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代宗教:一个有意义话题的重提--论梁漱溟儒学具有宗教作用之学说的理论意义

梁漱溟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提出,由于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能够给人以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因而具有宗教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西方社会是由宗教承担的,而在中国是由道德承担的.这就是著名的道德代宗教说.本文认为,道德代宗教的话题今天并没有过时.它对于解决当今道德理论中特别是西方伦理思想中的一些重大难题,对于正确认识儒学的社会作用,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浅析牟宗三现代新儒学的人文宗教观

牟宗三以终极关怀、安身立命来确定儒家的人文道德宗教意义,认为儒教之为“教”强调了人文的生命之在于人自身而不是人格神．凸显了德性主体的“内在超越”而非向彼岸的外在超越,故而成立一最优化的“圆教”形态．而“良知的自我坎陷”说又为儒家人文宗教的完善提供了更精致的论证,牟宗三以儒家的宗教化来对治当代人文精神的式微,进而追求人的生命圆满和社会圆满。     

综合思维方式与儒学是否宗教的问题

中国远古先民有一个独立的上帝观念,但是这种观念被后来的儒家所否定。儒家向来提倡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泯灭了天(上帝)和人之间的界限,因此儒家没有一个至上神的观念,不可能形成神学宗教。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贯彻了中国思想史的始终,中国的一部"二十四史",无不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中国没有自己的信仰史。儒家的宗教性在其道德宗教方面,其主旨在于妥善地处理天和人、人与人、人的内在自我和肉体之间的关系。儒家对这些关系的处理在当今仍然是有意义的。     

牟宗三与劳思光儒学观之比较

牟宗三与劳思光两人儒学观同中有异,分歧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先秦儒家思想中具有形上学,依此衡断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趋向。牟宗三思辨地证立了儒家自始具有"道德的形上学",以此为"道统"分判宋明儒学,提出"两统三系说";而劳思光质疑任何诉诸"存有"之价值学说的理论效力,提出宋明儒学"一系三型说"。在比较的视野下,尽管两人的儒学观各显其内在问题,但两人对儒学的创造性阐发依然为后代学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论清代儒学的再整理

清代儒学家力图从儒家经典中重新挖掘儒学的意蕴,致力于儒学的再整理。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两条挽救儒学的措施,一条是正本清源,另一条是由器求道。戴震提出“道器一体”、“气化即道”、“理在事中”、“理存乎欲”等新观点,重申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主义思想,恢复了经世致用的学风。清代儒学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学术独立的意识,构成儒学的第四个理论形态。     

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

在当代中国儒学史上,内容不同、特点各异的开展儒学的形态已然形成,主要包括: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这五种儒学形态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意蕴,更有其深刻的实践意蕴。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资源的探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自觉性调适,因而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追求,而是一种在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张力之间对儒学的创新、对生命的安顿、对民族的铸魂之伟大实践。     

以道德代宗教——论梁漱溟的宗教观

中国近代以来,传统的社会体制、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都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儒学和宗教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备受关注.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梁漱溟对这一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他"以佛教释宗教",主张"以道德代宗教",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对宗教进行了诠释,突显了一位儒者强烈的人文关怀.     

近30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及其学术贡献

近30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自任继愈提出“儒教是教”观点以来,先后经历了3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标志着我国儒学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开始跳出西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藩篱,逐步驶入了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面向事情本身”的学术正道。     

儒学与宗教对话:以“儒家基督徒”为视角

"儒家基督徒"特指明末清初以来服膺、实践儒家存在方式并认信基督为终极信仰的知识性个体."儒家基督徒"具有其合理性存在的思想资源和儒学与基督教历史性对话的历史经验.关于"儒家基督徒"的论说为儒学与基督教对话提供了有趣而艰难的视角.     

论儒学的现代性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中的学习组织探讨

自主学习作为当前课程改革中所推行的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在教与学过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学习组织作为一种传统的学习和组织教学的重要形式在自主学习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发生那些变化,文章将就学习组织存在的理论基础,组织形式与性质及其对学习的影响三方面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学习组织在自主学习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组织形式和性质及其发挥的作用有所变化。针对目前学习组织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任继愈的儒教观及其宗教思想史意义

任老的儒教观包含几个基本观点:儒学是学,儒教是教;儒学宗教化,形成儒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儒学宗教化有其自身思想神学性的原因;儒教要批判,但历史上的儒教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基,不能简单否定了事.这些都对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有启示意义.     

