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视角

我国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各区域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和高等教育经济增长贡献也存在差异。按照我国传统东、中、西的经济区域划分,利用2001—2010年面板数据,通过改进CD生产函数模型,考察各省市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研究发现: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弹性较低,但高等教育经济贡献率较高;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产出弹性较高,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中部地区居中。因此,东部应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中部应通过改善就业环境留住人才,而西部应强化基础教育。     

后金融危机时期加快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思路及对策

面对金融危机的蔓延与冲击,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速度与规模的提升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在商务成本、产业配套能力和投资环境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中央政府应加紧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对区域产业转移加以引导和协调,并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加以支持和促进。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提升产业配套能力、优化投资环境,有效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力及粘性分析

我国区际产业转移既存在一定的动力因素,也具有一定的粘性。前者主要包括东部企业利用中西部地区低成本生产要素和这些地区潜在的市场需求的动机、中西部地区政府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速本地经济发展和提高就业水平的动机等;后者主要包括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式发展模式、企业沉没成本和资产专用性、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投资软环境的差异等因素。为强化区域产业转移的动力,抑制、消除其粘性,应加快形成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倒逼机制;制定有利于产业转移的政策;强化中西部地区产业配套能力,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优化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等。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科技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优于东部地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甚微。政府应当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     

数字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

提高创新效率对提升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对创新效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间的中介变量;不但本区域数字化能显著促进本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而且本区域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周边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当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比较高时,会增强数字经济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增长都会促使相邻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快速增长;在全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逐渐下降。因此,要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促进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发挥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     

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吗?

通过科研投入和科研产出双重视角检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是否会促进区域科技创新,以及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长江经济带的科研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科研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对科研投入和科研产出的影响,表现为影响方向上不均衡性和影响尺度上的不对称性,表明长江经济带的科研投入-产出机制还需进一步理顺。应理顺科研投入-产出转化机制、加强创新驱动发展的顶层设计、创新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和加快构建和完善区域科技服务体系。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贸易发展

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区域流向与我国区域贸易发展特征,本文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贸易发展的影响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即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进口贸易都具有正面的促进效应。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也是导致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贸易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对出口贸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比较而言,外资企业对中、西部地区出口贸易发展的推动效应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社会治理能力评估

基于公共财政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含9个二级指标,21个三级产出指标的社会治理能力指标体系,并测算了我国2007~2013年的社会治理能力指数。研究结果显示,全国以及四大区域的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区域间社会治理能力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显著强于东北地区、东北地区强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相当。同时,进一步探讨了四大区域人均社会治理财政支出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同步性关系,并提出了提升我国社会治理能力水平的政策建议。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比较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构建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赋权法,对2013—2017年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创新能力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1)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区位差异,整体而言,东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各区域综合得分时序变化明显,西南地区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东部地区则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其中,山东、广东和河北等省域的创新能力持续提升,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各省市区域创新能力有所下降。(3)从各区域创新要素得分看,中部地区创新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浙江省创新产出效率较高,内蒙古、河北等华北省级区域的创新贡献水平不断提升。(4)各区域应通过鼓励区域间协同创新发展、大力推进文化产业集聚、积极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完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等措施提升创新能力。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比较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测算了东部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贸易增长效应、产业结构转换效应的区域差异。研究表明:①从短期效应、长期效应看,当年和超前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沿海省市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作用明显,对广东、福建和上海的影响较大。②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沿海各省市进出口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对广东、上海、江苏、山东等。③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沿海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带动作用明显;T检验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基本没有解释能力,对第二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性高于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影响。     

科技投入、地区差异与经济增长

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7-2005年度省级面板数据为依据,运用广义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全国样本和各省区分组次样本的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投入对当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15,合理的科技投入结构和科技投入方式能增大科技投入的经济效果;技术创新差异带来的工业化率的差异造成了区域发展差异,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地区创新能力应突出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提高地区的技术引进和消化能力.     

