕苏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通过颁布《妇女斗争纲领》等系列法令,以及组建妇女工作机构等措施,在苏区掀起规模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通过妇女运动,苏区妇女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她们参与革命的热情也空前高涨起来。     

党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经验解读——以川陕苏区土地革命为例

川陕苏区的创建、发展与党在土地革命中切实维护了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究其成功之道,在于党依据实际、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着眼群众根本利益,制定了符合当地的土地政策,最大限度满足了群众的土地诉求,同时还重视生存,立足发展,使群众的利益在发展中得到维护.     

川陕苏区红军的新兵教育与训练——以《红军新兵基本训练纲要》为中心的考察

川陕苏区时期,在军队数量急剧增加和战事频仍的历史环境下,红四方面军非常重视新兵训练工作,并且摸索出了一整套专门针对新兵教育和训练的方法,有力地提高了新兵的政治、军事素质,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的发展与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川陕革命根据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红四方面军创建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学界对其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相关学术问题探讨方面,尚有许多不足。可以通过探讨问题、挖掘新史料、开拓视野等方式,进一步深化和推动川陕革命根据地研究。     

川陕苏区时期的群团组织与红四方面军后勤保障研究

川陕苏区在其存在的近三年时间里,红四方面军多数时间都在与敌作战,斗争频繁。川陕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富有成效的群团组织建设,采取取之于敌、筹之于民、白区秘密采购或换购等诸多筹措方法,在对敌作战过程中把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和凝聚起来,从而为红四方面军取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极大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宋代民族地区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

两宋时期,鉴于西北、西南边区民族分布众多、形势复杂等因素,宋朝廷对民族地区各类纠纷的法律处置比较谨慎,其法律解决机制以习惯法为基本原则,逐渐加大国家制定法纠纷解决的渗透和力度,并形成民族边区国家法权威的主导性。灵活有效的法律机制对于确保民族地区社会统治秩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用水纠纷述论

用水冲突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冲突之一,在一些水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尤其显着.宋代用水冲突可大致分为均水之讼、侵水纠纷和功能性用水纷争三种情形.透过宋代用水纠纷,可以初步了解宋代用水秩序失衡的缘由,并进而触及到当时的水资源环境与基层控制等问题,丰富和深化对宋代社会的认识.     

南宋乡村区划探析--以都保为中心

南宋时期,"并都"、保伍法以及经界-推排-自实法相继实施,最初作为地方自治及保防组织的都保,兼具了人户控制和土地控制的双重功能,其乡村区划的意义日渐得以强化,县以下的行政事务主要通过都保来执行.但是,原来的乡一级区划和都保只存在地域上的包含关系,而没有行政上的统属关系,这两种乡村区划体系长期并存,各自发挥着相应的功能.     

隐性的机构精简与南宋中央集权之弱化——论南宋地方行政机构的“兼职”现象

南宋中后期,地方行政机构中同级或上下级机构的长官互相兼职日渐增多,这种非制度层面的"隐性"因素,导致真实的地方行政权力分配格局偏离条文所显示的理想格局,行政权力由底层的县向中、上层的州、路和制置司、总领所集中。若将中、上层级的地方政府看作一个整体,其内部又出现不同机构之间权力合并的迹象。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种"隐性"因素的推动,使得南宋时期行政权力的分配格局日益不利于中央集权。     

宋代文思院的管理体系与管理措施

宋初,文思院由以文思使、文思副使系衔的内侍官、武臣掌领.至少从宋真宗时期起,文思使和文思副使不再掌管文思院.宋神宗时期,文臣京朝官成为管理文思院的最高官员,内侍官及武臣地位下降.南宋时期,文思院监官、监门官均由文臣担任,武臣、内侍难觅踪影.文思院上下界均设置了各类公吏,制定严密的管理制度.文思院通过采取订立各类产品的料例功限、检验产品的质量、注重经济成本的核算、提高工匠的雇值等种种措施,为皇室、各级政府部门及普通民众提供了规范划一、制作精良的手工业产品,在各类手工业部门中起到了引领的典范作用,促进了宋代手工业技艺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     

北宋后期的都保区划

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呈现出残缺不全、新旧交替的特征。乡、里在合并的同时已失缺原有的编户功能。熙宁变法之后,作为地方自治及保防组织的都保,日渐具备乡村区划的功能,县以下的行政事务主要通过都保来执行。但是,原来的乡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继续存在。乡和都保只存在地域上的包含关系,而没有行政上的统属关系。乡和都保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乡主要是地理区划上的意义,用以来确定方位、籍贯等;而都保则是依人户而划分,以对其实施行政上的管理。     

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试探

从中国古代战时中央军制的演变来看,南宋朝廷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完善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这一体制以都督(视)府为主导,体现了中央派出军政机构的常态化。一方面,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是在军事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多种形式并存到都督(视)府为主导,历经北宋末年到南宋高、孝之际三十余年的探索。另一方面,南宋处于帝制后期中央强化对战时军政机构控驭的重要转折阶段,与历史发展趋势相合。南宋政权所建立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有利于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派出军政机构的指挥、调动,但亦需面对如何处理好集权与效率的两难问题。     

清代皖江圩区水利纠纷及权力运作

在圩区中,由于圩堤的兴修维护、河流渠道的疏浚、排洪泄洪与引水灌溉等活动涉及到不同圩民的利益,极易引发水利纠纷。清代皖江圩区水利纠纷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既有自然环境原因,也有社会因素。水利纠纷反映的不仅是简单的利益争夺过程,还展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期间皖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和社会人口三者之间的矛盾。这些圩区水利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反映出国家、社会、民众的互动,凸现出不同的利益集团权力的运作。     

论南宋时期江南书院文化传承的价值取向

书院自产生以后一向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主阵地,它与文化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体现出特殊的文化传承价值取向.尤其到南宋时期,江南一带书院从各个角度和层次对传统文化加以选择、创新、传播和传递,形成鲜明的时代和地域性特色,对当时乃至后世书院与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导向作用.     

诗工命穷——论南宋江湖诗人的悲剧人生

南宋江湖诗人以自己的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诗歌流派,改变了一代诗风.作为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政治地位不高,几乎与普通百姓无异;大多数人并未因为享有诗名而过上优裕的生活,而是生计艰难,命运多舛.他们有的被迫干谒,受尽凌辱;有的兜售诗文,屡遭冷遇;有的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甚至客死他乡,无力安葬.这些诗人沦落到如此地步,一方面与诗人自身的原因有关,如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缺乏恒产,不愿走科举仕宦的道路,或嗜吟成癖和拙于生计等;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和统治者的压制与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