当代大陆儒学复兴的思考

李春青认为,儒家文化并非不可分割的整体,既有其精华,又有其糟粕。对于今天我们应该做的首先是根据儒学自身的复杂性与我们的现实需求去分析它,然后以“择善固执”的态度去实践那些有价值的部分。郑伟认为,对于儒学来说,无论是将之一棒子打死,还是将之定为一尊,都是文化霸权的表现,既不能简单地抹煞它的时代意义,同时又应该提防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董阳认为,“读经”之争发生在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护主义年”,读经并没有错,只不过不要那么功利,它的作用并非有其倡导者鼓吹的那般效果。让读经不再“主义”,让“运动”回到活动。     

让读经不再"主义"

李春青认为,儒家文化并非不可分割的整体,既有其精华,又有其糟粕.对于今天我们应该做的首先是根据儒学自身的复杂性与我们的现实需求去分析它,然后以"择善固执"的态度去实践那些有价值的部分.郑伟认为,对于儒学来说,无论是将之一棒子打死,还是将之定为一尊,都是文化霸权的表现,既不能简单地抹煞它的时代意义,同时又应该提防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董阳认为,"读经"之争发生在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护主义年",读经并没有错,只不过不要那么功利,它的作用并非有其倡导者鼓吹的那般效果.让读经不再"主义",让"运动"回到活动.     

传统的魅力与现实的诉求——从当下语境看儒学的意义

李春青认为,儒家文化并非不可分割的整体,既有其精华,又有其糟粕。对于今天我们应该做的首先是根据儒学自身的复杂性与我们的现实需求去分析它,然后以“择善固执”的态度去实践那些有价值的部分。郑伟认为,对于儒学来说,无论是将之一棒子打死,还是将之定为一尊,都是文化霸权的表现,既不能简单地抹煞它的时代意义,同时又应该提防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董阳认为,“读经”之争发生在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护主义年”,读经并没有错,只不过不要那么功利,它的作用并非有其倡导者鼓吹的那般效果。让读经不再“主义”,让“运动”回到活动。     

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本文对以往儒学由"内圣"到"外王"的思考做一逆转性思考,而指出从"外王"到"内圣"的一个崭新可能.作者多年来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来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并提出批评.作者指出,原先"从‘内圣'到‘外王'"如何落入以"心性修养"为中心,而遗弃了"社会公义";相反地,从"外王"到"内圣",则不再是"大公无私",而是"公私分明",对于"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始有一恰当的衡定.笔者认为这是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曾子》十篇思想内涵新论

前人的研究多将<曾子>十篇作为一个整体,却很少注意到<曾子>十篇不同篇章之间存在的思想歧异.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我们把<曾子>十篇分为内、外、杂三篇,来探讨曾子的思想内涵.<曾子>十篇与郭店儒简同处孔孟之间,是先后相承的两个学术枢纽,我们把<曾子>十篇放在<论语>与郭店儒简之间,以郭店儒简为参照,反观<曾子>十篇的思想特色,以期更深刻地展现<曾子>十篇的思想内涵.     

亦集乃路的儒学管理初探

《黑城出土文书》为我们研究亦集乃路的儒学教育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亦集乃路儒学既受甘肃儒学提举司管辖又受亦集乃路总管府的管辖。儒学教授是选拔博学多才的儒生,并经过朝廷任命。总管府勘验后上任。儒学的生员来源为儒户和良家子弟。亦集乃路儒学经费的来源主要有政府的财政支出、学田、学课钱三个方面,其经费支出主要有学官的禄米、贫士口粮、生员生活费。从学生抄本和印本来看,儒学教学的内容应是符合元政府规定的。     

论新形势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 ,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的 ,在加强和改进的方式方法上要注意立足于创新 ,并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倡导的素质教育相结合 ,这样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才能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后现代史学与儒家史学——新与旧的辩证

当代中国史家对后现代史学的挑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尽管人们对后现代史学观点各异 ,褒贬不一 ,但讨论热烈并逐步深化是不争的事实。其中 ,后现代史学与儒家史学的关系应是这一讨论中的关键论题。儒家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特色 ,如强调褒贬经世的道德理想主义、中国文字的沉重性以及政府公权力介入修史等。我们认为 ,如果将后现代史学看成是一种视角而非固定的严谨的方法 ,那么 ,在儒家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互动过程中就完全有可能达致一定层面上的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