东亚地区经济内部化及产业分工体系研究

强化专业化分工、提高内部经济依存度是东亚经济体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基础。通过分析东亚地区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内部化程度以及产业分工模式可以得出结论(1)在东亚地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大都在区域内有明显的垂直分工;(2)东亚地区的内部最终消费比率较低,即最终消费品的内部市场依存度仍远未达到能有效降低外部冲击的水平。因此,加速一体化的推进对于东亚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河南省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实证研究：1978-2005

测算河南不同时期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的结果表明：四个时期河南资本投入保持了非常高的产出弹性,而劳动和科技投入的产出弹性出现较大波动,河南省的就业结构以及科技创新的实力都有待改进和提高。     

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比较分析

相关数据表明,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就业增长率,就业弹性长期呈现下降趋势,但仍是拉动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二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均显著高于全国水平：工业产值增长的就业弹性最高,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服务业就业弹性虽在下降,但也保持较高水平,是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农业排斥就业,而且趋势加强。因此,扩大就业、优化就业结构,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工业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延边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最近几年,延边经济增长保持较快发展势头,但在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方面,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并呈现扩大趋势。分析延边经济增长动力因素及国际、国内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成功经验,采取投资拉动战略已成为延边近期加快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选择。因此,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良好投融资环境,全力激发社会投资热情,大力培育各类投资主体,以重大项目建设带动社会投资增长,已成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投资低效与经济增长:对中国资本存量和无效投资的估算

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巨大,但与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出效率进行比较,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由于产出中有相当的份额用以弥补无效投资和浪费,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为了GDP增长速度进行的无效投资违背了发展经济的本来目的.倘若投资和GDP的增长不能带来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那么这样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就没有任何意义.     

Rush to the border?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urban- and rural-origin internal migration in Mexico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driving internal migration flows in Mexico. We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that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has had in encouraging migration to border cities. Our analysis of the origin and destination of migrants is carried out at a finer level of geographical detail than ever before. Microdata files from the 2000 population census allow us to distinguish urban- and rural-origin migrants to the largest 115 cities and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e country.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measured by the level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in the maquiladora export industry, strongly influences migrants’ choice of destinations. However,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fails to fully account for the attraction of the border, as do the higher emigration rates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order cities. Our analysis also reveals that migrants to the border region and to cities with high level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re younger, less educated and more likely to be men than migrants to other parts of Mexico. Rural migrant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move to the border and to cities with high levels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an urban migrants.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 for other countries opening their economies t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论东亚最优汇率制度选择

东亚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面临两难困境一事表明,东亚汇率制度选择必须进行区域汇率制度合作。东亚经济条件的实证分析表明,东亚汇率合作中最优汇率制度安排应该是共同钉住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以推动东亚汇率制度一体化,最终实现亚洲单一货币区。     

电信基础设施保护及对策探讨

电信基础设施是通信的网络和命脉,是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但是近些年来,通信基础设施防护一直是个难题,偷盗毁损通信基础设施的现象十分突出,给国家和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重威胁通信网络运行安全。通过内涵、外延的叙述对基础设施的概念作了解释,在此基础上对基础设施所具有的助推作用及乘数效应两大特性作了分析,阐述了基础设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列举了公用电信设施被破坏的几种现象,指出电信基础设施安全状况令人堪忧;通过观察分析,提出了在保护基础设施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指出打击不力、监管不严是其主要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从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宣传教育、社会治理等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基础教育创新与经济增长

本世纪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转化为知识型经济增长模式,知识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通过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成为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中介。从教育的社会收益来看,小学的投资收益率高于中学,中学的投资收益率高于大学。笔者认为,从提升我国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角度来看,现阶段基础教育还应该做如下创新:加快普及高中教育的步伐,提高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变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提法为普及初中或高中义务教育;加强教师培养,提高教师待遇,保证教育质量的稳步提高;加强中小学生的实用性教育。